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疆域分裂、民族迁徙频繁、外来文化涌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宗教面貌异彩纷呈，所以不是很容易能够给到非常清晰并且具体的描述。在这个时期，佛教是宗教的大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十六国中期的佛教遗存都不是很明显。

在今天的新疆地区，邻近中亚、印度，南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寺院，与此同时，北道也出现了石窟寺，这里的佛教遗存面貌和中亚以及印度的面貌非常相似。魏晋时期内地的佛教遗存则呈现出北冷南热的情形，虽然文献记载佛教活动的中心在中原地区，但实物遗存几乎没有发现，南方地区发现的实物远比文献记载丰富，但其中只有少数可以推定具有佛教本来的含义，多数似乎都已转化为中国本土的神仙性质。南方地区的这种仙佛杂糅局面因晋政权的南渡而终止。十六国早、中期北方地区只确认了数例金铜造像。 在十六国晚期到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佛教遗存，发现数量是非常多的。

新兴的造窟运动在河西地区遗留下可观的遗存，石窟、造像和壁画的面貌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新疆地区的强烈影响，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北魏太武帝灭佛。传世南朝早期金铜佛教造像与北方十六国金铜佛教造像具有某种相似性，或说明魏晋北方佛教随大族名僧一起南渡，以后北方僧众的不断南下也提高了南北佛教遗存的相似性。 南北朝中晚期，南方地区创造出佛教艺术新形式，北方地区则在太和改革前后截然有别。太和改革之前，佛法不灭的三世、七世思想乃至鲜卑民族的体貌特征都被注入石窟和造像之中，改革之后，作为汉化的一部分，佛像乃至于供养人都穿上了南方盛行的褒衣博带式服装，人物形象也秀骨清像化，但佛寺布局仍以佛塔为中心而缺少南方寺院可能存在的讲堂，南北佛教的差异还没有完全消除。

北魏分裂后，北方地区东西部走上各自发展之途。东魏北齐的佛教遗存受到南方地区的强烈影响，并且还孕育出了新面貌。西魏北周佛教遗存的风格已经形成，非常的健壮开朗，并且借助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成为隋唐佛教艺术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