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领土之侵略行为。

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 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 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土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畅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十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他还组织佛教会,号召佛徒奋起卫国,以及多方筹款,资助抗战。圆瑛法师从理论和行动上,践行了佛教保家护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