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关注白居易新乐府频繁使用“三三七”句式这一现象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到：“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他认为新乐府中的“三三七”句式借鉴民间变文俗曲，并猜测新乐府的创作缘由是为了改良民间流行曲风。这一看法源于他将白氏新乐府与当时的古文运动联系到一起，认为二者同是以古革新，因而，他指出：“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

陈寅恪先生就新乐府的创作源头和缘由提出了自己的合理假设，然而他对这一句式是如何借鉴敦煌变文的，又是如何改良民间俗曲的等问题，并未作出详细的论证。他自己也说到：“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而且，他也没有对敦煌变文中的“三三七”句式展开分析，我们无法从中看出白居易新乐府与之存在的确切联系。有鉴于此，我们拟先就这一问题作具体讨论。

陈寅恪注意到白居易新乐府中频繁使用“三三七”句式，进而推测这种体式必与民间流行歌谣有关。在看到《敦煌掇琐》等当时整理出的敦煌文献资料中也存有大量的“三三七”句式后，他坚信白居易新乐府确是学习民间歌谣的。需注意的是，这里，陈寅恪似乎模糊了民间歌谣与敦煌变文件的界限，这二者其实是不一样的。民间歌谣历来有之，是各地本土化的产物，而敦煌变文则有一定的地域性，与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之后，佛教变文与民间歌谣相互渗透和影响，共同成为民间俗文化的代表。

敦煌变文的定义历来争论较多。“变文”这一名称，最先由郑振铎先生根据敦煌卷子上原有的题目而提出。后来演变为敦煌类材料的共名，包括讲经文、词文、俗赋、姻缘等。今翻阅《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一书，发现“三三七”句式大量出现在讲经文中，具体篇目有《维摩诘经讲经文》（斯三八七二）、《添品妙法莲华经讲经文》、《金刚波罗蜜经讲经文》、《维摩碎金》等。根据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中的推测：“讲经文是变文中最初的形式，它的产生使其在变文中为最早。……比较早的是演《维摩诘经》舍利弗故事的（斯三八七二）和《添品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可能作于公元八〇〇年左右，演《弥勒上生经》的当稍后，其余都是第十世纪上半世纪的作品。”

关于这一时期变文的流传情况，孟棨《本事诗》“嘲戏”目下记载了张祜取笑白居易《长恨歌》学习民间《目连变》的逸事。可见变文在当时处于盛行却不入流的地位。王重民也认为这一时期变文已发展到很兴盛的阶段，并据万曼《白居易传》的叙述，进一步提出了“这时候，变文的流行不但很兴盛，而且很普及了。我认为第八、九两世纪是变文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