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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闽学体系的基本形成是集新儒学大成的结果

发布时间:2019-07-08 11:31:27作者:心经结缘网

杨时也十分重视《论语》、《孟子》和《大学》。由二程首倡,杨时继而发挥,最后由朱熹集大成,编著《四书集注》,才完成了理学的《四书》。之后,杨时又不遗余力地修订《伊川易传》,特作《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编辑二程语录,其目的试图通过这些书籍,把纯正的二程之学传给后来者,可谓用心良苦。

总之,杨时对二程洛学的继承阐发,在二程洛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罗从彦(1072~1134)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南剑州沙县人。他一生笃志求道,潜思力行,宣扬“道统论”,言必称孔孟,对韩愈赞不绝口。后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但亦认为“传道卒赖之”(《宋元学豫章学案》),肯定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朱熹24岁后正式师事于李侗,前后近达十年。李侗的理学思想,对朱熹“理一分殊”的灌输,“逃禅归儒”的指引,帮助朱熹树立以儒学为本,划清了与禅学的界限,这是朱熹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两宋理学的发展,从周、程到朱熹,李侗上承杨时、罗从彦,下启朱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是不应忽视的。

综合上述,“南剑三先生”与闽学之间的师承关系,古今学者都是公认的。问题的关键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究竟有无继承和发挥呢?对此,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是不满的,朱熹对杨罗、李只有师承关系,并未真正传其道,他的思想是直承程顾的。笔者认为二程兄弟的学术思想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但基本方面是一致的,程顾说:“我之道盖于明道(程颗)同。”

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区分二程的思想,更何况“南剑三先生”与朱熹闽学之间并不只是存在一种简单的师承关系,南剑三先生对二程洛学的传播和阐发,他们不少的思想观点不仅为朱熹所重视,而且亦为他所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我们不应忽视朱熹家族传统教育和早年业师的影响。朱熹祖父朱森业儒喜佛,其父朱松、叔父朱槔皆“喜读内典,深解义谛”,朱熹也喜佛书,喜与佛人交往,这都是受了家庭影响。

朱熹闽学体系的基本形成是集新儒学大成的结果

朱松热衷于二程理学,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并以理学影响和教育朱熹。朱接受二程理学,最初是由父亲教育的。朱熹14岁时遵照父去世前的面嘱,随母迁往崇安,受学于刘勉之(白水先生),刘子翚(屏山先生)、胡宪(籍溪先生),他们都接受二程理学,都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师事刘、胡三先生,其中以师事胡宪时间最长。朱熹之学遂能由刘、胡三先生、李侗而继程氏。

刘、胡三先生不拘一家一派,亦要朱熹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都要涉及,后来朱熹的博学,与早期受刘、胡三先生教育的影响不无关系。胡宪是胡安国之侄,是胡氏家学“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守、胡宏、胡宪)之一,因此朱熹也深受胡氏家学的影响和启迪。刘、胡三先生注重《中庸》进德变化气质,得《易》为进德之门,他们为后来朱熹闽学以《易》、《庸》为理论基础奠定了基础。

“胡氏五贤”以胡安国(1074-118)谥文定,福建崇安人)居首,所撰《春秋传》30卷,为宋治《春秋》者之宗,明初被定为科举取土的经文定本。胡安国强调以义理说《春秋》,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胡宏(1105-1161)是南宋高宗年间造诣最高的理学家之一,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言》一书,此书“言灼义精”(张栻语)“思索精到”(朱熹语)。在书中胡宏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关于心性问题的详细论述,对闽学心性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宏是湖南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他优游溯南衡山二十余年,四方从学者甚众,与朱熹齐名的南宋理学家张栻师事之。后来张栻继承胡宏学统,主岳麓书院教事,从者云集,逐莫足」阴相学派的规模。胡寅主张心理合一,强调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这种以理言心的思想为朱熹所继承。由此可知,武夷湖湘学脉,也是闽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显然,朱子闽学是从本体论上吸收融合了龟山道南学脉坚持的“理本论”和武夷湖湘学脉表识的“性本论”,创造性地以《易》、《庸》为理论基础,以太极为道体构成有自身性、理二重结构的独特风格的理学体系。公元1173年,朱熹写了《名堂室记》、《中庸集解序》、《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以及《伊洛渊源录》等。这些著述的完成八是朱熹理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

朱熹闽学体系的基本形成是集北宗理学(新儒学)大成的结果。理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先秦儒学形成后,经两汉经学化、魏晋玄学化、隋唐儒、道、佛三教融合为宋明理学化理学更富有哲理性思辨性,提出不少新问题和新看法,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社会,使儒学更加成熟。所以,海内外学者称其为“新儒学”朱子创立的闻学,是”新儒学的一个流派。学术何谓“集大成”?“集大成”一词见于《孟子·万章下》。

孟子日:“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之,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朱子上承孔孟,集濂、洛、关三派及中早期理学的成果而系统化为其大成,所以集大成不是简单地凑合聚集,而是儒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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