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自叙帖》中句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

无论如何狂放与醺醉，僧人书法创作都追求空明澄静的“真如”境界。正如司空图此句诗所说的那样，笔下有禅，本非真颠：“落笔纵横不离禅，方知草圣本非颠。”书法和佛教的缘分不仅止于此。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虽然不能在技法上给书法带来新意，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书法反过来也为佛教等宗教的传播作出一定贡献。概括而言，书法与佛教的结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实用和审美。实用的一类又分为写经和立碑两个主要用途。

唐人写《兜沙经》

应该说，中国书法对于佛教的介入首先是从写经开始的。而此点可说是中国书法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莫大贡献。有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佛教对于书法推动的一面，其实更应看到书法对于佛教的流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用中国文字译介经文，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佛教。故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而大规模的佛教抄写、造像题记、碑刻铭文，亦成为佛门僧人的首要工作。在书写佛经的过程中，书法得到一定的发展。写经书法的字主要是行楷两种，又以小楷为多。

唐人写《》

传译经卷、抄写经卷，为大功德，《华严经》卷八十一《普贤行愿品》有云：“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视写经为生命，乃至“不惜身命”，何其重要和功德无量也。故经文必须由善书者缮写，隋僧彦琮即谓译才必须八备，其中擅长书法——“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乃其一备。以此看历史上有诸多“刺血写经”的记载便不足为怪了。

赵孟《心经册》

名书家为庙宇和高僧书碑，则是书法介入佛教的第二个主要功能。庙宇甫建，立石志事，或高僧云逝，树碑颂德，其求名书家铭之，自魏晋南北朝起就日渐盛行。东晋南朝的帝王大多信佛，他们把资助僧侣的葬事视为“作功德”，为高僧立碑则是弘扬高僧功德。当时文学名士都乐于为高僧制碑文，如谢灵运、宗炳、刘勰、沈约等。迄唐，诸多书家更是乐于为庙宇、僧侣书写碑文，欧阳询、诸遂良、欧阳通、薛稷、李邕、史惟则、韩择木、徐浩、颜真卿、刘禹锡、柳公权、裴休等著名书家，均有碑书遗世。

褚遂良《孟法师碑》

其实撇开上述写经、书碑二者的实用功能，佛门中人为了抒发感情、修身养性而书写的作品，其功能并非为了传播佛法，而是为自娱或宣泄情感，即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创造。这样的佛门书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产生，其中智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在永欣寺参禅学佛期间，学书三十年不下楼，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赠浙东各寺。其行为显然已经超越了实用思想，而上升到传承笔法的审美理念。书法在唐代佛门中的兴盛，与中唐禅学勃兴，允许张扬外学有密切关系，吟咏翰墨，并为僧人所重。而这导致书僧作为一个群体最早在中晚唐出现。禅学的盛行，禅学心性论、禅境等思想的浸染，对推动中国书法艺术起到重要作用。

《大唐三藏shengjiaoxu》

即使不将缮写经文、书碑等书僧计算在内，历史上的佛门书家也不在少数。陶宗仪《书史会要》即记载元以前佛门书家59人。佛门书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永、怀素、亚栖、贯休、梦龟、文楚、弘一法师等佛门书僧，均为我国的书法艺术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