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虽然惭愧鲜少建树，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最难得的是：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记得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我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连河川都冻结成冰，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心想把它捡起来，再走向前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转身离开时，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剎那间，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这时，我全身冰冷，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像游魂似的，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哥哥应声开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家人一再追问，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

中日战争爆发那年，我才十一岁，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那时，处处烽火弥漫，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在后方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常常天还没亮，兰花会、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杀鬼子喔！杀鬼子喔！’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也凭添几分紧张气氛。每当枪战格斗结束，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丝毫不知‘死’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情急生智，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

次年，我在栖霞山出家。参学期间，饱受病苦的磨难。记得在十五岁时，我乞授具足大戒，因为燃烧戒疤时，戒师吹气太猛，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紧，但脑神经已被烧死，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没有半点怨尤。后来，靠着每夜礼佛祈求，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复了记忆，还比以前更加聪慧。一段意外的灾祸，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

十七岁时，我染患疟疾，乍冷乍热，极为难受。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即使得了疾病，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我拖着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大约一个月后，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我捧着那碗咸菜，感动得涕泗纵横，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于是，我立下誓愿：‘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报答师恩。’未几，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过了两年，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不知怎的，全身长满了烂疮，历经数月，都未见转机。平日灼痛难耐不说，时值溽暑，脓汁和着汗水紧黏着衣裳，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也随着衣服一齐剥下，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当时，物质贫困，三餐不饱，更遑论下山就医。或许是命不该绝吧，我又熬过了一关。

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后，出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时，正值国共相抗，转为激烈，双方每天都派人携械四处搜寻可疑分子，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无日无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平日宁静纯朴的乡村，此时充满腾腾杀机。一天，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关了十天以后，在往赴刑场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黄黯淡，心中倒不惊惧死亡，只是遗憾：‘我现在才二十一岁，可惜啊！许多的理想与抱负还未施展，却即将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间就要消逝无踪了。而师父和外婆、母亲都不知道。’想着想着，忽然有一个人走来，带我步出刑场，逃过死亡。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令我体会到外婆的话：‘面对死亡，不必惊慌！’实在有道理，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山河变色，我随着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由于当时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此从事渗透颠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师，以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籍僧众再度挤在牢狱中，不但不能躺卧休息，还备受捆绑扣押的待遇。就当年的情势而言，间谍只有死罪一条，我那时真的泰然自若，坦荡无畏。二十三天后，在吴经熊、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将我们解救出来。又一次历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念，从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愿力。

是年，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有一回，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我一个闪身，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散得一地都是。一阵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我合上双眼，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头顶，捏捏四肢，感觉没有异样；又触触鼻孔，碰碰胸口，发现自己竟然还一息尚存，大难不死。赶紧起身，将脚踏车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载货用的绳子捆好，扛在肩上，走着回去，一路上只惋惜着车子坏了，损失惨重，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是否无恙。这天，我在日记上写着：‘平时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是脚踏车骑人。’

二十八岁那年，为了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弘法团领队，扛着大型录音机前往花东宣传，不料却因此患了严重的腿疾，疼痛无比。医生说：‘别无他法，只有将腿锯断，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听了以后，并不懊恼，自念：‘腿锯断，不能行走，正好可以专心著书立说，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点都不觉惊慌，努力筹措锯腿经费，没想到过了些时日，竟不药而愈，自庆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后，却在浴室内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断了。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是请护理人员告知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的弟子们：‘我很舒适安乐！’两年来，我拄杖云游，远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确实未曾感到丝毫不便，反而觉得：人生有一点缺陷，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赞助，在新北投温泉路购得一屋，将它命名为‘普门精舍’。记得一个台风夜里，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个不停，忽闻屋后轰然作响，原来半山腰的落石滚滚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倾听千军万马似地呼啸不停的风声雨声，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险，只是慨叹：‘如果房子被风雨冲毁，不但有负信徒美意，更让教界人士笑我福报不全。’次日天亮，风停雨罢，我信步踱出屋外检视灾情，只见山的上半部完好无碍，而山的下半部则因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没有被落石压垮，众人目睹此景，莫不称奇，并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谢诸佛菩萨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间，我的背部遽痛，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了我的X光片，告诉我说：只剩下两个月的寿命了！并且一再叮嘱：务必在几日内再来复检。我因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来，也忘了这么一件事。一年后，医生再看到我时，大吃一惊，思维良久，才开口问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经受伤？’我左思右想，才记起数年前在台风天巡视灾情时，曾经从高处摔落地面，当时也是因为法务系身，而无空就医，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X光片上的黑点原来正是体内久积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庄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宜兰念佛会任职总务主任时（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请他到高雄帮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请铁路医院的医师来检查，这才发现：他的五脏六腑全都腐烂多年，他却不以为意，每天依旧勤奋工作，忙里忙外，后来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岁时，还随我出家，年高八十，才舍寿往生。

在年轻一辈的徒众里，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岁初来美国时，得了红斑血狼疮，他抱病苦读，终以优异的成绩，在一年内于美国完成专科学业，被全校师生誉为‘超级女尼’；十年来，他受尽病痛的折磨，几度差点丧命，却依旧乐观勤劳，不落人后；现在担任美国西来学校校长，并主持《佛光世纪》发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宽，在监督极乐寺工程时，曾被山洪冲下，几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满，因为尽责看守佛光山的停车场，而被恶民乱棒击打头部。但是他们从未喊苦，也不退缩，一本为法忘躯的精神服务大众，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坐化而去；听到弟子的悲号，又张眼复活，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再端坐舍报。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在享罢祭祀之后，怡然长辞。晋朝徐明叛乱，劫烧民舍，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贼欲斩师首，他却吟偈自称‘快活烈汉’，贼众见状动容，非但不杀，还恭送回山，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后来，他在死前预知时至，坐在自制的木盆里，放入河中，吹笛随流而化，三天后，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其他还有丹霞禅师策杖着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其他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庞蕴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传为趣闻美谈。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放下执着，随缘放旷，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

所谓：‘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环本是天地运转的常道，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平常心来看待死亡。更何况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了一副躯壳罢了，我们的意识，乃至业力还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递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实有，死也不是真灭，既然如此，于生死又何惧之有呢？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当下，以创造继起的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