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徐氏家族世代尚儒，有着浓厚的儒学家风，南朝徐羡之、徐湛之、徐孝嗣、徐勉等皆以孝佛闻。徐陵亦至孝，侯景乱时，父徐摘被困围城内生死不明，“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忧恤”飞徐摘儒雅博学，“梁简文帝在东宫，召衰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搞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搞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可见徐搞的儒学涵养。

徐陵亦博雅通识，在梁为东宫抄撰学士，入陈官位渐升，在朝不畏权贵，耿直清筒。其弟徐孝克“遍通《五经》，博览史籍”，有《孝经讲疏》《论语讲疏文句义》等，在陈时除国子博士，兼国子祭酒，儒、玄、佛皆通。陵子徐份“性孝佛，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霍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气生活在这样浓厚的儒学家庭里，徐陵秉持儒家思想，积极提拔推荐贤才，受他接引者有陆琼、姚察、阴铿、虞世基、虞世南等，明胡应麟评他“公忠塞诗，正色立朝”画。

他还参与制定陈朝元会仪注、仪服及律令，为官尽责又积极于国家政事。隐士周弘上荐士于徐陵，他委婉地拒绝周之推荐并微有讽刺意，似乎看透了以周弘让为代表的假隐士一贯的虚伪，故予以嘲讽拒绝，虽语带调笑，却反应出徐陵耿直的一面。清蒋士佳曰：“弘让造书荐方圆，陵答之如此，读此书令人难以置对，足令充隐之徒汗颜。”

这也从一方面体现出徐陵立身处世以儒作则的特点。“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迁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轰名实。时有冒进求官，喧竞不已者，陵乃为书宣示曰：'……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主上体成王之风，大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戚。时既清矣，时既平矣，何可犹作乱世意，而觅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称屈滞者，身已不无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时，可以於邑。所见诸君，多逾本分，犹言大屈，未喻高怀。若问梁朝朱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揄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既泰衡流，应须粉墨，所望诸贤，深明鄙意。’”

据许逸民先生考证，徐陵迁吏部尚书在废帝嗣位年间，此书理应作于陈废帝光大元年，为官恪尽职责，“综累名实”，在其位思其职，体现他以儒家观念约束自已。他对经学尤其是礼有一定研究，陈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论侠御人之服，沈文阿主吉服，刘师知、蔡景历、江德藻等主凶服，徐陵曰：“梓宫柑山陵，灵楚柑宗店，有此分判，便验吉凶。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爱及武责、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绿短邪？断可知矣。若言公卿膏吏并服缘宜，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任短而奉华盖，绿衣而升玉辐邪？同博士议。”

主张侠御人不得独服丧服，同沈文阿之意；但刘师知予以反驳，以为“礼出人情，终得消息”，最终“中医不能决，乃具录二议奏闻，从师知议”。此事反映出徐陵礼学有一定的造诣。而处在思想多元的时代，徐陵也受到多种思想影响，内外学兼修，晚年更是版依佛门，但这些并未抵消其创作所包含的儒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