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久以来，蒙古人多前往五台山朝圣，而到了乾隆时期，五台山佛教规模可能在康熙时代已奠定基础，乾隆未用心经营。

澎湃新闻：清初皇室就开始兴修藏传佛寺，相较于前后几朝，乾隆朝有何特点？

赖惠敏：我们从张羽新教授辑录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可发现顺治皇帝为迎接五世达赖而建黄寺。康熙年间修缮了一些藏传佛教，分布于五台山、热河、多伦诺尔、归化等，北京只将宫殿改为弘仁寺。承德的浦仁寺、浦善寺等，这些寺庙的形制基本是汉式风格的，经费不多。乾隆朝修建的藏传佛教不仅数量多，花费巨大，而且其寺庙格局多是藏式风格，石板堆砌数层高，工程艰巨。寺庙内部的佛像数量也十分众多，有些寺庙甚至有上万尊佛像。乾隆时期寺庙建筑的材料也尤为讲究，使用镀金的金顶，还派人专程去西藏去丈量藏传佛教建筑，规划如何在承德等地建造新的藏传佛教中心。嘉庆以后，清代皇室对藏传佛教的投入热情与资助力度逐渐下降，未能继续大力经营，远远不如乾隆朝那样具有高度热情，花费巨资投入，建造出丰富多彩的藏传佛教景观，展现出一幅藏传佛教繁荣的景象。

长久以来，蒙古人多前往五台山朝圣，而到了乾隆时期，五台山佛教规模可能在康熙时代已奠定基础，乾隆未用心经营。乾隆朝建造的藏传佛教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北京、热河地区。清代的宗教长城可以说是康熙时代略具规模，而乾隆则发扬光大。相比于明代，清乾隆朝时期的统治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统治策略也有所变化，所以乾隆皇帝采用经营藏传佛教的政策，来统治蒙、藏地区，相比于明代和北元对峙的局面，表现出更为奥妙之处。

澎湃新闻：康熙时代在兴修寺庙上的花费比乾隆朝要少得多，是不是说，除了特定的政治意义之外，乾隆朝大兴寺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皇帝的偏好？

赖惠敏：康熙时期与噶尔丹的战争花费很多，仅运输粮食的费用就多达百万两以上。与这种方式相比，乾隆朝采用宗教政策进行统治，节省了巨额财政支出。又如，与新疆地区到晚清的动乱局面来说，蒙古地区的社会则维持了长期稳定，这种宗教政策表现出一种高超的统治艺术。

乾隆皇帝大规模经营藏传佛教，与其本身信仰藏传佛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京、热河等地区，如造办处档案中就有关于乾隆朝大量建造佛塔、佛像的记录，这些承袭西藏的佛寺建造技术的做法，同时对于其统治蒙古地区具有很大帮助。即使历经巨大历史变迁，直到今天蒙古地区还是热衷于购买佛像，这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朝以来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的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是否有注意到北京城中汉传佛寺的生态是怎样的？当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支助不再那么有力的时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态势？

赖惠敏：僧录司的档案显示出，乾隆朝曾进行过寺庙调查，在北京众多的寺庙中，只有62座寺庙获得内务府给的香灯银；或稍加修缮，并未投入更多，对北京汉传佛教的扶持力度不大。清代统治汉人的策略是儒教，合作对象是士大夫，政府重视儒家思想。

两种佛教生存状态具有明显的族群和阶层差异，即民间与官方的差异。汉族士大夫多是反对藏传佛教，而蒙古人却十分热衷藏传佛教。清代皇室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同时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较为严密，喇嘛发给度牒、兴建寺庙由皇帝敕赐寺名，承德寺庙多由兵丁保护。而汉传佛教多由民间集中兴修，开放给汉族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旅游。两种佛教无论在资金来源，管理方法和信众人群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皇帝的佛装像也多放在西藏等藏传佛寺中，而并不会出现在汉传佛寺中，这也是两种佛寺不同生态的一个表征。

澎湃新闻：乾隆帝为何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作为曾经的皇室府邸，雍和宫在北京城藏传佛寺中的地位是否尤其不同，有什么体现？

赖惠敏：从某种程度来说，雍和宫具有家庙性质。根据金梁《雍和宫志略》记载，雍和宫的后楼和东书院两区还保留雍正皇帝时代的器物。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东书院内的如意室，东书院内陈设雍亲王府时代的古玩器物。清朝皇帝在五月夏至节祭北郊的地坛后，必到东书院大和斋内吃芝麻拌面。东书院有“大块文章台”是雍亲王府内演戏用的戏台，北面的“五福堂”为府内眷属听戏用的看台。雍和宫后楼即第六进的绥成楼，紧接着绥成楼的东山墙叫“东顺山楼”；西山墙叫“西顺山楼”，绥成楼内收藏着不少乾隆皇帝幼时用的玩具。

雍和宫万福阁安置弥勒佛站像高十八米，其建筑较高，置身其中能俯瞰北京全景。同时雍和宫内部也十分富丽堂皇，也有许多动物标本，有如宗教博物馆。以蒙古人居住在草原的蒙古包中，必然对这样的建筑感到敬畏和仰慕之心。雍和宫附近形成有名的市集，商铺卖着北京制作的佛像及宗教用品，成为蒙古人消费场所。雍和宫设立四个学院，蒙古各旗喇嘛到此接受宗教教育，具备教育意义。以上这些都是雍和宫不同于北京其他藏传佛教建筑的特殊之处。雍和宫成为藏传寺庙后，成为皇家信仰的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区和培育蒙古喇嘛的场所。这样多功能的寺庙是其他寺庙未具备的。

澎湃新闻：老师在书中对北京、热河兴修的藏传佛寺有不少叙述，对于蒙汉交界一线的藏传佛寺，老师是否能再谈谈？

赖惠敏：在蒙汉交界的地方，如五台山地区，官方的话，如具有爵位，就可以到北京地区。隆盛庄地区，在清代贸易十分繁荣。蒙古人到北京等地区不仅是朝圣，同时也是进行贸易的重要途径。

乾隆以前，蒙古与西藏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十六年，曾采取切断两地联系的措施，将蒙古与西藏贸易连接点的西宁地区贸易切断，乾隆二十年准格尔战争结束后，川藏茶叶贸易路线是从打箭炉、雅安、昌都，在四川户科题本提到四川茶叶每年销往西藏的茶叶达一千万斤。

澎湃新闻：北京城的庙会市场里，谁是得利者？皇帝在其中的收益，是否主要还是政治上的？

赖惠敏：长久以来，学界一直将朝贡贸易看成是重要的统治策略，但若是从宗教、贸易等角度来看，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在这部书中，谈到庙会的功能，主要用意并不在于关注庙会本身，而是试图以庙会及其流通的商品（那些商品很多是俄国的产品）为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在这其中，宗教仅是作为一个引出庙会背后的更为重要的国际贸易这条主线。这一章的研究还不很成熟，只是作为中国与俄罗斯国际贸易伏笔，而我目前正利用蒙古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撰写清代中俄贸易的书稿，等新书问世，这一在这部书中没深入探讨的地方将会得到充分的阐释。

关于谁是得利者的问题，蒙古人主要从事贸易运输工作，北京外馆为这长程贸易终点，外馆是商号最为集中的地区，通过畅达的商业渠道，蒙古人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华北的关税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看起来好像政府未获得多少商业利益，但蒙古稳定的经济也有益于清朝统治。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乾隆斥巨资兴修藏传佛寺？

赖惠敏：与元明两代相比，清代对宗教的投入资金并不来自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内务府发商生息的银两，不仅没造成财政危机，反而营造了和谐的宗教氛围，巧妙地处理蒙、满、藏汉之间的民族关系，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宗教机制”。

乾隆皇帝大规模营建藏传佛寺，可以稳定对蒙古统治的统治，营造出北京、热河等新的宗教中心，极大削弱了蒙古与西藏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蒙古人不断到这些新的宗教中心进行宗教朝拜与商业贸易。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人本身也比较认可这种方式，不仅因为他们朝圣经费由皇帝出资，而且还可以带商品进行贸易，由此可获得可观的商业利益。乾隆皇帝利用大力弘扬藏传佛教的手段，弱化了蒙古原本骁勇善战的特性，转而成为安顺的臣民。这些都是宗教政策力量带来的效果，都有利于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治。

清朝统治汉人重视儒家正统性，在佛教中也制造一套传承体系。据说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印度 萨罗国国王 优填王命工匠用牛头旃檀雕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其形式特点为佛陀站姿，左手下垂结与愿印，表示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右手曲臂举于胸前，结施无畏印，表示解除众生恐怖。头饰涡旋发型，袈裟衣纹成波谷状，薄透贴体，后来对这样式的佛像接称旃檀佛像。据说是东晋十六国时（401）龟兹国僧人鸠摩罗什带到中国，最早记载是唐代长兴三年（932）江都开元寺僧人十明所撰《优填王所造旃檀瑞像历记》。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有关旃檀佛像的历史纪录有元代大学士程巨夫《雪楼集》载《旃檀瑞像记》、明代秦应瑞画，《旃檀瑞像并题记》、民国11年薛之珩撰《京师小旃檀寺碑记》。康熙四年创建弘仁寺，自鹫峰寺营供至康熙六十年。计自优填王造像之岁至康熙六十年，共二千七百一十余年。清朝在弘仁寺置喇嘛办事处，每年有蒙古王公、喇嘛至北京朝觐，都必须到弘仁寺礼佛。这种转变，是清代利用宗教政策转移宗教蒙古人的信仰方式的良好效果。不仅只有宗教本身，而且还具有很多的附加价值，宗教与商业、宗教背后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清代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具有很高的手段，营造一条新的“宗教长城”，从而很好的利用宗教政策来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