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尽弓废：卞兰的人生命运——陶渊明《饮酒》诗
发布时间：2022-12-01 09:10:29作者：心经结缘网
鸟尽弓废：卞兰的人生命运——陶渊明《饮酒》诗
鸟尽弓废：卞兰的人生命运
——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七首发覆
范子烨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前四句是先秦时代就已经流行的俗语，后两句则是汉代大将军韩信（前231？-前196）的夫子自道。淮阴侯的声声浩叹震撼千古，竟连号称“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365？-427）也与之遥遥嗣响：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二十首其十七）
这首诗的语言平易而淡雅，前四句写幽兰，写萧艾，颇有《离骚》的韵味。汉王逸（公元114-119年前后在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汉王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而在《离骚》的取兴譬喻系统中，“兰”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而与“兰”相对立的植物形象则是“萧艾”：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其“兰芷”等四句，正是陶诗“幽兰”等四句的文学渊源。“幽兰”象征着美好的人才。《世说新语·言语》第92条：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东晋车骑将军谢玄（343-388）所说的“芝兰”与“幽兰”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但陶诗的意思是说，幽兰虽然生于前庭，飘洒着芬芳的气息，却要等待清风的吹拂，只有在清风偶然吹到的时候，人们才能在萧艾的重重包围中发现它的存在。显然，这里与屈原（前340？-前278？）所说的兰芷蜕变为萧艾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屈、陶之所言，都是人才问题，不是一般性的人才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指向的人才的问题。上引《离骚》“余以”句，王逸注：“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洪兴祖（1090-1155）补注曰：“《史记》：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然则子兰乃怀王少子，顷襄之弟也。”“羌无”句，王逸注：“实，诚也。言我以子兰能进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委厥”二句，王逸注：“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引於众贤之位，而无进贤之心也。”（《楚辞补注》，第40-41页）在这里，屈原的笔下的“兰”代指楚国令尹子兰（生卒年不详），而陶渊明这首《饮酒》诗中的“兰”则代指曹魏的外戚、著名文人卞兰（生卒年不详）。
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写的就是卞兰的人生悲剧。
卞兰是魏文帝曹丕（187-226）的母亲卞太后（160-230）之弟卞秉（生卒年不详）之子，卞秉自然也就是曹丕的舅舅。《魏志》卷五《后妃传》：“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在建安时代竞争太子之位的角逐中，卞兰是倾向于曹丕的。《魏志·后妃传》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引《魏书》：“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 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在这里，卞兰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枪手的角色。曹丕派他带着群卿的公议到卞太后那里指控曹植（192-232），其本意是想致曹植于死地，且让母亲无话可说，卞后深知其用心之险恶，所以虽然当着卞兰的面批评了曹植，见到曹丕却绝口不提此事，这样就使其不便发难，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曹植。
卞兰是一个颇有文才的人，但与曹丕相比，已有胡越之隔，与曹植相比，则更是天渊之别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卖弄才学，为曹丕涂脂抹粉。他曾作《赞述太子赋》，对曹丕极尽吹捧、揄扬之能事，如赋序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赋云：“应五百之运期，着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风之休着，非臣下之敢虚。”（《艺文类聚》卷十六）陶诗一连用了两个“清风”，正渊源于卞氏此赋。又陶诗“鸟尽”一句，王叔岷（1914-2008）《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引魏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8页）这种情况正是用主人公的话语写主人公的故事。而曹丕读了卞氏此赋，回信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可见卞兰的过分揄扬虽然使曹丕有些难堪，但还是得其欢心的。他又为曹丕作颂曰：
明明太子，既叡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艺文类聚》卷十六）
所谓“休风”，也就是赋中所说的“清风”。他的《许昌宫赋》也是歌颂曹魏功德的作品（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不仅尽忠于魏文帝，对魏明帝曹睿（205-239）也是忠心耿耿。《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外有二难”，是指来自吴、蜀两国的威胁和骚扰。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下，魏明帝不思进取，大兴土木，一时间怨声载道。出于“诚款”之心，卞兰不断向明帝进谏。裴松之所引《魏略》又说：
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消渴”就是消渴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苦酒消渴”是说卞兰的这种病是由于长期饮酒造成的。明帝信巫不信药，卞兰对此不以为然，但君王的美意毕竟不可辜负，可能就是他的这种生硬态度得罪了魏明帝，所以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卞兰的一生，忠于曹魏，忠于曹丕父子，但结局却是很不幸的。令人回味的是，卞兰曾作《座右铭》一篇：
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室，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艺文类聚》卷二十三）
卞兰主张节制个人的物质欲望，保持谨慎的人生态度，做到“从容顺时，和光同尘”。但就本性而言，卞兰是一个“好直言”的耿介之士，他并没有履行其《座右铭》所说的那些妙言，由此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所以陶渊明说他“行行失故路”，即偏离了既定的思想道路；反而不如没有这种思想约束，任意而行，这样或许还有一条光明的坦途，所谓“任道或能通”即指此而言。案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第327页）引曹操（155-220）《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第三引此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5页）则更足以显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文学渊源。在陶渊明看来，卞兰既然已经有《座右铭》式的“觉悟”，就应当考虑全身而退，否则，鸟尽弓废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这首陶诗的思想情调可能与著名诗人颜延之（384-456）有关。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里所说的“故人”可能就是颜延之。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原因有二：首先，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二人交谊甚深，关系极好。《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文选》卷五十七颜延之《陶征士诔》：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寔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
“颜《诔》所记渊明这段话语表示，第一，陶渊明出处仕隐的准则，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现实政治是否有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第二，渊明对当下刘宋政权的判断，是‘邦无道’。用今语表之，即刘宋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第三，渊明以刘宋政权为无道政权，故决不与之合作。第四，在渊明看来，在此无道政治社会，‘独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劝延之应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陶、颜二人讨论这样的政治问题，足见其相与之深。其次，颜延之擅长书法。唐张彦远（618-907）《法书要录》卷九：
谢朓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风华黼藻，当时独歩，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
也就是说，颜延之的草书，略逊于谢朓（464-499），但其艺术水准已入高品，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饮酒》诗序所说的抄写陶诗的“故人”非颜延之莫属。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本诗“达人”二句与第十七首的“觉悟”二句，意思完全相同。所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人世的荣耀和衰败都是不确定的，总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颜、谢二人彼此亲历、共同知晓的。《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侯的种瓜与卞兰的亡没，都是由盛转衰的典型例证。
《饮酒》其十七的人生主题是凝重而深刻的。通过对这首诗的破解，我们发现陶渊明很善于借助政治的法眼去观照历史人物，很善于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书写人的不幸，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对生命悲剧的表现，昭示了陶诗的一种别样风采，也袒露了陶渊明那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13日 15 版）
——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七首发覆
范子烨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前四句是先秦时代就已经流行的俗语，后两句则是汉代大将军韩信（前231？-前196）的夫子自道。淮阴侯的声声浩叹震撼千古，竟连号称“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365？-427）也与之遥遥嗣响：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二十首其十七）
这首诗的语言平易而淡雅，前四句写幽兰，写萧艾，颇有《离骚》的韵味。汉王逸（公元114-119年前后在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汉王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而在《离骚》的取兴譬喻系统中，“兰”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而与“兰”相对立的植物形象则是“萧艾”：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其“兰芷”等四句，正是陶诗“幽兰”等四句的文学渊源。“幽兰”象征着美好的人才。《世说新语·言语》第92条：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东晋车骑将军谢玄（343-388）所说的“芝兰”与“幽兰”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但陶诗的意思是说，幽兰虽然生于前庭，飘洒着芬芳的气息，却要等待清风的吹拂，只有在清风偶然吹到的时候，人们才能在萧艾的重重包围中发现它的存在。显然，这里与屈原（前340？-前278？）所说的兰芷蜕变为萧艾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屈、陶之所言，都是人才问题，不是一般性的人才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指向的人才的问题。上引《离骚》“余以”句，王逸注：“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洪兴祖（1090-1155）补注曰：“《史记》：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然则子兰乃怀王少子，顷襄之弟也。”“羌无”句，王逸注：“实，诚也。言我以子兰能进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委厥”二句，王逸注：“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引於众贤之位，而无进贤之心也。”（《楚辞补注》，第40-41页）在这里，屈原的笔下的“兰”代指楚国令尹子兰（生卒年不详），而陶渊明这首《饮酒》诗中的“兰”则代指曹魏的外戚、著名文人卞兰（生卒年不详）。
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写的就是卞兰的人生悲剧。
卞兰是魏文帝曹丕（187-226）的母亲卞太后（160-230）之弟卞秉（生卒年不详）之子，卞秉自然也就是曹丕的舅舅。《魏志》卷五《后妃传》：“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在建安时代竞争太子之位的角逐中，卞兰是倾向于曹丕的。《魏志·后妃传》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引《魏书》：“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 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在这里，卞兰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枪手的角色。曹丕派他带着群卿的公议到卞太后那里指控曹植（192-232），其本意是想致曹植于死地，且让母亲无话可说，卞后深知其用心之险恶，所以虽然当着卞兰的面批评了曹植，见到曹丕却绝口不提此事，这样就使其不便发难，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曹植。
卞兰是一个颇有文才的人，但与曹丕相比，已有胡越之隔，与曹植相比，则更是天渊之别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卖弄才学，为曹丕涂脂抹粉。他曾作《赞述太子赋》，对曹丕极尽吹捧、揄扬之能事，如赋序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赋云：“应五百之运期，着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风之休着，非臣下之敢虚。”（《艺文类聚》卷十六）陶诗一连用了两个“清风”，正渊源于卞氏此赋。又陶诗“鸟尽”一句，王叔岷（1914-2008）《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引魏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8页）这种情况正是用主人公的话语写主人公的故事。而曹丕读了卞氏此赋，回信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可见卞兰的过分揄扬虽然使曹丕有些难堪，但还是得其欢心的。他又为曹丕作颂曰：
明明太子，既叡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艺文类聚》卷十六）
所谓“休风”，也就是赋中所说的“清风”。他的《许昌宫赋》也是歌颂曹魏功德的作品（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不仅尽忠于魏文帝，对魏明帝曹睿（205-239）也是忠心耿耿。《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外有二难”，是指来自吴、蜀两国的威胁和骚扰。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下，魏明帝不思进取，大兴土木，一时间怨声载道。出于“诚款”之心，卞兰不断向明帝进谏。裴松之所引《魏略》又说：
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消渴”就是消渴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苦酒消渴”是说卞兰的这种病是由于长期饮酒造成的。明帝信巫不信药，卞兰对此不以为然，但君王的美意毕竟不可辜负，可能就是他的这种生硬态度得罪了魏明帝，所以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卞兰的一生，忠于曹魏，忠于曹丕父子，但结局却是很不幸的。令人回味的是，卞兰曾作《座右铭》一篇：
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室，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艺文类聚》卷二十三）
卞兰主张节制个人的物质欲望，保持谨慎的人生态度，做到“从容顺时，和光同尘”。但就本性而言，卞兰是一个“好直言”的耿介之士，他并没有履行其《座右铭》所说的那些妙言，由此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所以陶渊明说他“行行失故路”，即偏离了既定的思想道路；反而不如没有这种思想约束，任意而行，这样或许还有一条光明的坦途，所谓“任道或能通”即指此而言。案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第327页）引曹操（155-220）《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第三引此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5页）则更足以显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文学渊源。在陶渊明看来，卞兰既然已经有《座右铭》式的“觉悟”，就应当考虑全身而退，否则，鸟尽弓废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这首陶诗的思想情调可能与著名诗人颜延之（384-456）有关。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里所说的“故人”可能就是颜延之。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原因有二：首先，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二人交谊甚深，关系极好。《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文选》卷五十七颜延之《陶征士诔》：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寔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
“颜《诔》所记渊明这段话语表示，第一，陶渊明出处仕隐的准则，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现实政治是否有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第二，渊明对当下刘宋政权的判断，是‘邦无道’。用今语表之，即刘宋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第三，渊明以刘宋政权为无道政权，故决不与之合作。第四，在渊明看来，在此无道政治社会，‘独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劝延之应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陶、颜二人讨论这样的政治问题，足见其相与之深。其次，颜延之擅长书法。唐张彦远（618-907）《法书要录》卷九：
谢朓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风华黼藻，当时独歩，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
也就是说，颜延之的草书，略逊于谢朓（464-499），但其艺术水准已入高品，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饮酒》诗序所说的抄写陶诗的“故人”非颜延之莫属。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本诗“达人”二句与第十七首的“觉悟”二句，意思完全相同。所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人世的荣耀和衰败都是不确定的，总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颜、谢二人彼此亲历、共同知晓的。《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侯的种瓜与卞兰的亡没，都是由盛转衰的典型例证。
《饮酒》其十七的人生主题是凝重而深刻的。通过对这首诗的破解，我们发现陶渊明很善于借助政治的法眼去观照历史人物，很善于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书写人的不幸，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对生命悲剧的表现，昭示了陶诗的一种别样风采，也袒露了陶渊明那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13日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