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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发布时间:2022-10-26 10:14:49作者:心经结缘网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对巩固唐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1、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754),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2、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李光弼画像

3、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4、迥异结局

代宗即位后,依旧信任太监,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继续左右朝纲,而且两人皆与李光弼不协,并不断对李光弼进行中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深感畏惧。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名将、执军法如山的李光弼自镇临淮(治所在徐州)后,竟不敢入朝。

763年十月,吐蕃军攻陷长安,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但他因惧怕遭鱼朝恩等人陷害,虽拥重兵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洛阳)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仍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李光弼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但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朝廷屡次征召,他皆拥兵不敢朝,诸将因此日益不听指挥,大将田神功更是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于是羞愧成疾,于764年卒于徐州,时年57岁,谥曰武穆。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李光弼去世之时,郭子仪已经67岁了。在人生的暮年,郭子仪再一次大放异彩。先是762年,朔方发生兵变,重病将亡的肃宗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委托郭子仪平定病变,“河东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以其威望妥善解决了兵变。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又遭宦官诋毁,再度被闲废。763年十月,吐蕃军攻占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郭子仪再次临危受命,收集数千亡散士兵,承担起收复长安的重任。郭子仪被重新启用后,以其威望与谋划,迅速迫使吐蕃撤出了长安。回到长安的唐代宗感激万分地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764年,骁将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叛唐,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郭子仪再度临危受命。面对危局,郭子仪清醒地向代宗分析了局势,“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

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果然,郭子仪凭借其威望,使朔方兵纷纷离开仆固怀恩,重归郭子仪帐下,迫使仆固怀恩北走灵武(今宁夏灵武)。

765年,仆固怀恩又招引回纥、吐蕃、党项三十万人马卷土重来。郭子仪率领一万唐军刚到泾阳,就被回纥、吐蕃十多万人马团团围住。恰在此时,仆固怀恩暴病而死,敌军阵营产生分化,郭子仪知道机不可失,决定冒险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面对部下的疑虑与劝阻,郭子仪置生死于度外,“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只以数十骑至回纥军中,劝药葛罗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凭借自己的威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面晤,竟取得奇效,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此后,郭子仪驻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邠州,又数次击退吐蕃入寇。

这期间,尽管郭子仪以垂暮之年苦苦维系着大唐安危,但他仍不断遭到权宦的中伤、诋毁甚至谋害。767年十二月,鱼朝恩指使恶徒盗掘郭子仪父亲之墓,但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769年正月,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但以国事为重的郭子仪仍仅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鱼朝恩见郭子仪随从甚少,很是惊讶,子仪遂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说:“恐烦公经营耳。”坏事做绝的鱼朝恩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史载郭子仪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正因为这样,肃宗、代宗两代皇帝对他都由最初的不信任变为非常信任。

779年,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继位,八十三岁的郭子仪终于得以回家享福。781年,八十五岁的郭子仪去世。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唐代史臣裴垍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这个评价真个是精准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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