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和查利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休与我已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而查利则在15年前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15年后，我和休重新找到了查利，也重新找到当年的友情。

　　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30年前的斯沃思摩。我当时才17岁出头，是个胆小内向的布鲁克林技校毕业生，来到这所小型的教友会学院时，别人已经第二学期开学。在教学主楼的教室里，两个男孩使我吃了一惊。他们似乎象征着整个学院的风度：休正对约翰东尼那些深奥的诗作大发议论，查利则专注于吐出一串串烟圈。我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比我大两岁，看上去比我懂得多得多。休长得酷似影星马龙白兰度；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是其他人都很清楚，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查利满头微卷的红发总是乱蓬蓬的，似乎有不少比仪表更重要的事得去考虑。他今后很可能成为心理学家，但那时他正被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方式和出众的才华所吸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三人不停地交换着讨论的话题———上帝、文学、人性，以及最热门的主题———姑娘。我认为正是这种整日整夜的长谈使我们早先的友谊牢不可破，因为这种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一起，这在后来的日子里就难以办到；此外，还有参加辩论的冲动，以及表现自己欲望和对新思想新观点的接收。　　我和休都是纽约人，出身于忠实的犹太教徒家庭，查利则是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的母亲是一位瘦弱的护士，很少与儿子交流思想；他的父亲已经住进了一所精神病疗养院，事实上也再未离开过那里。那些年，我和休都有了不少改变，但基本上依照的是传统文化。查利的成就是最令人吃惊的：他几乎在短短数年中，就重新塑造了自己。　　查利最先结婚生子。1955年，他与一位南方女子结合，我充任男傧相。数以百计的宾客们身着盛装，围在新娘身边；查利则只有他的母亲、姨母、姨父，再就是我的一家和休。　　五年后，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摆脱出来的查利来到了纽约，从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终于再一次结婚———新娘是一位优雅含蓄的女士，她对我们三人之间那种亲密而喧闹的关系似乎颇为不快。当我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小家庭时，查利的新夫人渐渐把他引出了我们原先的圈子，我和休一直很忙，根本无暇注意到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查利夫妇已与我们失去联系。　　15年过去了。休已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我则是一名出版商。在一次晚会上，我偶然邂逅了一位熟知我们过去的女士。“你知道查利的消息吗？”她说，“他又离婚了，眼下住在安纳波利。”　　我走进隔壁房间，打电话找到了休。我俩一致认为，无论查利是否愿意和我们见面，我们都应该去看看他。我很快设法搞到了他在安纳波利的电话号码，带着少许紧张与兴奋拨通了电话。“我和休想去看看你。”我结结巴巴地拿着话筒说道：“什么时候？”那熟悉的声音答道，仿佛我们昨天刚刚聊过。　　我和休抵达巴尔的摩———华盛顿机场时。

查利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明显发胖了的身材，稀疏的，却是红褐相间的头发，查利站在那儿，神态一如往昔。我们同时发出惊喜的叫声，仿佛小孩子赢得了少年棒球队冠军。三个人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笑着、拥抱、亲吻。然后挽着臂膀，我们感到自己无可匹敌，又成了重新聚会的“三巨头”!我们钻进汽车，查利兴奋之至，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15年来的各种经历，以至于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岔道，使我们在到达安纳波利前不得不绕了30英里的弯路。查利告诉我们，他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也曾希望第二次婚姻能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但几个孩子出世后又告分离，他再一次过起了孤独的生活。　　我和休在旅馆登记住宿，仍用当年大学里的老办法决定床位：抛硬币。查利笑了：“嘿，我买了这个。”三只完全相同的礼品盒里，装着三条一模一样的领带：栗色的底，印着蓝色的条纹。尽管天灰蒙蒙的，正飘着细雨，我们仍然雀跃着把领带打上，顿时又成了三位神采奕奕的“三剑客”。　　我们又手挽手地在安纳波利的街道上闲逛。在一家餐馆里，我们用最大号的酒杯喝葡萄酒。我看见休和查利像我第一次遇见他俩一样又肩并肩坐在了一块儿，对作家们的作品大发评论；而我也和从前一样，像个学生似的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兄长们的高谈阔论。我们接着喝酒，继续逛街，试橱窗里的帽子，看绘画展览，四处溜达；我们饮啤酒，吃成打儿的牡蛎，在当地的大学和海军学院里，我们被年轻人包围着，一瞬间我们又找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那天晚上，我和休躺在旅馆的床上，回顾着我们三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我们尤其想弄明白许多年前我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最后我俩都感觉到，从查利那里学到了谈吐隽永，那种讽刺式的幽默感把幽默与趣味带进了我们的思想与语言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查利的小公寓里和他共进早餐。我告诉了查利前一晚我与休的谈话，查利笑了。休看着查利，静静地说：“查利，如果说我俩从你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你又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查利凝视着我们。“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说：“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