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降，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站稳脚跟，并且和儒、道二家积极互动，形成了三教通融的局面。尽管中国帝王仍然将儒家奉为『王道』或者『圣贤』之道，但是由于佛教信仰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统治者将佛教视为教化臣民的重要思想工具。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首先推崇以儒术治国，与其他皇帝一样，朱元璋认为，佛教可以通过教化使人向善，推崇佛教可以辅导王政，他在《论僧纯一敕》中说道：

『昔释迦之为道，孤处雪岭，于世俗无干，及其道成也，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从，故世人良者愈多，顽恶者渐少，所以治世主每减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阴翊王度是也。』

朱元璋不仅推崇和扶持佛教，同时在社会组织层面对佛教进行强力整肃，设立教寺，通过官方发放度牒，禁止私度，来控制度僧数量。明朝中期宫廷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兴造佛寺，万历继嘉靖排佛后佛教逐渐从低潮中走出，直到明中后期，经过『九莲菩萨』孝定皇太后的推助，佛教日渐『复兴』。《明史》中记载孝定皇太后『好佛，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在孝定皇太后的引领下，寺庙的施主中光宦官就有数千人，佛教寺院兴建十分兴盛。

由于皇家对寺庙活动的推动，加上明代对寺庙、僧人在赋税、差役上的减免，僧人的数量愈发增多，私自剃发、购买度牒的现象只增不减，这与宦官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正统和景泰年间，王振与兴安多次请求皇帝颁布度僧指令，每次度僧人数几乎都达上万人，到了成化时期滥度现象更多。僧人团体的壮大，无疑给寺庙管理造成负担，寺庙体制也因此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