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主体“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给它注入了很强的生命力。现在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没有读过《论语》，没有看过“四书五经”，但是你的言行里处处有“儒家”痕迹，可见“儒家文化”生命力之强，适应性之强，这来自于它的开放、接纳和包容。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尤其是对于佛教思想吸收。

最典型的是唐代文坛领袖韩愈。他在《论佛骨表》中，开头就说，佛教并非中国产品，是从“夷狄”外邦转进来的；在传进来之前，中国的三皇五帝都很长寿，传进来之后，中国帝王的寿命反而短了。他还说，我这样攻击佛，如果佛是灵验的，那就惩罚我吧，我等着。韩愈在唐代文坛与官场的地位不可小觑，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当时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阻力不小。

还有很多儒家学者对佛教提出了质难。认为中国历来倡导“忠孝”，但是，佛教讲“出世”就失去了忠，讲“出家”就失去了孝。还有很多人指出，佛教建造了太多的寺庙，靡费过巨，占地过广，又产生了大量“非生产”人口。这些质难，看似有理，可是在现实的面前很多的质难，包括韩愈的一些偏见，都不攻自破了。而且，我们也逐渐地看到，佛教希望广大信众，不是成批地“出家”，而是更好地“在家”。

同时，儒家学者中那些善于学习的人渐渐明白，佛教的盛行，正好暴露了儒学的短板。儒学张扬的是社会秩序，佛教探究的是人心本性。社会秩序是统治者的课本，人心本性是一切人的疑问。社会秩序的课本，必定掺杂大量权势的意愿；人心本性的疑问，却会启发天下众生的觉悟。既然如此，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学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身段，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教益呢？

幸好，在宋、明两代，儒家学者中出现了几位杰出的明白人的学说，一是程颢、程颐、朱熹的 “理学”，再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从此，儒学有了重大的发展，产生了“新儒学”。如果说，旧儒学的重点在于弘扬伦常秩序，那么，“新儒学”的重点在于探掘人心本性。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