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唐时代，以训诂解经为主；二是宋明时代，以发挥经义为主；三是清乾嘉时代，是宋明理学的反动，以通经致用为主：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儒学之一大反动，“崇宋学性道，而以汉儒经文实之。”以复古为其职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初期正是自宋明理学过渡到乾嘉汉学之际。《通志堂经解》就刊刻于此际，所以它所收入书籍绝大数都是宋元著作，作为中国学术史发展中的一个标志点，前后链接起经学发展的轨迹。

《通志堂经解》详情介绍

纳兰性德的座师徐乾学对这套丛书贡献很大，提供了家藏的一百四十多种宋元经书的刻本、抄本，又把自己30年来摘取而校定的古籍拿出来交给纳兰性德。

加上众多藏书家、好友仁人的捐助和求购，又由纳兰性德经过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筛选，审慎编定了144种1788卷。

他在编辑中力行“厘择是正”：完善者用之，缺漏者补之，讹误者正之，蠹蚀残缺者弃之，以致动手重新编写。如《陈氏礼记集说补正》38卷，就是纳兰性德在陈皓原作上重新写作而成的。

精选出的经解，纳兰性德都撰写了序文，加上总序，为8部经书写序63篇。对纳兰性德的良苦用心，在古籍编辑学术方面也得到高度评价。

《通志堂经解》的63篇序文，内容大体上介绍经解的作者、内容、版本、学术渊源和流派等，有的穿插了一些议论、评说，是了解和研究纳兰性德生平、思想、创作和学术主张、文化追求的重要材料，也是了解清初一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和“满汉融合”历史的珍贵资料。

《经解序》表现出纳兰性德对理学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上层统治集团对理学的需要密切相关。

在对理学的推崇中，可以看出以纳兰性德为精英的满洲上层人士对汉文化的兴趣与认同，也包含了对清朝建立大一统的深远认识与进步的政治思想主张。

中国古典经学是人文信仰的基础

在经典国学的经史子集中，经学为首要，而且只有儒家认定的经典才能归入经学，其他各家各派的都不能归入经学，统称为子学。

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而中华文化每一次新发展都是返回到“本”，返回到经典。

它不可能是从子学（诸子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只可能是从经典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中华文明曾经面临外来宗教文化的挑战，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佛教文化的国家呢？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就有这样的选择。儒家士大夫们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之学。

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新的经典体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

满洲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面临这个问题，不过是中华内部的冲突。但是儒家士大夫与满洲贵族及统治阶层内部认为应以回归经典、重建经学，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

为大清国的长久、盛世的到来，奠定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这就是纳兰性德与汉族士大夫们一起编刻《通志堂经解》的历史依据与人文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