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时，并未引起很大的重视。东晋年间，由于朝廷政权更迭频繁，得失成败祸福无定，使许多门阀世族出于消灾避祸的想法遁入佛门。另一方面，佛教本身的理论十分贴近下层百姓，同时统治者为了顺化民心、愚弄百姓，更对它加以推广，从而使佛教开始得到迅速发展。至隋唐两代，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的佛教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中国的道教及儒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三教合流的发展趋势。因此，佛教的消费伦理思想既受到中国儒家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反过来也对后世儒道两家的消费伦理思想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佛教的消费伦理思想集中在禁欲主义基本消费标准和宗教消费上。佛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对“苦”的阐发，《中阿含经》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八苦”:“哭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盛阴苦。”这当中涵盖了人生的自然生长变化过程“生老病死苦”，也包含了“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诸苦，这是人自身主观愿望无法得到满足留下的苦。最后的“五盛阴苦”又包含了色一一物质，受一一感情、感觉，想一一理性活动、概念活动，行一一意志活动，识一一统一前几种，这五种包括人的精神和物质诸方面的苦。

在如何消除这些苦难的问题上，佛教极力掩饰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而说是个人的“无明”造成，即无法得窥“五蕴皆空”这一善的本源，不能消除有常、有我的欲望，达到无常、无我的境地。因此，佛教宣扬禁欲主义思想，色、声、香、味、触五欲都只带给人烦恼、苦痛，“五欲无乐，如钩啮骨，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践毒蛇，五欲无宝，如梦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须臾，如击石火。”具体地在消费上，佛教刻意宣扬克制各种消费需要，以自苦为训。如着衣，要“不著华鬓”若过贪求积聚，则心乱妨道。再如饮食，佛教戒酒、素食，若是上人大士，处深山绝岭之中，就以草果为生，“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虽意境极美，可如此推广开来，人人餐风饮露，树叶裹体，那就是社会的一种倒退。可见，佛教在人的基本消费需要中讲求回到原始状态，并还设置种种禁忌，所以连一些基本的人类生理需要也要被一一压制，正像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这种禁欲主义消费伦理思想的后果，就是使消费需要大大萎缩，消费产品的生产被阻碍，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在宣扬人们应当禁欲节俭的同时，佛教又对于宗教消费的挥霍大力鼓励。

佛教的终极目标是“成佛”，而成佛之路要通过“六度”来完成。“六度”又叫“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从生死此岸到涅桑彼岸的方法与途径。其中，“布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如《金刚经》说:“布施，得福……甚多”，因此，“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人们相信这样慷慨捐献，可以修阴积德，为来世幸福打下基础，勺自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凯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以至于无论贫富，竞相布施捐献，即使是耗尽家财也在所不惜，使得民间积聚减少，而宗教消费总量迅速膨胀，结果是“招提栉比，宝塔骄罗。

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把佛庙殿堂修建得如同阿房宫般豪华，僧f吕们也因此穷奢极侈。这些宗教上的消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由百姓们辛勤劳动带来的，“今之伽蓝，制过宫阀，穷奢极壮，画绘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环材竭于轮灸。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如此支出，在生产力本来就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必然是减少了正常经济发展所需，“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蟠。巧匠金销，散雕舍利之家。粳粱面米，横股僧尼之台。香油蜡烛，汪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良可痛哉!”还有一个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的宗教消费就是各种斋会。

按照佛教的教义，人死了要设斋超度，设斋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于死者于生人则越有好处。因此富室豪门有设斋多至百日的，规模大者有所谓“千僧斋或万人斋”。设斋还可为生人祈祷，消灾弥祸，广结善根，于是有的供养大批僧f吕专为自己祈福。在佛教盛行的时期，从最高统治者至普通吏人，以生老病死等各种名义设斋，有的人家一年四季斋会常设，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内容。由于斋会延续时间长，参加人数多，布施广众，加上一些人利用斋会摆阔讲排场，造成开支浩繁，至有将全部家当用于斋会者。这样的劳民伤财的宗教消费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沉重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