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蒲甘王朝以前(公元1044年前)的佛教
佛教传入缅甸,是在印度阿育王时代。据《善见律毗婆沙》等经籍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在华氏城结集后派出使团到各地弘法。在这些弘法使团中,高僧苏那迦和郁陀罗二位长老被派至金地传教。缅甸和欧美一些学者根据卡里亚尼等碑文记载,认为金地就是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口附近的直通。首先传入的是大乘佛教。三至八世纪,斯里兰卡的一些比丘为逃避国内僧团之间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外族迫害,来到下缅甸直通地区。五世纪中叶,佛育长老在斯里兰卡传写编纂三藏经典之后,从斯里兰卡带巴利三藏全部经典来缅甸直通弘宣佛教,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直通地区。近代在上、下缅甸出土文物中,有梵文、巴利文佛经残本和三世纪前后铸造的佛像,也印证了五世纪以前佛教己传入缅甸。小乘佛教传入后,取代了流行的婆罗门教,并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广泛流传。《新唐书·骠国传》记载,公元七、八世纪时,其国城“有十二门,田隅作浮图”,“明天文,喜佛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其国“极尊三宝。多有持戒之人”。可见唐代缅甸佛教已很兴盛。八世纪时,密教经孟加拉传入蒲甘地区,它同缅甸民间信仰结合成为阿利教,并盛极一时。
二、蒲甘王朝时期(公元1044-1287年)的佛教
缅甸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传入缅甸也有两千年。阿奴律陀建立蒲甘王朝后,结束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缅甸逐步走向统一,缅甸历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
阿奴律陀年青时曾随父亲隐居佛寺,深受佛教的熏陶。他厌恶阿利僧侣的行为,决心实行宗教改革,寻求更为合适的宗教来代替阿利教所鼓吹的堕落迷信。阿奴律陀和从直通来的阿罗汉一起共同把小乘佛教立为缅甸的国教,立阿罗汉为国师。阿奴律陀还听从阿罗汉的建议,遣使到直通请赐三藏,然而却遭到了直通国王摩奴诃的凌辱拒绝。阿奴律陀便发动侵略战争,攻陷了直通,这“对于缅甸文化,殊有贡献,并产生了三项直接效果,即:第一、阿罗汉自直通僧侣中获得甚多襄助之人,并且享有前所渴望之经典,乃建三藏经楼以珍藏之,此建筑物迄今仍可于蒲甘见之;第二、巴利文渐代梵文而为经书之正式文字,小乘佛教渐代北派佛教而为人民所宗奉;第三、缅人采用得楞字母而始有文字”。
另外,阿奴律陀听从国师阿罗汉的建议,整顿佛教。建立正教,摧毁邪教,勒令不得人心的阿利僧派解散,其教徒或还俗、或贬为奴。其它宗派均改信阿罗汉长老弘扬的上座部佛教。不久,上座部佛教兴盛异常,风靡全国。而原先的各宗派,包括原有上座部佛教、密教以及婆罗门教,都逐渐消亡了。宗教的统一使蒲甘时代的缅甸国内人民统一团结起来,使他们获得了进步,并且提高了他们的文化。阿奴律积极提倡宗教事业,兴建了许多有关宗教的建筑。阿奴律陀去世后,江善佗继位,他继续弘扬佛教,完成了阿奴律陀所没有完成的伟大建筑——瑞喜宫佛塔。江善佗还建立阿难陀寺。1090年江善佗为阿难陀寺开光,蒲甘成为一个遐迩瞩目的宗教中心。
到国王阿隆悉都执政时,也积极提倡佛教。他率领军队前往中国寻求佛牙;为使人民虔诚于宗教事业,他派遣使节到印度佛陀伽耶地区访问,并建立了许多宗教建筑,在国内到处建立佛塔、石窟、寺庙等。其中最著名的为公元1114年所建的他冰瑜佛塔。在国内,凡国王阿隆悉都亲自巡行之处,佛教就广为传播。在国外,和各国的佛教交流也很频繁。在他统治期间,阿罗汉高僧圆寂,由般他求高僧继任国师。这时,缅甸到处都建有寺庙,僧侣的人数也增加很多。十二世纪后上座部佛教又形成两派:未罗姆摩僧伽派和僧伽罗僧伽派。未罗姆摩僧伽派亦称“前宗”,该派比丘拒绝孟族僧人车婆多按斯里兰卡僧伽罗上座部佛教戒律重新给他们受戒,坚守缅甸早期的上座部佛教仪规。僧伽罗僧伽派,亦称“后宗”,该派比丘按斯里兰卡僧伽罗上座部佛教戒律重新受戒,主要势力在下缅甸。不久又分裂出以阿难陀、湿婆利、达摩楞陀为首的几个派别。
三、掸族统治时期(公元1287-1531年)的佛教
在缅甸掸族人统治时期,北方的阿瓦王朝和南方的白古王朝都很注重佛教。
北方阿瓦王朝的佛教由于受到国王的支持而兴盛。国王下令建立了许多佛寺,供养来自蒲甘的比丘。当时的国都邦芽成为佛教的中心。十四世纪中期实阿王系中的达多明波耶崛起。消灭了邦芽王系的势力,建都于阿瓦城,以后阿瓦就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著名的高僧大德都聚集在这里,讲经注论,传法授戒。
南方白古王朝信修浮女王统治时期(公元1453年前后),是佛教鼎盛时期。她在位十九年,国强民丰,政绩卓著。后来,她把王位让给女婿达磨悉提。女王退位后,便专心致力于佛教事业。她增修仰光大金塔,用九十磅的黄金涂刷塔顶,周围建起五十尺高、九百尺宽的露台,又护以石栏,四周遍植棕榈。达摩悉提即位后也大兴佛教,他曾于1475年派遣高僧二十二名前往锡兴求法。这一行人布施锡兰众僧以衣物,献呈锡兰王以各种红宝石、蓝宝石、中国丝绸、细席及金叶表,所有这些的目的全都在于求法,欲向锡兰摩诃毗诃罗古刹求得佛旨。这一行人学成归国后,在白古郊外建立传戒道场,以所学之佛门法旨传遍下缅。达磨悉提王通令全领僧伽都来重新受戒。通令颁布后,远近震动。全国的僧众纷纷赶来,共十万人。遵照国王命令,从中精选出长老八百,比丘一万四千多人,重新受戒入团,其余的勒令还俗。经过这次整顿,缅甸佛教更加发展。
四、东吁王朝时期(公元1531-1752年)的佛教
东吁由于战略地位不重要,战火很少触及。所以在历次南北战争中,东吁成了缅族人的避难之地。缅族领袖把缅人组织起来,势力日渐强大。公元1532年,东吁王朝的莽瑞体登位,他先后征服了下缅甸白古和上缅甸阿瓦,使缅甸重归统一。
莽瑞体晚年被杀身死,他的异母兄弟莽应龙也被逐。莽应龙后来平定了叛乱,恢复王室,统一全缅,版图比蒲甘王朝的全盛期还大许多。他在缅甸史上称为“民族英雄”。莽应龙一生笃信佛教,他在安邦、孟密等地建浮屠,献土地,修三层大寺,以十座寺院供养之。安邦、孟密各有一所,请高僧居住在里面,诵经讲道。每月定四天为圣日,首领与臣僚头目都必须前往听经学道。他在位三十年,修寺建塔,供养僧众,使缅甸佛教兴旺发达。
五、雍籍牙王朝时期(公元1752-1885年)的佛教
公元1752年,东吁王朝被孟族军灭掉。接着,缅族英雄雍籍牙打败了孟军,在阿瓦建立了雍籍牙王朝,也叫贡榜王朝。此王朝的历代君王都大力扶植佛教。
雍籍牙王笃信佛教,每天都请僧侣到王宫,殷勤供养,每月四个斋日,与大臣一起受持五戒。他死后,孟驳王即位,孟驳王曾献出与自身等量的黄金,又用宝石装饰塔顶上的金轮。孟云王也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不仅想做“世界霸主”,而且想做“诸佛之王”。孟云严处缅籍异教徒,因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之势力不大,未尝加害,但对当时潜伏各地的“须提”教徒处置甚严,该教流布民间,势力极大,孟至传谕搜捕,用严刑处死十四名,并逼余众改奉佛教。那时,锡兰宗教使节去暹罗,认为那里的宗教最为纯洁,1802年和1812年,这些使节来缅甸传教,使缅甸佛教更加得到发展。
曼同王时(1853-1878年)继续推崇佛教。曼同王于1871年在曼德勒举行佛教僧侣第五次结集大会,各地高僧二千四百名参加。到会僧侣讨论毗那耶等经典各版之不同点,历时五个月,最后以经文镌刻云石碑七百二十九方,安置在鸩婆陶浮屠附近,传诸永远。曼同王于是获得足以傲视一切的尊号曰“第五次佛教结集之护法者”。
六、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公元1886-1947年)的佛教
佛教对缅甸社会有着很大影响,它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支柱,而且是缅甸广大人民社会行为和生活习俗的准则。 佛教僧侣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多方庇护,也受到广大人民的尊崇。佛教寺院拥有土地,僧侣享有司法权和免税权,垄断着缅甸的教育。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后,殖民统治者就意识到,佛教和僧侣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潜在因素,因此,殖民当局必然要对缅甸传统的宗教和文化进行打击和摧毁,以建立殖民统治的法律和秩序。
英国殖民者破坏缅甸的佛教寺院,恣意穿着鞋子进入佛寺,大肆侮辱缅甸人民的宗教感情。殖民当局还剥夺了佛教僧侣的司法权,千方百计分化佛教僧侣阶层。与此同时,打击和限制佛寺对教育的传统垄断地位。在英国殖民者的打击和摧残下,佛教的地位迅速下降,但是,在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里,人们的信仰是无法消除的,反而只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抗。
缅甸知识分子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与缅甸传统的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以复兴佛教为旗帜,提出缅甸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应该享有和英国人一样平等权利。他们还成立一些组织,发展缅甸的宗教和教育事业。1897年7月,缅甸故都曼德勒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曼德勒佛教复兴会”,该会还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启迪人们的民族意识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此后,全国很多地方相继出现类似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产生的基础上,190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组织“佛教青年会”在仰光成立,它的宗旨是:为促进民族语言、宗教精神和教育的发展而努力。“佛教青年会”一开始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佛教青年的主张主要是涉及佛教问题和教育问题。佛教青年会开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出版自己的刊物,1908年创办《缅甸佛教徒》报,1909年出版英文周刊《缅甸人》和缅文、英文、巴利文月刊《巴利人》。这些刊物宣传的主要是佛教和教育的内容。1911年7月,佛教青年会成员吴巴佩创办并出版了全国第一张缅文报纸《太阳报》,开始提出缅甸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求。
“佛教青年会”把缅甸青年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维护缅甸人民的宗教、教育、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而努力,唤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意识,是缅甸走向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为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20年,“佛教青年会”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总会以保护民族利益、反对殖民压迫为宗旨,很快发展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组织。
综合上述可以了解到,佛教和佛教僧侣在团结缅甸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佛教唤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在20世纪以前,在缅甸,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农民阶级都没有形成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佛教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意识形态更能为缅甸人民理解和接受。缅甸沦亡以后,人们常常聚集在寺庙讨论宗教问题。在讨论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英国殖民统治和民族问题,从而激发起人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第二、佛教是初期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在保卫和复兴佛教的旗帜下,缅甸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成立组织,团结起来,致力于社会启蒙活动,表达缅甸人民要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愿望;第三、佛教僧侣成为初期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僧侣投入到反英斗争中去,并且以他们在缅甸人民中的威望,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号召人们参加反英运动。吴欧德马就是爱国僧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缅甸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48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成立了“缅甸联邦共和国”。
七、缅甸独立(公元1948年)后的佛教
独立后,佛教又成为缅甸人民的精神指导和传统宗教文化。1950年,缅甸政府组建了宗教事务部,宪法也强调了佛教的特殊地位。议会通过《佛教组织法》、《巴利语大学与达摩师法》、《巴利语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关佛教的法令,把弘扬佛教文化及其管理用法律的形成固定下来,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法律的依据。翌年8月26日,全国性佛教徒组织——佛教评议会在仰光正式成立。缅甸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教高潮。
1950年缅甸政府延请英国巡洋舰到斯里兰卡,将珍藏在那里的佛教圣物——佛牙迎回国内,供人民瞻拜。这次奉迎佛牙的活动是缅甸独立后国内首次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它调动了国内僧俗两界佛教徒事佛的热情,同时也拉开了国内一系列重要佛事活动的帷幕,为缅甸佛教复兴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52年,缅甸新政府为迎合广大佛教徒复兴佛教的愿望,大兴土木,建造寺窟。首都仰光城东有一座小山,名“去祥山”。政府拨款在此修建了一座“世界和平塔”。在塔旁又修造了一座大圣窟。在窟的旁边,还新建了亚巴拉高耶那大寺,共有600余间房屋,为世界佛教大学的所在地。还修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它们与塔窟组成了一个现代缅甸佛教建筑群,是缅甸政府复兴佛教,弘扬佛教文化的政绩之一,成为现代缅甸佛教的中心地。
1954-1956年,在缅甸召开上座部佛教第六次结集大会,参加者有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比丘共二千五百人。会上,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缅甸第五次结集的总结,对巴利文经典进行严密的校勘,从而产生了目前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版本。
1954年底,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三届大会在仰光举行,这是国际性的佛教会议首次在缅甸举行,表明了缅甸佛教界和政府参与世界佛教活动的决心,为1958年世佛总部迁到缅甸做了准备。这次会议的召开也为缅甸第六次结集增添了声色,使两者相得益彰,相映增辉。
1961年8月,缅甸政府公布关于佛教为国教的两个法案,10月宣布佛教为国教,但同时又宣布给其他宗教一定的权利,引起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各教教徒的不满,发生了各宗教间的流血冲突事件。1962年3月,奈温开始执政,采取措施限制僧侣干预政治,加强对佛教寺庙和团体的控制。1962年4月,颁布”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规定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取消以佛教为国教。1965年正式废除吴努在1949年至1952年为促进佛教发展而制定的几个法令,缅甸联邦佛教会也改为缅甸联邦革命政府佛教整理委员会。从1962年至今,佛教界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当局强调僧侣要遵守戒律,脱离政治。比丘到国外去弘扬化法的活动基本停止,外国学者和僧侣到缅甸学习修禅与研究佛学也受到限制。但由于传统的佛教及其影响的根深蒂固,使政府不得不有限地参与佛教活动。佛教在缅甸社会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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