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真如寺方丈妙灵长老:佛教文化品位与住持正法

跨越世纪门槛，中国佛教的年轮里，是低回苍老的哀鸣，还是激荡青春的高歌?我们现在必须从瞑想中惊醒，抚键弄弦，引吭迈步了。

谁来领土持正法?这是目前教内外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然而，纵使你所见迭出，归根结底要有切实的行动，而关键又在于教内领袖人物们能从善如流，不是抢残守缺，甚至抗拒，只有设身处地的体会，才可能让我们共达妙境。为此，笔者于1998年12月22日拜访了上海真如寺方丈妙灵法师。

妙灵法师生于1928年，江苏东台人。15岁时，依止东台长生庵性仁法师(现年84岁，在新加坡法施林出家。1945年，考入上海佛学院。后四方参学。“文革”中回乡务农，1982年，开始担任上海佛学院教务长，现任副院长、上海市佛协副会长、市政协会员等职。1992年，被推举为真如寺方丈。专研《华严经》，善讲《俱含论》，对天台宗、法相宗也有系统的修学。法师耿直爽朗，在谈笔风声中，开始了我们自由的交谈。

记者：佛教用缘起论来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强调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从而悟达涅槃?涅槃寂静的智慧境界。佛教本身也自然遵循着这种无我，无常的发展规律，而且，佛教正是敢于通动地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才日臻完善，发展壮大的。您如何看待佛教的发展、变化的?。

妙灵长老：佛教二千多年来，随着现实社会而不断演变。中国佛教已不是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印度佛教与印度当时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缘有关，中国佛教与中国不同的社会人文和自然环境有关。佛教产生在印度，但发展在中国。部派佛教时期，南传与北传的都有上座部的大众部，但南传的主张保留原始佛教风味，北传的就较为开放，自由。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儒学、老庄精神影响，适应了中国文化背景，才生根、发展，从而使中国佛教成为大乘佛教的基地。社会在变化，佛教不得不变化、发展，比如，佛教僧团生活形式，在印度流行苦行、托钵乞食，但在中国就行不通。唐代一行禅师提倡苦行和托钵乞食，但最终失败。中国佛教曾发展庄园经济，倡导农禅，适应中国的国情，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就不得不改变。当然，佛教的根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

记者：那么，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信仰佛教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这是概数，应机说法应病予药是佛教度化众生的手段，所以，法门无边。现在说来，即实事求是。这表明了佛教慈悲博爱的情怀。但是，佛教并不是只限于满足平庸的人生需求，而最终是引导人们富有崇高的人生智慧，所谓涅槃。然外行人却把涅槃、圆寂等理念视为“死了以后的事”，灰身灭智，误解佛教是消极悲观的宗教。其实，佛教分出有余、无余、无住涅槃，把积极入世度化众生而圆融无碍的无住涅槃，这种体现终极真理的大智慧，当作所有佛教徒的最高理想。三世因果也好，六道轮回也罢，将生命分化出不同境界，实质是用因果报应的伦理之剑，斩断邪恶，共铸“今生”，是“二元论”，所以，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有倡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观实。”

妙灵长老：我赞同这种看法。佛教本是活泼泼的人生智慧，净化人心，净化人间。面向未来，把握现在。《华严经》用四法界、六相、十玄来论述宇宙人生的真理，用海印三昧描绘圆融无碍的佛境，层层展开，互融互摄。十玄门中有“十世隔法异成门”，讲时空九世归于众生一念，相即相入，互具互现。在《入法界品》中，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遍访善知识，寻寻真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献身弘化真理的高贵品质。佛教的精神魅力正缘于此。可惜，当今的中国佛教，沦落为被诬称为“愚昧、迷信”!

记者：近百年来，佛法原本衰微，而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空前的人类劫难，雪上加霜，佛教历来依事国主，经世致用。佛教远离社会的主体信仰，除去客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原因之外，恐怕自身的主体信仰淡化和失落，还是根本的症结。近些年，中国社会拨乱反正，肯定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对新的伦理道德和思想体系的重建，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良好气围，具备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不过，尽管佛教界也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可表面喧嚣掩盖不住自身建设的薄弱，重复历史的弊端，令人怒其不净而慨叹。您认为当前中国佛教界存在的问题有那些?

妙灵长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形象好坏，关键在于信徒，百出家僧团素质和形象的好坏，而集中表现在佛道寺院的建设上。“文革”后，寺院恢复或重建，信徒发展迅速，佛学院不断增加，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是令人宽慰的。社会在不断发展，佛教理应水涨船高。但是，在信徒素质、僧团建设、寺庙管理上都存在亟待改除的问题。大致讲来，1.缺乏忠实的信仰。出家为吃饭，皈依为发财，没有理想信念。别说成佛，连如何作人都不谈。戒律松驰，道德败坏。为名为利，不择手段。2.寺院商业气太浓。佛寺多处在都市名胜，旅游文化世所必需。但寺院不是商场，迎来送往，只为收钱。现在不少地方，寺院“公私合营”，纯粹成为商业公司，为个人谋利润。僧人成为点缀，还乐此不疲。经营势必取代信仰，久而广之，将从根本上动摇佛教立世之本。3.文化素质太低。要有紧定的信仰必先认识理解佛法，不论出家在家，相应的知识基础和文化素养必不可少。寺院内不讲经说法，只重经忏烧香，悟性再好，世经将疏离佛教或迷信盲从，“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固然不错，但要引进正门。这就要不煌地进行系统的佛学与文化教育。4.封建家长制严重。佛教经历了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熏染，存在旧时代管理体制，难免的事。佛教寺院虽有系统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但主张尊行六和精神，讲究民主平等。僧制中半月自检制，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讲遵守佛教律仪有必要，但不能流于形式，而忽视信仰内涵。寺院管理要以理服人，不能用粗暴的行政命令〗进行干预行不通，任人唯亲、唯利是图更不利于僧团健康发展。僧象僧，僧管庙，符合政策规定。僧团领导层不能搞封建君臣制，要任人唯贤，坚持改除师徒相承、子孙相授，更不能动辄打香板、践踏人权。寺院搞于孙师徒家天下，不合佛制。佛戒上有“师徒不共庙”之制。这不是为佛教事业，而是为了守着权利，假公济私。总之，寺院要采用社会进步的民主集中制，选贤任能，五湖四海，将那些有坚定信念、德才兼备者选作接班人，住持正法。

记者：法师重点谈了当前寺院僧团的管理体制问题，精当热切，令人感动，太虚大师在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时，目的就在于整制这种“宗教化了的宗法制度”。这种封建宗法制度桎梏、甚至窒息佛教积极进取的生机活力，势必将大乘佛教精神局限在“鬼的死的佛教”，而结党营私，心态扭曲，精神歧变，太虚大师的改革，最后归于失败，其关键就在于这种宗法集团的强力挤压。随后，大师创办佛学院，力图从思想与人才的根本上推动，仍历经坎坷。这与他缺少“根据地”有关系。您多年从事佛学教育，又住持颇有前景的寺院，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条件。您有什么具体办法兴利除弊。

妙灵长老：太虚大师苦心孤诣，热心办学，培养人才，著作等身，弘扬佛法，影响深远，应充分肯定。他的失败归罪于旧的体制。佛教为适应社会发展不得不变化发展，但我们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否则，不能轻言改革，避免造在睥混乱。要提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赵朴老一再强调佛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妙湛法师真心实意，大公无私，为发展佛学教育树立了楷模。目前，佛学教育没有统一教材，应学习新加坡有初中高级教材。分级不错，但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要培养四众弟子，这是佛教进步的基础。宗教院校不同于社会大学，但应该借鉴社会办学的经验和利用社会力量。要系统地分宗传授，培养专门研修某一宗派的人才，成就导师祖师。

佛教事业的开展，要以寺院为主体，联系广大群众，走向社会。出家人要以自已的德才处在导师的地位。因此，必须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使佛教寺院恢复本来面目，成为传播优秀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圣地。首先，如前所述，要破除宗法体制，让有忠实信仰和德才兼备者管理寺院，竞争上岗。这关键在于寺院方丈要树立美好形象。寺院要长年不断地讲经说法，要有法定的修学制度，绝对禁止僧人外出跑经忏，松散颓废。突出寺院的宗教价值，导化世俗，而不是突出旅游价值，流于世俗。要利用高尚的宗教文化，净化人心，净化社会风尚。要鼓励支持信徒学习掌握有益的社会文化知识与现代化模能，丰实佛教文化，服务社会人生。要让佛门内“有僧皆佛印，无客不东坡”。

真如寺处于上海市普陀区西北边角，恢复重建于，92年才正式开放。进入寺内气息清新。建筑最宏大的是二层的讲经堂，摆放最多的是宣讲佛法及宗教政策的板报栏，悬挂最多的是书画语录。《真如寺法师共住规章执行细则》共12条规则中有：5.为了提高文化素养，规定时间的学习要准时参加，认真学习、上课、练习，考试自觉按老师规定办理。6.星期六晚上，听法师讲经，不得迟到、早退、随便走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7.坚持每天练写毛笔字，按时上交，不得以各种借口不定悄交。”我还了解到，现在常住寺内的法师大多学有专长，比如毕业于贵州艺术学院图画系山水专业的通艺法师，无臂书法家张文佑居士，还有德才兼备的成乘法师、弘藏法师等。每周六下午，总有数百人聆听您宣讲《华严经》，气氛热烈衷心祝愿法师莲台狮子吼，法筵广长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