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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这个词，最近好像无来由地突然火了一把。

在众多精彩的文章之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某些文章把“佛系”思想或生活往往描写成或不论是非、遇事逃避，或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也有的文章以谈人生为切入点，把消极、逃避、犬儒理解成了“佛系”。

虽然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近来已经受到许多长老和专家的批评与纠正。但由于今天恰巧是青年节，也就以之为机缘，略微陈述一下佛系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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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典浩瀚，但是从生活角度而言，佛教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告诉芸芸众生怎么生活、怎么做人以及如何做事的一种学问。我认为，佛教的“六度”思想能够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尤其对于青年人，也许更是如此。

所谓“六度”，又称为“六波罗蜜”，是菩萨通过如是修行，能够真正做到自利利他，从而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或者说，这是达到究竟大自在目标和境界的法门。具体说，“六度”即是

一、布施，包涵三个布施内容：一是财施，即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二是法施，即以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去教导大众修善离恶，不让邪恶落后的东西占领人的大脑；三是无畏施，即遇到困难能够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地拯救别人，使之远离或摆脱怖畏和痛苦。

二、持戒，即严格持戒而行，遵守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三、忍辱，即能够忍受任何自然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痛苦及一切不公正对待。

四、精进，即砥砺身心，精进不止，勇往直前。

五、禅定，即制止思维混乱、三心二意。

六、智慧，即开启一种能够理解世界本相，服务人生的玄圣智慧。

看看，这哪里有什么逃避、犬儒、自怜的痕迹，有的倒是六度者所具有的既能气定神闲又能勇猛精进，既能严于律己又能铁肩道义的精神。

攝于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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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吧。

龚自珍（1792～1841），字定庵，清代中晚期的一个读书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政府的中下级公务员。年轻时因读明代紫柏、憨山和莲池几位高僧的著作而心归净土，并受菩萨戒。据我略检，今本《龚自珍全集》中收其与佛教相关的文章共49篇。龚自珍不仅阅读显密、禅、净、天台、中观等经典，而且对佛典版本等都加以关注，可以说有着相当深厚的佛学造诣。他在一首诗中说：“不似怀人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看到这，也许有的人认为，龚自珍不过是一位信佛的、无病呻吟的、为作新诗强说愁的读书人罢了。

但是，看看他写于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即1839年——几乎中国所有的青年人都熟悉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因病去世有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溃败，政治风雨飘摇，外敌压境，民不聊生。所以龚自珍甚至想放下教鞭，去上海参加抗敌活动。虽然因突然病逝而未能如愿，但龚自珍不正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昂奋进的佛系者吗？

甚至才高如梁启超者，也对龚自珍有着极高的评价。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著作，能让梁启超感到电然震撼？文与其人，正是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才会让梁启超“电然”吧！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1898）者，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他有过佛教救国的理想，并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在慈禧老佛爷发动政变后，变法失败，但谭嗣同却拒绝逃跑求生，最终在菜市口英勇就义。所以，梁启超称赞他是一位“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

清代这两位佛系青年，一位死时49岁，一位死时33岁。

也许在和平宁静、国泰民安的时代，佛系的生活确实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平淡无争、消极懒散的小确幸现象，但是在社会出现问题时候，真正的佛系——刚劲有力、进取奉献——就会爆发出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佛系，这才是真正属于青年人的佛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