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伦敦罗素广场的大英博物馆中，一尊高达5.8米的隋代开皇年间阿弥陀佛白色大理石像矗立在东方馆的楼梯空隙之间，它绝对是这座博物馆中最大最雄伟的佛像。根据莲花基座上的铭文可知，这尊大佛原来被供奉在河北省韩翠村的崇光寺，不知何时被运到海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中国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了23000件中国流失文物，这么多的中国文物，哪有地方全部展示啊！因此，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大英博物馆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33号展厅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一言以蔽之，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

矗立在东方馆楼梯空隙之间的隋代佛像，是用曲阳黄山石料雕刻而成，重约2吨。佛像面容俊秀，双目微启，平视，双唇紧闭，微露一丝浅笑，眉间有白毫相光，披通肩式袈裟，内着僧祇支，长裙束腰与胸前系结，由于采用浅浮雕手法，通身袈裟折纹更显简练，恰到好处，似纱质效果。佛像的双手虽已丢失，但其右手臂上抬，左臂平出略向下，仍可判断出佛手姿势应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据立佛覆莲基座上铭文可知，这尊大佛年代为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雕立。由于太过高大，只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馆楼梯空隙之处。崇光寺另有这尊立佛的胁侍菩萨，也流失到了海外，其中一尊下落不明，另一尊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这尊隋代佛像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笔者近日查询到一些80年前的文献，初步了解到来龙去脉。

《立报》报道为民国政府赠送

1934年10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1936年初将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体的古物运往英国，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

1935年7月25日，满载着来自中国皇宫的铜器、绘画、陶瓷等诸多珍贵古物的英国“萨福克”号军舰，缓缓驶进了朴次茅斯港。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英国皇家艺术院伯灵顿展厅中，隆重展出了这批中国古代瑰宝；故宫里珍藏的顶级古代艺术品及其所彰显的中国古代物质文明，首次跨出国门，接受西方世界的观瞻与注视。

曾亲临会场的中方人员庄严（1899-1980年，又名庄尚严），在《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中忆述称，“展览期限，共十四周，观者统计达四十二万零四十八人……最后数日，观者拥挤，日有二万余人，开艺术院前此未有之纪录。”毫无疑问，此次展览会为20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悠久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之国际展览，盛况空前，轰动一时。

展览结束后，1936年4月9日，满载着在伦敦艺展上流光溢彩的众多中国古物的“兰浦拉号”巨轮，在英国军舰的护送之下，驶向归途。5月17日凌晨，“兰浦拉号”抵达上海，所有古物完整无损的归来。上海《立报》记者，迅即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公之于众，次日的报道称，91箱、1022件中国古物安全无恙归国之后，又被运往南京展览。至此，筹备与实施近两年的伦敦艺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接连爆发，中国抗战也随之拉开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此时，中国政府全力投入抗战，并无再次参加国际大型展览的计划，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明显减少。然而，1938年7月27日，因战事已经将总部迁往香港的原上海《立报》，刊发了一则报道，却与两年前的伦敦艺展有关，这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报道原文如下：

增进中英友谊

中国政府赠英古佛

六朝时代精美雕像

曾在英展览

【路透社伦敦十一日电】为增进中英友谊起见，中国政府购置巨大之云石佛像一具，赠送英国博物院。该佛像曾于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举行之中国艺术展览会中，获得观众赞赏。佛像为六朝时代西历五百八十五年古物，其时正为中国最伟大之宗教文化时代。大英博物院得此，对于东方部方面将增加一极贵重古物，因对中国之赠品极表谢意。

当年首次看到这一报道的民众，第一反应即是中国政府竟然将曾经参加过伦敦艺展的巨型古代佛像直接赠送给了英国政府，这当然令人匪夷所思，感到不可思议。姑且不论佛像本身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巨大，理应归于中国“国宝”行列，而绝不应赠予他国；且仅就此佛像参加过伦敦艺展却未立即运归国内，滞留英国两年之久方才宣布赠予这一事件本身，就很容易让民众产生被政府当局欺瞒真相之感。这样的感受，在首次看到这篇报道之际，难免会令人又惊讶又气愤了。

笔者对这一80年前报道，也深感史料难得、意义重大，曾仔细研读，并力图搜寻并求证于相关文献。首先，笔者发现，无论是伦敦艺展筹委会于1935年印发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目录》，还是筹委会于1936年授权商务印书馆正式印制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中，均没有著录这一巨型古代佛像。因此，此像是何时选入的，又是如何送展的等诸多细节，均无法求证。再者，报道中“中国政府购置巨大之云石佛像一具”云云值得注意，但从何处购置又是如何送展的，均未见任何文献记载。依常理推断，此像即便是临时购置送展，在目录与图说中也理应有所载录与说明，也理应展览完毕之后装载归国，绝无滞留展馆两年之后方才宣布赠予之理。

赠送雕像实为卢氏所为

由于缺乏基本的与报道内容相关联、相印证的史料文献记载，仅凭这一80年前的报道本身，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赠送巨佛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始终无法有合理与确切的解释。

幸运的是，法国汉语言学家、佳士得国际总监罗拉女士，于2013年著成的《卢芹斋传》，终于让这桩80年前的谜案有了答案。2015年10月，《卢芹斋传》中译本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也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得以更为确切地了解这桩谜案。

卢芹斋（1880-1957年），浙江湖州人，初名“焕文”，后改名“芹斋”。卢氏幼年失怙，初寄养于远房的堂叔家，后入南浔张家做仆人。张家大少爷，就是日后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1902年，张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将卢携往巴黎。张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卢为其下属，售卖中国的瓷器、字画、古玩等，将收入悉数资助了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张归国协助孙中山，运通公司结束运营。卢氏随即开办了自己的古董店，凭着鉴别中国文物的丰富经验，成功低价收购不少珍品，并将之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此后的数十年，卢氏以其深厚的文物鉴赏知识和商业才能，启蒙性地把欧美收藏家们的眼光从中国装饰性瓷器引向了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墓葬艺术和佛教艺术。卢芹斋也因之成为海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古董鉴赏家，也成为欧洲华人中的名人。

当然，他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其盗卖中国文物之行径，也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大量“国宝级”文物随之流散海外，包括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昭陵六骏”石刻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造像（1920年前后，卢以12.5万美金的价格售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而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赠送巨佛一事，也是卢芹斋极力促成的。巨佛原属卢氏所藏，伦敦艺展期间，卢氏将5.8米高的阿弥陀佛隋代石像送展。展览结束后，卢氏决定“本着慈善的精神”，将此像赠予大英博物馆。事实上，卢氏献佛之举，实为免去运输的麻烦，因为再把体积巨大的石佛运回法国十分困难，且运费高昂。况且法国人对大型雕像不感兴趣，此前在美国多方寻找买家亦未果，卢氏遂决定“借佛献佛”，先将佛像赠予中国政府，再由中国政府赠送给英国博物馆——借助这样的“国际文化交流”由头，不但可博得两国政府的欢心，更可借机宣传自己的古董生意与品牌，可谓名利双收。

佛像系被分为三段运出国

为此，卢芹斋通过当时的中国驻伦敦公使郭泰祺表达了自己的“献佛”意愿，并且提议捐献此像之后应予必要的介绍辞，要求明确介绍“提供者：卢芹斋公司”。一开始，英方不同意这样的介绍辞，认为以古董商公司名称列入，有失体统。

几经周折之后，终于确定介绍辞为“卢芹斋先生赠送给中国政府，后由中国政府于1938年转赠大英博物馆，以纪念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世界博览会”。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卢芹斋还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授予了奖章，对其“献佛”之举以及别的慈善行动予以表彰。据查，1947年的《国民政府公报》第2931期之上，确实印有一条“国民政府令”，此令称“授予卢芹斋七等景星勋章”云云。景星勋章属文职勋章，分一至九等，授予对国家政务有勋劳的公务员，或对国家社会有重要贡献的非公务人员及外国人士。

事实真相如此，终令笔者恍然大悟。之后，又偶然得观一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7月刊），发现庄严所撰《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一文，实首发于此，比之先前获见转载此文的《美术论集》（1983年），印制时间竟早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因为庄氏所撰此文首发刊物《年刊》的发现，笔者决定再仔细查阅此刊，期待有更进一步的线索可循。

果不其然，细读原刊，很快就发现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处细节——庄氏在文中早就介绍过卢芹斋。文中称：

我国有古玩商人卢芹斋氏，西人称之曰C.T.Loo， 设肆巴黎，今数十年，既雄于姿，又富眼力，与日人所设之山中商会，同为欧美在中国古玩商。因卢氏对此次展览甚为努力，而国人知之者尚少，为文及此，故附记之。

不过，遗憾的是，庄氏后来在文中并未对卢氏再详加记述，“卢氏对此次展览甚为努力”的种种细节，读者再无从得知详情了。除了庄氏所撰文章之外，《年刊》中还有一篇傅振伦（1906-1999年）所撰《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其中就明确提到了会场中的隋代大佛造像，在此文“会场布置”一章中，开篇即提到：

大会门首，悬中英国旗。与学会会徽，随风飘扬。进门而前，中厅陈列之隋代造像，（插图一）首入眼帘。其雕刻于庄严之中，寓秀丽之姿，瞑目含笑，似欢迎吾人之参观者。

查看文中提到的“插图一”，图注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场内部之一”，图片拍摄角度即为由展场大门直观中厅展场，可见那一尊隋代巨佛，即矗立厅中。诚如傅氏所见所言，极为醒目，颇为引人注目。

事实上，随文附有八张插图，除“插图一”之外，“插图六”为此隋代巨佛的全身像，图注更直接标明为“隋开皇弥陀佛造像，卢芹斋藏”。如此一来，可知当年赴展中方人士，对后来“卢芹斋献佛”一事，应当皆是知晓内情的。只不过，当此事遽然向公众报道时，由于没有来龙去脉的背景说明，难免会让人莫明其妙、不明就里了。更何况，80年后如笔者这样的后世读者，就更感云山雾罩，疑点重重了。

无独有偶，笔者又在上海《永安月刊》第十二期之上（1940年4月1日印行），发现了著名作家与画家黄觉寺（1901-1988年，字菊迟，别署今画禅室主，吴江人）所撰《伦敦中国艺展巡礼》一文，文中亦有对隋代巨佛的记述。原文如下：

（展厅）末为一大Salon，陈列隋代佛像一尊，硕大无朋，当余等于翌日参观地下层Royal Academy School时，见一大木椿柱，直立室中，询知是支撑上面大佛像用的，可以想见其大了。闻这也是美国收藏而出品该会的。

如今，每一位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看到这尊馆内最大体量的展品。此像被置于楼梯转角，跨越两层楼，无论是首先进入底楼的参观者，还是沿楼梯拾级而上的参观者，视线都会自然而然地触及这尊巨像。巨像下方的介绍文字中，卢芹斋（C.T.Loo）的名号赫然在目，而80年前的那一桩“卢芹斋献佛记”，又有多少人会知晓，会在意呢？至于卢氏是如何把5.8米高的佛像分割为三段运出国的，外人更是无从知晓了。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