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年前，我和母亲私下约定，由我出资给小弟买套房子。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还漂亮。小弟３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了同桌。我写字的速度很快便练得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拣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而且小弟和我都被学校开除了。父亲和母亲一起低三下四地去找村长求情，说开除小弟可以，但无论如何得让我上学。村长老婆阴阳怪气地冲母亲撇撇嘴说：“也不知道你们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积出这么好一个儿子来！”母亲被噎得泪水长流。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操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　　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３０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晚地拼命。１６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１３０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５０块，交给母亲５０块，自己只剩下３０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地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５０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的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４年，小弟每个月５０块钱，整整给我寄了４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在乡下，和小弟同龄的男孩子已经做了孩子的父亲。母亲很要强，虽然小弟不是一个健康人，但她发誓一定要给小弟娶一房媳妇，让小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她几乎是神经质地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拜托人家为她的哑巴儿子讨个媳妇。母亲说：“如果不把你小弟安排好，以后我和你爸说不定哪天就去了，不是还要连累你吗？”　　我心里酸酸的，黯然无语。　　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心里很疼，我拿出读大学时小弟寄给我的钱，泪就流了出来。小弟从小就活得卑微而屈辱，这回说什么我也要帮他把房子买了。　　我把要给小弟买房的决定告诉母亲，母亲笑了，但是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了一脸，她叹息着说：“还是要连累你……”　　母亲又找了媒人，费尽了口舌，总算说通了可以先办了婚事，两年后保证把新房钥匙交给他们。女方勉强同意，但是一定要我立个字据，以免我将来不认帐。我握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沉重和责任。　　小弟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他乐呵呵地忙着准备自己的婚事，快乐溢于言表。结婚的前一夜，小弟陪着我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了很久，他用手语跟我“说”：姐，你该给我找个姐夫了。你老是一个人在外面，我们都为你担心呢。　　那时候我在一家都市报社做编辑，每个月１５００块工资，工作很清闲。我去找了领导，表示想调到广告部工作，因为广告部的收入是按提成分的，只要能拉来广告，收入非常可观。老总起初不同意，没头没脸地骂了我一通，指责我不应该眼睛里只看到钱。但是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沉默了，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不要丢了你自己！”　　我白天去跑广告拉客户，晚上写稿子，通常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觉得自己仿佛虚脱了一般。但是第二天早上８点，我又精神奕奕地去接待客户了。一年之后，我的广告业务提成有了大幅的进展，同时我的稿子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开花。当我将自己的一部书稿连同署名权一起卖给了一位书商，并拿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后，买房的钱已经攒得差不多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心上的重负一下子轻了很多。　　我回家，找了家在县城的老同学帮我选房子。最后选中了一套８０平方米的房子，有向阳的阳台，环境也很安静。交了钱，拿回钥匙后，我兴奋地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想着小弟以后的幸福生活，我的心都要醉了。　　我激动地回家，拉着小弟上县城看房子。小弟起初不明白我要带他去哪里，待我打开新房子的门，并把钥匙交到小弟手里，他一下子惊呆了。他不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使劲点点头，告诉他，以后这就是他的新家了。小弟嘴里“啊啊”地叫着，拉着我的手，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双臂舞动着，不知道该怎样高兴才好。　　但是很快他便静了下来，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脸憋得通红。我沉浸在幸福的构想中，不曾注意到小弟的表情。他突然把钥匙重重地往我手里一扔，便跑了出去。我还以为他忘了拿什么东西，一直到晚上回家，一进门小弟就黑着脸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姐，你为什么要给我买房子呢？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可是你不能去挣不干净的钱哪！爹妈供你读大学不容易，你怎能这样作贱自己呢？你把房子退了吧，这样的房子打死我也不会去住的……”　　看完纸条，我又好气又好笑，原来小弟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正啊。我拿起笔，在纸上接着写道：“小弟，钱是姐靠写字和拉广告赚来的，这个你不用怀疑。给你买所房子，一直是姐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做游戏，你垒了一所泥房子，你说那房子是你用心做顶，以爱做墙，我们一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一生幸福！这句话曾经是我攒钱买房的最大动力，我要让你幸福！”　　小弟看着我，泪，从他的眼角溢了出来。　　搬进新房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我却泪流满面。我在心里说：“该歇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