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分析

我们知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轮换，沧海桑田，依然在世界各地绽放光彩，形成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这足以说明它经住了历史的考验，经住了实践的检验。

世界上信佛的名人很多，如阿育王，朱元璋，李嘉诚，曹德旺，刘德华，李连杰，白居易，王维，王安石，范仲淹，曹雪芹，金庸，尼采等，还能列出长长的一串，这些内容网上都有，就不一一列出了。是信佛了，悟出了佛的智慧，让他们取得了成就，还是他们有了成就后，为了寻找心灵的解脱而信佛，这个就不好说了，或者这个也不重要，总之，他们说出了自己信佛。

有些人是人生不是很如意，或看破红尘，或其它什么原因，出家归依佛门，如陈晓旭，演87版央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2007年剃度出家， 法号“妙真”；黄元申，香港巨星，《霍元甲》的扮演者，“亚视”前节目主持人，后削发步入空门；袁振洋 《水浒》武打设计的导演袁和平的弟弟，曾做过演员和武术指导，拍过电影，后出家做了和尚。

还有些名人给佛教作了很多积极的评价（是否属实未作考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长城象征凝聚力，外来的东西，进来后也变成内生的东西，中华民族是融合的，一定要把外来的本土化。佛教也是外来的，变成我们本土的了。所以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

爱因斯坦：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 那必定是佛教。

黄念祖：佛教是宗教而超宗教，是哲学而超哲学，是科学而超科学。

大哲学家尼采：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注重和依据实证的宗教。

英国哲学家、文学家罗素：我总觉得基督在智慧或德行上比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要高，我想，我会把佛陀的位置摆在基督的前面。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恩格斯：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

梁启超：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他在《梁启超谈佛》这本书里说道：

“一般人多以佛教为谈玄家，在后此各派佛学诚有此倾向，原始佛教却不然。释迦是一位最注重实践的人。然则释迦绝对的排斥理论吗？不不！当时正是《奥义书》研究极盛的时候，诸家学说，都以哲学的思辨为后盾。释迦若仅如基督之宣传直觉的福音，或仅如孔子之提示极简要的实践伦理，决不足以光大其学。总况迦之为教，与一般所谓宗教不同。一般宗教，大率建设于迷信的基础之上。佛教不然。要‘解信‘，‘要悟信‘”

“释迦惟一目的在替众生治病。但决不是靠神符圣水来治，决不是靠汤头歌诀来治。他是以实际的医学为基础，生理解剖，病理??等等。一切都经过科学的严密考察、分析、批评、然后确定治病方针。”

）。

瞿秋白：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鲁迅：释迦摩尼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启示了。

谭嗣同：佛教大亦，孔次大，耶为小。

康有为：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

陈独秀：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金庸：相信佛学哲理中的“自力”，即凭自己的觉悟去解开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人生各种苦痛。不用多说了。看过他的书的人都明白。

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网上有个人，他说，“信佛十年，我终于不再信佛教了”。

主要原因是：第一，佛教的教义经不起推敲和质问；第二，此生只求良心平安，没必要去拜这拜那。他说：

“佛学就是一个悲观的心理学派，说不上有多高明，但这只是一个哲学派别，每个人都有思考的权利。可佛学一旦演变成佛教，就加入了许多愚昧、丑恶的成分，比如要信徒给佛造像，说「有功德」，其实是浪费民财;比如要信徒燃臂毁身供佛。除了这些愚昧的教义，佛教还提出了一系列不健康的道德观，比如要信徒行善，说行善就有福报，有些佛经还宣传某日行善可以获得「一万倍」的利益，简直可笑。中国儒家认为行善就是行天理，根本不要考虑回报，这样才是真善。”

“佛学是历代智者的结晶，有些观点虽然偏颇，但也有很多精华。”

“比如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用悲观厌世的观点看待世界，也没有什么大神通，据季羡林先生考证，释迦牟尼是吃野猪肉得了病后去世的。”

“佛教只是一种思想，未必是真理。一个成熟的人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迷信教理、崇拜偶像。我不信佛教不是善根不足，而是说明我的思辨能力逐渐走向成熟。”

总体来说，这位网友对佛学既承认其精华，也认为有其不足，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这估计也代表了不少网友的看法，比如还有人说：

“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强烈扩张性比起来，佛教可以说是厌世主义。”

“我认为任何宗教，对人有益，就是好的，反之、就是邪的！我不看他说的多好，我只看实际结果，我看到：佛教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灾难恒生贫穷落后的，这个根本就是个事实！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身上表现，那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是，如果全部佛教国家都是这样的，而其他宗教国家都是富裕发达的，这就不是用什么狡辩可以说辩解得了。”

季羡林先生对佛学批评也不少，如他说：

“……它们反对婆罗门，反对种姓制度，都得到商人阶级的大力支持。佛教最初的教义比较简单，无非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用另外一种说法是三法印或三共相（s m nya-laksana）：苦，无常，无我。佛教讲因缘，讲因果，符合商人资本产生利润的心理。修习方式是个人努力，求得解脱，又投合个体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容易接受。大商人也支持，譬如给孤独长者，他们自己并不想成佛，社会不断进化，人创造的宗教也必须跟着变化。”

“……什么叫佛性问题呢？就是人能不能够成佛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同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多少天使同样地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然而，在佛教徒看来，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为了麻痹善男信女，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手中的经济，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必须给以回答。”

另外季羡林先生认为悉达多不允许女子入教，不允许奴隶入教。这个在一行禅师写的《佛陀传》里有这样的解释：“……佛陀解释他并不是因为歧视女生而不许他们受戒为尼，他只是未能确定，在让他们加入僧团时，是否可以避免产生僧团内部和外间的负面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各种观点混杂的现象呢？是人们对佛学的认识不同而导致差异，还是佛学本身就存在不足，作用有限，只满足了部分人的需要？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即使是认识有差异，经过这么多年了，再深奥的东西也会逐渐从认识上趋于统一，而且那些批评的内容也并不是全无道理，有些还是出于名家之口，现实中一些人因为迷信佛教而导致悲哀也屡见网上新闻（尽管主要是迷信者自己导致，但佛教多少也会有些责任），比如信佛的人沉沦，信佛的国家落后，等等。

所以说，现有的佛学很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主要是破除我执，消除无明，慈悲为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不能适合某些情况，某些人。对于适合的人，他们相得益彰；对于不适合的人，或者适合但没有正确认识佛学（迷信佛教），可能就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