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注重佛教经藏的迻译与刊刻，成为宋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一大内容，对日本的佛教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宋代王朝政权之后，首先解除前代后周世宗的禁佛法令，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在佛教经藏的传播活动中，先后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西行求法，在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法贤）、施护等人抵京后，朝廷又设立译经院，培养译经所需的润文、证义等译经僧才，基本上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佛经翻译活动。宋太宗还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宋初佛经翻译，从译经院的设置（太平兴国七年，982）到《景祐新修法宝录》（景祐四年，1037）的撰毕，凡五十六年间，共计有263部573卷佛典的迻译。其中，属于大乘经藏秘密部，共计184部448卷。其中秘密部123部228卷。中天竺梵本总数263部中，177部为秘密教原典。

日本沙门在两宋时代曾多次求得宋版大藏经如蜀藏、福州藏等回国，并在奈良、京都、镰仓各大寺中举行一切经供养会，典仪很盛，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传通具有重要意义。如东大寺僧奝然入宋归国时，携回新印《大藏经》480函，5048卷，新译经41卷。这部《大藏经》就是“开宝敕版大藏经”的初印本。

成寻居宋期间，同样致力于搜集佛教经本（印本和写本），共计600余卷，由其弟子携归日本。成寻搜访佛教典籍，参照《大中祥符法宝录》22卷及《天圣释教总录》3卷，在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还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名录。日本入宋僧归国时，多携带大批佛经及其他佛教典籍书物。入宋日僧除输入宋版佛教藏经外，还携归了大量的佛教经论章疏，特别是当时流传的禅典、儒书、诗文集及医书等。如荣西首次入宋归国时（1168），赍归由天台座主明云所赠送的新论章疏30部60卷。泉涌俊芿归国时（1211），携归佛教典籍数量则更为惊人，其中包括律宗大小部327卷，天台教典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道书籍256卷。

径山第34代住持无准师范（1177-1249），是南宋时中日佛教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禅僧代表。他主持径山寺约18年，其门下诸多弟子或为日本入宋僧，或应请赴日弘法，影响独特而深远。

据日本金泽文库、高山寺资料及《东域传灯目录》、《诸宗章疏目录》等佛教文献书志记载，以日本湛睿为代表的高山寺收藏宋代僧人撰著的华严教学作品及宋代刊刻的华严学论著，多达四十余种。其中，既有刊印本，亦有日本学僧的手抄本，较好地保留了宋代华严的基本文献。从这些文献中，既可以看出宋代华严教学的活跃，又可以看到宋代时期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盛况。

据《宋朝教学与湛睿》一文的论述，湛睿收藏宋代华严学僧所撰著的有关华严著述，共计65种；其所收藏的有关宋代刊行的华严教学论著，则多达45种。其中，有许多作品，国内已甚为罕见。从这些撰著的收藏中，既可以看到宋代时期华严学僧的研习盛况，更可见当时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盛况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