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在内忧外患之中，改革传统的丛林制度，创设佛学院、僧学堂，寻求振兴佛教之策。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兴办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其中，1907年杨仁山（1837－1911）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1922年欧阳竟无（1871－1943）于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1922年太虚（1890－1947）于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办学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佛教教育一度沉寂之后，现在又呈复兴之象。本文试图从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两方面，检讨历史，温故知新，探索当前佛教教育的办学思路。

一、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

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是有感于僧人缺乏必要的佛学知识。杨仁山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里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佛学院的设立，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局面。

那么，发展佛教教育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经、律、论应该列入佛学院的课程里呢？纵观中国近现代佛教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几大佛学院在设置佛教基础课时，都是遵循了“大小兼容、八宗并包”的原则，对于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内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贯彻“诸法无有高下”的平等精神。

杨仁山以居士身份办学 ，显然要比僧人更容易打破历代宗派的门户之见，兼综各家之长。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里规定“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下午第一堂课均为佛教，详列所需学习的30多种经论。第一年包括《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佛教初学课本》 、《释迦如来成道记》、《念佛伽陀》、《菩萨戒本经》、《大乘起信论》、《唯识三十论》、《因明论》、《八识规矩》、《心经》、《阿弥陀经》、《晨昏课诵》、《百法明门》、《小止观六妙门》，这些经论有的是“读诵讲解”，有的是“随时讲解”，有的是“暇时细阅”；第二年包括《楞严经》和《大乘止观》；第三年包括《圆觉经》、《金刚经》、《维摩经》、《十六观经》、《七佛偈》、《信心铭》、《证道歌》、《定慧相资歌》、《万善后偈》、《愿生偈》、《地藏经》、《显密圆通》、《原人论》、《高僧传》、《释氏稽古略》。从第四年起，设想用两至五年的时间，“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根据他自己“十宗”的判教理论，列出若干经论：俱舍宗原典包括《俱舍论》、《普光记》和《法宝记》，成实宗包括《成实论》；律宗包括《梵网经》、《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毗尼止持》、毗尼关要》、《毗尼集要》；天台宗包括《法华经》、《妙玄节要》、《涅槃经疏》、《删定止观》、《释禅波罗密》、《四教仪集注》、《教观纲宗》；贤首宗包括《华严悬谈经疏钞》、《行愿品疏钞》、《华严著述集要》、《法界无差别论疏》、《大宗地玄文本论》、《释摩诃衍论》；慈恩宗包括《成唯识论》、《枢要》、《相宗八要》、《瑜伽师地论》、《伦记》、《因明论疏》、《法苑义林章》、《解深密经》、《密严经》、《唯识开蒙》；三论宗包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大智度论》、《三论玄义》、《三论游意》、《宝藏论》；禅宗包括《楞伽经》、《会译》、《思益经》、《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宗范》、《禅林僧宝传》；密宗包括《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施食补注》；净土宗包括《无量寿经义疏》、《无量寿如来会》、《弥陀疏钞》、《无量寿三经论》、《往生论注》、《净土十要》、《安乐集》、《往生集》。他还建议使用《教乘法数》和《大明三藏法数》这两部佛教辞典。通过这样的佛学训练，学员基本上不仅可以掌握佛教的根本要义，亦可对佛教发展的全貌有深刻的认识，而不纯粹是专治某宗某派。

由于经费原因，杨仁山的祇洹精舍只办了两年，其办学思路后来由支那内学院发扬光大，经过欧阳竟无、吕澂（1896－1989）历年的潜心勘酌，内学院建立了“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成为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一般都认为支那内学院是法相宗的根本道场，但是，吕澂在1925年9月13日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开学仪式上，明确声明“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正佛法之全体”，并在《内学》第二辑上撰文，强调“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支那内学院简章》亦明言，内学院的大学部要设法相、法性、真言三所大学。其中，法相大学本科以慈恩宗、贤首宗、俱舍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因明、观法、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法性大学本科以三论宗、禅宗、天台宗、成实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观行、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真言大学本科以净密宗、净土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教典、仪轨、观行、图像、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

支那内学院把玄奘、窥基一系所传的印度佛教视为“纯正佛法”，所谓“佛学五科”，就是在那烂陀寺佛学六科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1938年，吕澂认真研究了那烂陀寺讲学的规模、分科及其次第，认为佛学六科的次第是“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1943年，他把印度的佛学六科改为“佛学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编定五十部书，分三周进行。吕澂说：“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此纯异乎判教之陋说也。” 第一周以“心性本寂”为中心主题，称为“知本”之学，讲习五经七论共计十二部书，被认为是“根本要文”，即毗昙科的《法句经》二卷（吴译、藏要本）、《阿毗昙心论颂》一卷（晋译、院刻稿本），般若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隋译、藏要本）、《菩提资粮论颂》一卷（隋译、藏要本），瑜伽科的《摩诃衍宝严经》一卷（失译、院刻会《瑜伽释》本）、《辨中边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胜鬘师子吼经》一卷（宋译、藏要本）、《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唐译、院刻稿本），戒律科的《清净毗尼方广经》一卷（秦译、院刻稿本）、《菩萨戒本羯磨》二卷（唐译、藏要本），为了巩固以上的学习成果，另加两部娴习止观的论《解脱道论》十二卷（梁译、藏要本）和《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唐译、藏要本）；第二周以“转依”为中心主题，称为“正宗”之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四阿含经毗昙读》十六卷（晋宋等译、院刻稿本）、《阿毗达磨俱舍论颂》一卷（唐译、院刻会译本）、《大乘阿毗达磨经颂》一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唐译、藏要本），般若科的《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秦译、藏要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七卷（秦译、院刻稿本）、《大智度论》节本二十卷（秦译、院刻稿本）、《中论颂》一卷（秦译、院刻本），瑜伽科的《解深密经》五卷（唐译、藏要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十六卷（唐译、藏要本）、《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摄大乘论本》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秦译、藏本本）、《大般涅槃经·正法分》八卷（凉译、院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译、藏要本）、《究竟一乘宝性论偈》（魏译、藏要本），戒律科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曹魏译、院刻稿本），为了有助于转依，另加一经一论作为“增上相资”，即《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唐译、藏要本）和《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唐译、院刻稿本）；第三周以“一法界”为中心主题，称为“终鹄”之学或“究竟”之学，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诸法集要经》十卷（宋译、院刻本）、《入阿毗昙达磨论》二卷（唐译、院刻稿本）、《四谛论》四卷（陈译、院刻本）、《论事标目》一卷（院编稿本），般若科的《大般若经·曼殊室利分》二卷（唐译、院刻稿本）、《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一卷（宋译、院刻合释论本）、《广百论释》十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掌珍论》二卷（唐译、藏要本），瑜伽科的《华严七品颂本》三卷（唐译、院编稿本）、《观所缘论释》一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宝生论》五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论》节本四卷（唐译、院编稿本），涅槃科的《大方等大云经·大众犍度》一卷（凉译、院刻稿本）、《大乘密严经》三卷（唐译、藏要本）、《佛地经论》七卷（唐译、藏要本），戒律科的《六度集经》八卷（吴译、院刻稿本）、《佛所行赞》五卷（凉译、院刻稿本），为了长养菩提，资粮善集，另加一经一论，即《集量论释节本》六卷（院编稿本）、《大集虚空藏所问经·抉择分》三卷（唐译、藏要稿本）。整个过程为3－5年。支那内学院的大学部实际上只办过法相大学，而且也只维持了两年时间，所以，内学院的讲学规模不断缩小，“佛学五科”的讲学体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实施。

跟支那内学院齐名的武昌佛学院，是由太虚法师发起创立的。他早年受教于杨仁山，并与欧阳竟无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彼此的办学思路不无相通之处。 由于太虚的僧人身份，他的佛教教育主要集中在僧教育方面，撰有许多有关僧教育的讲演和著述 ，先后办起各种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只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所，其他还有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在1928年出游欧美期间，他还在法国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总部设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

1922年武昌佛学院成立伊始，所授课程由于受到师资、经费等客观原因的干扰，并没有体现出十分明确的办学思路。1928年7月《闽南佛学院续招学僧简章》规定，第一学年设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律学大意》、《因明学概要》；第二学年设有《佛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四论学大意》、《唯识学大意》；第三学年设有《律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密学大意》、《贤首学大意》、《佛典泛论》、《大乘宗地引论》。这种设置比较明确地体现了“八宗平等”的思想。不过，最能系统地体现太虚关于学科设置理想的当数“六系”说。1934年9月，他在对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员发表讲话时，规定“五三共法系”、“小大律藏系”、“法相唯识系”、“般若中观系”、“中国台贤禅净系”、“印华日藏密法系”作为研究员研究的目标 ，点明了每一系所需学习的原典。

五三共法系，五指的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五乘，三指的是声闻、独觉、菩萨，太虚认为，这一系要以《俱舍》为中心，旁及《阿含诸经》、《婆沙》、《六足》（《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发智论》）、《正理》等论。小大律藏系，不仅研究小乘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祗律》、《说一切有部律》，还要研究大乘的《梵网菩萨戒》和《瑜伽菩萨戒》。法相唯识系，主要依据所谓的“六经十一论” ，依弥勒菩萨所说的《瑜伽师地论》为本，以《成唯识论》为综合。般若中论系，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依据，以《大般若经》为本，亦可增加《大智度论》。中国台贤禅净系，要以《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中论》、《大智度论》、《往生净土论》等经论为依据。印华日藏密法系，要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及诸部仪轨为依据。太虚认为，对佛典进行分系研究，就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事业。

现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杨仁山、吕澂、太虚等人关于学科设置的设想，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没有实现，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空想；其次，它们有的是针对大学本科水平，有的则是针对研究生水平，对象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这里回顾历史，目的是要设想目前应该设置哪些佛学基础课，而要设置这些基础课，则要对佛教的整体有一个明确的把握，要对佛教分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设置基础课的关键，是要在兼容并包的前提下确定佛教分科，如果对佛教分科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这些基础课就不难确定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区别其实比较容易把握：本科生偏重于概论课，研究生偏重于原典课。目前，我们如果能够沿着前人的足迹，去实现他们未竞的事业，充分领会吕澂“佛学五科”以及太虚“六系”的旨趣，结合各个佛学院现有的办学条件，设置佛教基础课应该不是无章可循的，我们在这里只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明确一项原则，即“大小兼容、八宗并包”。

让学员接受基本的佛学训练，这是佛学院办学的首要任务。除此之外，佛学院还应注意另一项任务，即把学员培养成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人，在学科设置方面应当坚持“内外圆融”的原则。这个原则旨在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与主流学术界接轨，树立佛教教育的世界眼光，建设符合现代思想和生活的新佛教。

印度佛教曾有“五明”之说，也就是说，僧人应该掌握五种学问，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声明指声韵、语言、语法之学；因明指逻辑学、论辩之学；医方明指医药学、体育、养生学；工巧明指与物质生活有关的工、农、商、畜牧、算计、书画、音乐、法律、饮食、行政、占相、咒术等学问；内明指佛教关于解脱生死的学问。五明概括了古印度所有的知识体系，佛教对僧人提出五明的要求，体现了佛教不离世间法而出世间的特点。“内外圆融”的原则，其实是沿续五明的思想，把佛学和现代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学问结合起来。

杨仁山主张学佛者不仅要学佛，也要学“普通学”，包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以及英语、日语、梵语等语言，在祇洹精舍英语、汉语和佛学一样，同为基础课。印顺在《太虚大师年谱》里如此评价杨仁山，他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其后，支那内学院同样也把世典、国文、梵文、藏文列为必修课，世典既包括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也包括宗教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内容。其他的佛学院，如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亦开设有国文、外文、数学、科学、哲学和宗教学课，乃至设有教育学、艺术等课程。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复兴印度佛教，从而建设中国的新佛教。

当前办好佛学院，仍然是要坚持“内外圆融”，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较诸半个世纪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能及时地反映在当前的佛教教育里。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会引起佛教研究视角的变化和更新，促使佛教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联合，促进中国和欧美、日本佛教研究的交流。

在讲完学科设置的两条原则之后，我们最后还要讲一条“修学相应”的原则，就是要把学术研究与信仰主义相结合，实现佛教所谓的“转识成智”。这条原则要求每位学员，要有宗教家的气度和悲愿，去关怀社会，真正做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其实应当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归纳起来，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应当遵循“大小兼容、八宗并包、内外圆融、修学相应”的原则。

二、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

近现代全国各地的佛学院、僧学堂，不在少数，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除支那内学院外，持续时间普遍不长。现在，各地佛学院也不算少，如何能让历史不再重演呢？我个人认为，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是关键。

近现代的佛学院普遍设有大学部和研究部，甚至还有小学部、中学部、大学预科。但是，这种学制最终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是师资、生源等方面出了大问题，当前的佛学院同样也存在这个大问题。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要模仿大学教育，在佛学院里推行学分制。学分制的前提，是各个佛学院的学分具备同等的知识水准，否则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成立全国性的“佛教教育委员会”，在学科设置、教材、教务管理、学员资格等方面起到监督和管理的功能。现阶段可以由各大寺院先行试验，采取相对统一的教学模式，编写必要的佛学院教材。

在近现代佛教史上，晚清时期各地曾经有过“僧教育会”。1907年，释觉先以办僧教育必须联络各寺院和社会各界为由，在北京发起创设了僧教育会。之后，敬安、谛闲、月霞、栖云等人亦纷纷建立僧教育会。这些僧教育会成了近代佛教组织的雏型之一，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基础。当时的僧教育会，其主要功能是联合僧众的力量，维护佛教界的整体利益，自身的教育功能反而并不明显。星移斗转，中国佛教协会现在是受政府保护的合法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从理论上说，佛协已经具备了筹建“全国佛教教育委员会”的可能性。

如果有了类似的“佛教教育委员会”，规范全国各地的佛学院，监督它们的学制管理，那么就有可能在佛学院推行“学分制”。这种学分制，其实可以与传统的“游方”参学结合起来，佛学院之间互派学员交流学习，既可以解决当前各地佛学院师资紧张的局面，又可以开扩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佛教教育的质量。

作者：李四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