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末年，当郭子兴在濠州举起义旗响应刘福通的时候，朱元璋还在皇觉寺里当和尚。当时他想躲避兵灾，在神像前卜了一卦，结果显示去留皆不吉。他自言自语道：“得无当举大事乎？”于是又卜了一卦，结果显示大吉。朱元璋大喜，便于至正十二年三月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队伍。郭子兴“奇其状貌”，任命他为亲兵长，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

朱元璋胸藏韬略，郭子兴凡有攻伐，“必召与谋，命之往，辄胜”。至正十三年，朱元璋见濠州起义军诸将“日事剽掠”，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与徐达、汤和、花云等二十四人“谋略定远，取滁阳”。至正十四年，朱元璋招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又在横涧山夜袭元军，得兵二万人，随后攻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因滁州乏粮，朱元璋率兵攻克和州，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五月，小明王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九月，在攻打集庆（今南京）的战斗中，郭天叙战死，朱元璋统有郭子兴的全部人马。次年，朱元璋攻下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当时，朱元璋只占有应天府及其周边地区，在他的北边有韩林儿、刘福通，东边有张士诚，西边有徐寿辉等，南边有元军，他们的力量都比朱元璋强大。面对四面强邻，朱元璋接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兴修水利，广开屯田，发展生产，储备粮草，建设根据地。集中力量对付东、西两边与他为敌的张士诚和徐寿辉。同时，朱元璋还网罗了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要挟徐寿辉攻陷朱元璋的地盘太平，并约张士诚一起进攻朱元璋。朱元璋两面受敌，他问刘基有何良策。刘基回答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也。今友谅方劫主胁下据我上游，宜先图之。陈氏既灭，张氏亦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朱元璋大悦，于是决定先打陈友谅。不久，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大汉皇帝，并发动对应天的进攻。朱元璋打败陈友谅，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率二十万军队与号称拥有六十万军队的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两军大战三十六天，陈友谅被流矢射死，朱元璋大胜。第二年，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

急于称王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通病，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是例外。陈胜不听张耳、陈余忠言，过早称王，导致内部分裂，将领不服从命令，被秦军各个击破。

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大多犯了这个错误。刘福通把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代子孙的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汉人反抗元朝，但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北方红巾军。元朝的军事实力虽不如建国之初，蒙古铁骑却依然很有战斗力，加上北方红巾军活跃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对元大都产生直接的威胁，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红巾军，使刘福通的红巾军几乎独力承受元军的重压。

其他起义军领袖如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也纷纷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强敌如林，称王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称王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对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杀或被灭，明玉珍占据偏远的四川，也只能偏安一时，明玉珍死后，他的继承者虽负隅顽抗，但无力抵抗强大的明军，只好投降。

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缓称王”的建议被朱元璋采纳后，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当时实力最强，他们在朱元璋的北边，朱元璋在政治上臣属于小明王，没有独树一帜，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受敌。由于有北方的红巾军对元军进行阻挡，朱元璋才有时间和力量对付东、西两面的张士诚和陈友谅。

遵循“缓称王”的原则，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才自称吴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才称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