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僧尼所示之神通或为文帝尊崇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史籍所载，文帝时许多著名高僧颇谙咒术，显示出“灵异无方”之神通。如求那跋摩，其之前在阎婆国时，曾帮助阁婆国王成功却贼，当时，“王遇流矢伤脚，跋摩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所谓咒水，在中国古代巫术中也多有记载，指对水行咒作法，饮之可治病桔邪。跋摩对阁婆国王所施之咒水亦当如此类。if.是跋摩所施咒水之神奇疗效使阁婆国王“恭信稍殷飞决定出家｛彦远，并“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使阁婆因“一国皆从受戒”。史载跋摩“导化之声播于遐迹，邻国闻风皆遣便要请。”

元嘉元年，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远把跋摩之奉献，面启文帝求！请跋摩时，跋摩咒术神通之传说当亦闻于文帝。跋摩到达中土后，文帝一直关注其行程，教州郡资给遣送其至京，跋摩途经始兴时“或冒雨不沽，或履泥不棍，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句，其神异事迹闻于当时，亦当为文帝所知晓。又有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其泛海来华途中，“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气跋陀罗“密诵咒经”，使“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气元嘉十二年跋陀罗抵达广州，刺史车朗上表给文帝，其咒术神通亦当闻于文帝。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到刘宋时，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高僧之神通事迹亦广为流传，如何尚之在《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中就曾谈到：“佛图渣入邮，而石虎杀戮减半。”气弗图澄在《高僧传》中被列入“神异僧”一类，其“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脑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后赵国主石勒始不信佛，佛图澄“以道术为征”，“以近事为证”，终使“勒由此信服”飞何尚之在上奏文帝时既引佛图澄为例，则佛图澄之神异事迹很可能在当时己广为流传。

据《宋书·颜竣传》，沙门僧含“相有学义”，曾对颜竣说：“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颜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太祖。”当时颇有一些像僧含一样的高僧懂得谶记图录之事，并借以预言政治。僧含谶记一事既“闻于太祖”，则文帝对类似的事情必是有所知晓的。佛教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因果报应理论在民间的渗透，加之南方固有的巫术鬼神信仰传统，使得当时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宗教鬼神氛围。这从当时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到，“自晋干著作《搜神记》，世称为鬼之董狐。此后陶渊明有《搜神录》，宋临川王义庆有《宣验记》及《幽冥录》，太原王延秀有《感应传》。均掠采世俗之传说，勒成专书。（晋宋间此项书当不止此数，兹不详考〉则其时鬼神故事，固亦盛行于民间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帝对鬼神及相术等具有神秘色彩的术数方技等也是存有几分信奉之心的。据《宋书》记载，文帝袁皇后因文帝宠幸潘淑妃“愤志成疾”而亡，其亡后“常有小小灵应”：又文帝所宠幸之沈美人“尝以非罪见责，应赐死”，“从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间，自后崩后常闭。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无罪就死，先后若有灵，当知之！’殿诸窗户应声豁然开。”史载“执掌遮白太祖，太祖惊往视之”，结果是“美人乃得释”飞可见，文帝对此类鬼神灵应之事是颇为相信的。

又据《高僧传》记载，僧人法愿“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雷父占相，皆备尽其妙”，并预言他不久将会见到天子。法愿到京师后“以庸相自业”，“历相众人，记其近事，所验非一”，于是“有闻于宋太祖”，僧传云：大祖见之，取东冶囚及一奴美颜色者，饰以衣冠，令愿相之愿指囚曰：“君多危难，下阶便应著锁。”谓奴曰：“君是下贱人，乃暂得免耶。”帝异之，即敢住后堂，知阴阳秘术。文帝最初对僧人所谓占卡预测之神通是存有怀疑之心的，所以故意用衣冠来掩饰囚徒和奴仆的真实身份来迷惑法愿。法愿成功相出其真实身份后，文帝不禁“异之”，并“教住后堂”，让其执掌阴阳秘术。

由此，则不难推知，佛教僧尼所示之灵异神通乃文帝礼遇僧尼、崇信佛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前述文帝让其子刘或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戒使“眠好。惊魔”之病得以治愈，文帝因此对净贤“益相善，厚崇供施”，即可为佐证。有学者认为文帝好佛并“没有多少信仰因素”，但笔者以为，不管是出于功利目的还是其他，文帝对佛教神通之力还是颇为相信的，对其桂病驱邪之功效亦予以了认可，这亦当影响到其对待佛教之态度。

宋文帝爱好文义，以“文治”著称，对文人学士给予了极大优待。史载“文帝彬雅”，“博涉经史，善隶书”，“少览篇籍，颇爱文义”，《隋志》著录有“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此外，《宋书》中多载有文学之士为其所知赏之事z刘璃“少有才气，为太祖所知”：张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飞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刘宏“少而闲素，笃好文籍。

太祖宠爱殊常”飞苏宝生“有文义之美为太祖所知”飞巢尚之“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气谢庄“七岁能属文，及长，韶令美容仪，宋文帝见而异之”，对当时文坛领袖谢灵运，文帝则“日夕引见，赏遇甚厚”，并多次对其优容宽忍，廷尉奏其率部众反叛、应以斩刑处时，文帝却“爱其才，欲免官而己”。史家曰“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正是宋文帝奖掖、优遇文士的结果。观文帝所交接并为之叹重之高僧，多为内外博涉者，既博通佛教经律论三藏，亦通晓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及文史之书，且兼有文章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