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最早叫作雍亲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雍和宫也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那么雍和宫怎么会变成今天的喇嘛庙呢？这里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段故事印证了清朝全盛时期的民族、宗教策略，而雍和宫则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个见证，讲述着中央政权和西藏、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联系。

“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庙。皇祖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但在京城未建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皇城宫中创建寺院，定会使佛教复兴。”这是乾隆皇帝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章嘉三世说的一番话。他想把父亲雍正皇帝的行宫——雍和宫改建成传播藏传佛教的寺庙，准备在雍和宫里开办扎仓，也就是佛学院，弘扬佛法。章嘉三世闻言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愿意竭力协助圣上修建寺庙，于是雍和宫的改建工程在章嘉三世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开工了。

雍和宫在明代是供太监居住的官房。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把它赐给了四皇子胤禛成为贝勒府。后来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他的旧宅则升为雍亲王府，但是这座王府发生真正的改变是在康熙六十一年。这一年，康熙皇帝驾崩，胤禛作为四皇子继承皇位，成为雍正皇帝。雍正帝迁入紫禁城后，对居住过三十多年的雍亲王府有着很深的感情，于是他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赐名“雍和宫”。雍正皇帝非常信仰佛教，他和康熙皇帝的国师章嘉二世来往密切。登基之后，他把雍和宫的一半赐给了章嘉二世，作为黄教的上院，供他在京城讲论佛法。

满族定鼎中原之后，从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开始，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就已经成为基本国策。清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朝见顺治皇帝，开创了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清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大帝册封第五世班禅大师为班禅额尔德尼，开创了班禅大师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同时，康熙皇帝还帮助西藏人民击退了准噶尔军队的入侵，平定了西藏内乱，并任命一名叫颇罗鼐的当地人为郡王，由他总理西藏地方事务。基于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的努力，西藏进入了政通人和的颇罗鼐时期。雍正帝绝不能辜负先帝们得来不易的江山，他是个勤奋的皇帝，为巩固和稳定蒙藏局势，雍正帝不仅仅是热衷于推崇佛教，还潜心苦读佛书，研究佛经，并在章嘉二世的指导下禅坐三次，达到了深通佛理的境界。

章嘉二世圆寂之后，他主持的佑宁寺僧人在西北方向寻找到他的转世灵童，年仅四岁的若必多吉成为了第三世章嘉活佛。章嘉三世驻锡佑宁寺不久，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章嘉三世在僧人的保护下躲藏了起来。雍正帝知道后发出急诏，火速把年幼的章嘉三世接到了北京。在章嘉三世拜见雍正帝的时候，雍正帝抱起了小活佛，并特别准许他乘黄幛马车，坐九龙褥，教他满汉文字，学习宫廷礼节，让他和年幼的弘历皇子一起读书学习，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雍正这样做是有意为他们的未来铺平道路。

雍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他的灵柩被安放到雍和宫神谕殿内，一年后移葬清西陵。两年后，神谕殿内供奉了雍正的影像。乾隆皇帝按季节来这里行礼上祭，僧人日日诵经。这时的雍和宫历史上称为“影堂时期的雍和宫”。

雍和宫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为这里出了两个皇帝，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龙潜福地。

乾隆皇帝写的《御制雍和宫碑》中这样说道：“雍和宫是雍正帝的行宫，子孙后代无人能住，但是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把它改为一座皇家藏传佛教寺院，香幢宝纲，夕呗晨钟，是怀念父亲的最好方式。盖因蒙古奉佛最信喇嘛教，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

乾隆皇帝也自己道出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根本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最高礼遇。

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开始了把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庙的工程。雍正帝生前的巧心安排没有白费，和乾隆一起成长起来的章嘉三世不仅是乾隆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也成为帮助他处理蒙藏事物的好帮手。章嘉三世主持了这次巨大的改建工程。乾隆皇帝更没有辜负先帝的期望，他时刻牢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他深知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镇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2009年2月25日，雍和宫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绕寺仪式，又称弥勒转寺日，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恶，使人间的每片土地、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

早在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雍和宫开始改建的第二年，在章嘉三世的主持下，雍和宫首次举行大愿祈祷法会，乾隆皇帝亲临会场。自此，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初一都举行这个法会。

雍和宫是宏大、昌顺、和谐的宫殿。藏文叫“噶丹敬洽林”，意思是“兜率壮丽洲”，那是弥勒菩萨的佛国净土。这片佛国净土的改建，在章嘉三世的督办下，历时六年告以实成。建成的那一天，章嘉三世带领僧众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

清代诗人震钧这样形容这座庙宇：殿宇崇弘，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

这里是雍正皇帝当年升殿受贺的地方。在雍和宫大殿前，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一座须弥山。须弥山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是众山最高者。日月环绕着须弥山，山腰有犍陀罗山，周围有七香海和七金山，外有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由四大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的极乐之处。

在雍和宫的大殿内，供奉着三尊两米高的铜佛。中间的佛像就是现在世的佛——释迦牟尼，他结跏趺坐，右手的手印是成道印，左手的手印是禅定印。东边的是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他的手印是转法轮印，表示修成正果。西边的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雍和宫大殿中供奉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直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佛法渊远流传。

雍和宫建成后的第一个腊月初八，乾隆皇帝在新建成的雍和宫东阿斯门内举行隆重的腊八盛典。东阿斯门内有一个由八吨铜铸成的粥锅。每年腊八节，雍和宫共熬粥五大锅，敬给佛祖，献给朝廷，然后是王公士庶和大喇嘛及文武官员和本寺的僧众，其余的施舍给平民百姓。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云游四方，六年苦修，累倒在尼连河畔，被一牧羊女发现。她用米豆、野果和奶水熬成了一碗粥使得释迦牟尼恢复了体力，并于当年腊月初八日于树下得道成佛。这一天，大地震动，天神云集，赞颂释迦牟尼成就佛道。

今天，这口大粥锅被移到了天王殿院内的鼓楼脚下，供游人观赏，而腊八施放粥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雍和宫的僧人将一桶桶熬好的腊八粥抬至天王殿院内，中外游客每人一碗。游客们端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品着年代久远的食文化。

帝王行宫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庙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蒙藏，那里的人们和信徒感受到了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西藏的郡王颇罗鼐马上献给乾隆皇帝一尊铜质鎏金浇铸而成的释迦牟尼佛像，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在佛像上题了御制诗一首，并把它供奉在法轮殿之中。

雍和宫法轮殿原来是雍正帝的寝殿，改建寺庙后，成为寺院僧侣集体诵经的场所，称为大经堂。在大经堂中央，伫立着一座佛像，这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像。供在法轮殿宗喀巴大师佛像下面的这盏灯是长明灯，它一直燃着，象征着佛法的光辉永传不灭。

万福阁是原来雍亲王府的后罩楼。雍和宫改建的时候，乾隆皇帝觉得这里太空旷，想修建一座高大的楼阁，却没有找到一尊能与之相称的高大佛像。此时，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寻找建造大佛的原料。恰好此时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来了一根高大的白檀木，七世达赖喇嘛用重金换来了这根大檀木，由西藏出发经四川走水路运到了京城，献给了乾隆皇帝，用以报答乾隆皇帝对西藏的平乱之恩。乾隆皇帝见到这棵巨檀木非常喜欢，马上下令雕造佛像。

在檀木到达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万福阁也正在修建。万福阁是雍和宫最为宏伟的建筑，是全木结构，高二十三米，飞檐三重，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三座楼阁之间有飞阁复道凌空连接，这是唐朝至辽金时代佛教建筑的风格，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飞阁复道的仅存实例。

乾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53年，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弥勒大佛终于雕造完成了。这尊佛像通高二十六米，地面高十八米，另外八米埋入地下。佛像的胸部在万福阁的二层，面部在楼阁的三层之上，这也表达了高深莫测的佛教境界，而雍和宫的弥勒大佛和汉传佛教寺庙的弥勒佛形象有所不同。他头戴五佛宝冠，身披菩萨装，双肩装饰着宝相莲花，代表着佛法的戒、定、慧、摩尼四种庄严之相，他两手结印契，象征着弥勒继承释迦牟尼在未来世界讲经说法，普度众生。

这尊大佛是汉藏友好的见证，是国内最大的木雕佛像。1990年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在万福阁修建这么大的佛像，不是乾隆一时兴起而为。乾隆皇帝自小接受佛学教育，笃信藏传佛教。他曾亲手抄下藏文药王经，亲身穿着佛装被人画像。这些东西至今还陈列在雍和宫的文物展室里，他认为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所以发出了频繁未敢忘神御的感慨，但是乾隆在修建万福阁，修建雍和宫的过程中，并没有想到许久的将来，然而这样一种因缘际会使雍和宫成为当时北城的一个制高点。

在雍和宫这个制高点的引领之下，京畿重地的京城以及周边陆续修建了很多寺庙，在最高峰时达三千多个佛教寺庙。那个时候的京城，钟鼓齐鸣，佛唱袅袅，香火繁盛，与遥远的蒙藏遥相辉映。

这样看来，雍和宫这座藏传佛教寺庙的兴建，只是清代弘扬佛教的一个开始。不仅仅如此，雍和宫又成为一个佛教学院。章嘉三世成为雍和宫的第一任堪布。他从蒙藏地区召来了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又请来了著名的活佛来雍和宫讲经说法，并创建了习修佛教教理和十明文化的四大经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家乡成为当地寺院的骨干，一部分人留在汉地翻译了很多经文，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时候，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为乾隆皇帝贺寿，并献上了亲自撰写的祝寿贺词。不幸的是，之后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北京黄寺。六世班禅圆寂的消息传到西藏，他的兄弟们为争夺他的财产和权力发生了暴乱。这件事引发了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等宗教制度的思考。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后立即上报中央政权，获得批准后，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并批准特制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区大活佛；另外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雍和宫内的金奔巴瓶曾对十位以上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以定，大昭寺的金奔巴瓶曾对六位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掣签以定。1995年11月29日，在释迦牟尼佛像前，金瓶掣签选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他被确认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于1995年12月8日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位。

这个金瓶掣签制度由乾隆首创，一直沿袭至今。

经过清朝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终于实现了对蒙藏地区的完备管理，其中雍和宫发挥了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乾隆皇帝把清朝带进了康乾盛世的顶端，但是他把盛世的原因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晚年的乾隆对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更是感慨万端。雍和宫，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怀念父亲，祭奠先人的地方，更是他在俯仰之间就完成了江山继续夙愿的地方。

公元2008年5月21日，全国哀悼日，雍和宫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举行了祈愿法会。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来到了雍和宫，带领僧众吟诵《祈祷经》，超度亡灵，祈福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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