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符号学摆脱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系统观，转而以皮尔斯原理为基础，吸取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成果，在中国符号思想基础上，重新定义并改造了符号学。符号学不仅研究当代文化的各种表现与剧烈演变，并且开始把符号学从方法论推进为对人的意义存在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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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形式讨论出发，探讨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运作，这是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者乐于使用的学理途径。符号学是形式论发展到今日的主要形态，符号学在中国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符号思想遗产。自从现代形式论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迅速将这种理论与中国思想遗产结合，在4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符号学的中国学派正在形成。中国符号学摆脱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系统观，转而以皮尔斯原理为基础，吸取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成果，在中国符号思想基础上，重新定义并改造了符号学。符号学不仅研究当代文化的各种表现与剧烈演变，并且开始把符号学从方法论推进为对人的意义存在之思考。

关键词：形式文化论/ 符号学/ 叙事学/ 意义论/ 符号哲学/

作者简介：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一 关于形式文化论

形式文化论，是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方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广泛用于理解中国文艺和文化的多元方法之一。符号学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学科，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成为形式文化论的集大成者。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传送、理解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符号学专注于文本形式与文化的意义联系，以此为讨论的核心线索。

形式文化论，即是从文本的形式上手，讨论文学艺术的文化意义，讨论产生作品的社会机制或历史进程①。不少人惯常对“形式”一词作贬义理解，对形式文化论也误解争议较多。争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说关注形式等于忽视内容，但形式文化论讨论形式，目的是穿透形式看到背后的文化动力和历史进程；二是说符号学是西方批评方法，但他们忘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释世间万事的符号体系，阴阳五行说是贯穿整个文化的哲理，先秦诸子、佛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巨量的符号思想遗产。中国学界很早就把这些遗产作为研究重点，多年来研究成果已成体系。

广义的形式研究，可以包括风格学、文体学、修辞学、叙述学等，中国古典文论一再讨论的比兴、意境、气韵、兴象、体性、风骨，都是文学艺术的形式规律。今日的西方符号学者不遗余力追溯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思想遗产②，当今中国学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传统这个富矿宝库。建立中国学派的任务，必须靠三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理解并讲解我们的祖先说了什么，二是了解并明白当代世界学界做了什么，三是找到并坚持我们自己在当代学术中的独特声音。前二者不能取消替代第三条，毕竟我们是当代中国学者。

那么能否不从形式来讨论作品？能否从作品情节内容来“直接”讨论社会文化？当然可以，实际上不涉及形式分析的批评，在批评中占了绝大多数。从形式着手，并非唯一路径，也并非高人一等，而只是一种可用的路子。也就是说，形式文化论是多元方法之一，毕竟形式是每一种文化产品必定有的形成方式。诚如傅修延所言：“人们只顾天马行空般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对自己学科的立足点却不屑关注。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独属于自己的范畴概念，没有形式论作为基础，学界连相互交流的常规话语都不具备。”③

文学艺术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有形式技巧上的讲究，形式论就是文学艺术的“工匠精神”，就是暂时悬搁(而不是取消或排除)关于文学的各种大哉之问，先追究形式，然后看形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规律。历史上的确有说过头让人诟病的“绝对”形式论(例如维姆赛特1946年的论文《意图谬见》④)，的确有学者埋头分析形式，而未能抬头看到广阔的文化背景。当代学界庞大，术有分工，个别人一头钻进特殊课题并不奇怪。但本文将会证明，大部分符号学者看到形式背后的社会动因。本文的目的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符号学如何在中国推进发展，总结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学者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既看到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忽视不尽如人意之处。

与一系列现代理论一样，形式文化论是20世纪初突然爆发的，而且是在不同国家里用不同语言写作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发起的：艾略特不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可能只有瑞恰慈处于当时欧美文化中心的剑桥大学，了解一点各国正在发生的事⑤。这些学派的出现，是文化界受现代性压力后自然的走向。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文学艺术创作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流派大爆发，创作走在理论之前，迫使文艺理论做出大改变；那个时代也见证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突破，使得各学科都感到“物理学钦羡”(physics envy)，尤其是一切现象都可以靠数学推进，使各科学者都自觉地寻找对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寻找世界万象背后的底蕴。要指出文化研究与科学不同，不可能共享同一种分析模式，这并不难，但要人文学者完全拒绝这种诱惑，恐怕不容易。这是我们回顾形式论兴起时不能不考虑的文化背景。

二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符号学

中文很多学科名来自日语，但“符号学”是中国称呼，日语至今作“记号学”。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坚持用“记号学”一词⑥，也有国内学者把符号称为“记号”⑦。“符号学”这一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赵元任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⑧他的意思是，不只在中国没人做过，而且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当时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论尚少有人知，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之一。

西方对符号学通用的定义是，“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此定义是用一个拉丁词源定义一个希腊词源词⑨。中文完全没有必要跟随西语转圈子，因为此定义翻译过来更是同词循环。笔者早就提出，符号学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关于意义的学说”，因为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语言学与哲学刊物中，出现过对符号学的最早介绍。五六十年代方光焘与高名凯等语言学家关于“语言/言语”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是在讨论符号学原理。1978年方昌杰翻译哲学家利科的文章，是改革开放后符号学一词第一次重现于中文(11)。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最早文章，是1980胡壮麟在《国外语言学》上发表的《语用学》一文(12)，不久就有岑麒祥、徐志明、徐思益等人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的论文。80年代早期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介绍索绪尔语言学。

1983年，金克木在《读书》第5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一文，是印象式的漫谈，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面对这个学科。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升温，国内学界对文化研究兴趣陡增，出现了一批最早的论文，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1985)，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1985)，胡妙胜《戏剧演出符号学导引》(1986)，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1986)，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1986)，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1986)，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1987)，曾大伟《试论符号学文论和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1987)，以及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1988)，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观情报载体》(1988)。符号学在中国一开始就呈现了大幅度跨学科特征，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奇，符号学的“可操作性”成为其最吸引人的特点。而且用在论先，此时总体说符号学的文字反而极少，像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1987)、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1988)，是凤毛麟角。

此时中国符号学界也开始出版专著，如1988年12月李先焜与陈宗明开始连载《符号学通俗讲座》；林岗于1986年出版的《符号·心理·文学》，是我国第一本符号学文学研究。接下来是何新1987年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他也许是提出从符号可以跨到文化的第一人；俞建章、叶舒宪1988年出版《符号：语言与艺术》，开始了中国的符号人类学研究；肖峰《从哲学看符号》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1989年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1990年出版了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80年代即将结束时，中国符号学界开始汇流。1988年初，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符号学界第一次集会“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

可见，80年代，符号学在中国已经相当繁荣，横跨多种学科，课题之多样、兴趣范围之广泛，令人惊奇。1988年，美国学者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讨论了27个国家的符号学研究，唯独没有提中国，他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符号学机构和研究活动”(13)，他的判断大谬，不过也说明中国符号学运动的独立性。

三 80年代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纠缠及其突破

80年代的符号学，一个重大特点是与结构主义混杂在一起，两者不分。中国学界在80年代基本上把结构主义当作符号学的同义词。此种混淆妨碍了符号学在中国的展开，到后来变成符号学界不得不花力气摆脱的一个纠缠。这是70年代世界符号学运动的共同特点，只不过中国符号学认识到必须区分时，时间稍微滞后了一点。

照理说结构主义是思潮，符号学是学科，二者不应当混淆。实际上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式符号学的基本原理的确相通，可以说结构主义是早期符号学采取的第一个哲学形态。但是结构主义范围比符号学大得多，结构主义领袖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拉康、戈尔德曼等人，并非符号学家。当时中文刊物发表的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数量远多于符号学。1980年，袁可嘉、王泰来等人开始相当系统地介绍结构主义。1981年，李幼蒸发表《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辨析》一文，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运动的两个不同名称(14)。霍克斯出版于1977年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87年被译成中文出版(15)，此书通俗易懂。佛克马与易布思1977年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6)，几乎半本书介绍结构主义，很受欢迎。这几本书的中译本比原作滞后了10年，六七十年代在西方、80年代在中国，结构主义的确覆盖了符号学。

1984年，正当符号学在中国兴起，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大声疾呼，要求推行一个澄清运动：霍克斯说“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围相同’……这种对事实真相的误解大错特错。”(17)可见在80年代的西方，这种混淆也依然是个大问题。符号学长期搭载在结构主义的车上，对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很不利，从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纪，一些重要著作在结构主义名下讨论符号学。可以举几本影响最大的书：叶舒宪1988年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实际上讨论的是符号神话学；王岳川1999年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08年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都有一节“结构主义符号学”；陈厚诚、王宁主编的重要参考书《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2000)，其中没有符号学，却有结构主义；朱立元、李钧主编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2002)，下卷开场即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

可能是因为文献的中译比较齐备，在90年代，甚至新世纪初，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时，索绪尔思想依然是主要内容，例如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2004)、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2005)。至今中国论者已经在细究西文“第一手材料”，例如屠友祥的《索绪尔手稿初检》(18)。我国西学界往往有大而化之不追求细节的毛病，似乎西学是客学，有用拿来即可，不必如中国古典那样锱铢必较地考证源头，屠友祥的工作则是一个良好开端，把外来学问当作家事，是学术大国应有的气度风范。此外，雅克布森的主导论描述了形式推动文学史演变的规律，巴尔特用符号升级追寻意识形态分析，卡西尔及朗格的符号艺术学，均大处着眼，在中国影响深远。

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皮尔斯模式虽有米德、莫里斯等人发展，在西方一直受到冷落，而在中国，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详细讨论了皮尔斯的意义三分理论，以及瑞恰慈的语义学。钱锺书进一步指出，现代符号学三分“表达意旨”(semiosis)早在墨子(《小取》《经说》)、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陆贽(《翰苑集》)那里都已论及(19)。

到70年代，西比奥克、埃科等人用皮尔斯理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使之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此种模式综合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为范型。出发点的变化，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符号意义的三分原则打开封闭系统，向无限衍义开放。

有些西方学者在形式分析与文化批评之间成功搭桥，给中国学界以重要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提出“美学形式”论，认为文本的形式可以导致群众的“新感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激发革命精神。英国的威廉斯则是从文化研究反过来关注形式，他的许多著作，例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20)，说明形式问题一直在文化研究视野之中。另一位伯明翰学派的领袖霍尔，在中国影响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主编的教科书《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21)造成的震动。所谓“表征”，就是带有文化权力的符号再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形式到文化的跨越分析。布尔迪厄讨论了“文学场”中符号资本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相互转换关系，即符号因素与社会权力的互相渗透(22)。波德里亚对当今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文化批判，几乎完全在对商品符号的分析中展开(23)。

在现当代东欧符号学文化学家中，巴赫金和洛特曼可能对中国当代文论起了最大影响，他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都显示了从形式到文化的通衢大道。他们与中国当代批评界渊源较深，有其特殊原因：巴赫金是苏联理论家，洛特曼是爱沙尼亚人。他们在中国的名声和研习者数量，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四 90年代至今中国古典符号学成为关注中心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热闹褪去，中国符号学者更潜心沉静地进行研究。正因为此，到了新纪元，符号学才能在中国学界换挡加速。90年代符号学论文的发表量每年约43篇，新世纪第一个10年每年发文约287篇，第二个10年每年约672篇，即平均每天刊出符号学的论文2篇(24)。另据统计，中国大学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或是课程中包括符号学部分的，共有200多门(25)。不过数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中国高等教育本来就体量庞大。从已发表的论文仔细分析中国学者讨论的范围，可以说中国符号学界已不再热衷于介绍国外理论，而是开始提出自己成体系的见解。

首先是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发掘。中国符号学遗产面广量大，至今中国学界依然在这个富矿中开掘。1988年，胡绳生、余卫国发表《〈指物论〉，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符号学论文》，是最早讨论中国符号学传统的文章。90年代整理符号学遗产的工作做得相当仔细。1993年李先焜《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许艾琼《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1994年周文英《〈易〉的符号学的性质》，1996年李先焜《〈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1997年高乐田《〈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初探》，等等，都是重要的开路之作。而1995年苟志效、沈永有、袁铎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此后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有詹石窗《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2001)、朱前鸿《先秦名家四子研究》(2005)。而张再林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2008)提出一个有意义的新观念，认为《周易》原为身体符号与生殖崇拜遗迹。王小盾的《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2008)广征博引，祝东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2014)全面地讨论了先秦各家的符号学思想，尤其集中于儒家符号名教论。陈道德、曾祥云的《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2017)加深了我们对先秦符号学派的理解。

中国文字是一种全世界唯一的非拼音书写体系，吸引过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他们提出了极有启发性的看法，但只有中国学者能说清楚汉字形成过程的符号学动力。在这个方面贡献突出的是陈宗明、孟华、申小龙等。陈宗明的《汉字符号学：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黄亚平、孟华的《汉字符号学》都出版于2001年，此外，孟华又出版《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2004)，从汉字演变的特殊角度观察中国文化。

接近这个方向的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探索，是把符号学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例如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论》(1998)、辛衍君《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2007)，以及周裕楷用形式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系列文章。这方面的新著作有文一茗的《〈红楼梦〉叙述中的符号自我》(2011)，文玲、左其福的《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2017)，王俊花的《皮尔斯符号学与中国古典美学》(2017)直接比较并对接东西方传统。

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领域，是符号人类学。西方的人类学往往到偏僻的国外进行猎奇式的调查，中国人类学者却常就中国人本身进行研究，应当说中国学者的方向更有意义，更能避免“外来观察者”的各种弊病。早期的例子有陈来生《无形的锁链：神秘的中国禁忌文化》(1993)、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998)。叶舒宪的著作借道符号学，深入到中国古代精神世界，他的著作，例如2004年的《千面女神》、2007年的《神话意象》、2012年的《文化与符号经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符号人类学体系。中国人类学者把眼光投向民俗，也是应尽的责任，杨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2000)、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2014)、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2015)证明中国民间文化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用符号学整理中国思想上有独特贡献的，是任教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台湾学者龚鹏程。他的《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2009)，试图建构一个独立于索绪尔与皮尔斯的中国符号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他的北大演讲系列《文化符号学导论》(2005)是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种全新的阐释。

还有许多著作，例如叶舒宪等的《中国古代神秘数字》(1996)、王小盾的《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2016)，虽然“符号”二字没有现于标题，但都大量讨论了中国“上古符号”。这些方面的工作越做越深，新出的课题越来越多，杜勤的《“三”的文化符号论》(1999)，是作者留日时的博士论文，是很有意义的中西比较宗教学论著。

应当说，中国符号学遗产面广量大，有太多的工作等着有心者去做。《易》的神秘宏大，至今研究远远不足；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式批评，至今尚未见到比较全面的符号诗学总结；佛教(尤其是唯识宗与禅宗)对中国思想影响极大，符号学界刚见到尝试(26)；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与符号意义的关系，也刚有论著出现(27)。可以想象，以中国经典为主要支持的符号学中国学派得到世界学界注意，是近期可以期待的事。

五 新世纪以来中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在新世纪，符号学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对西方符号理论家思想的研读受到进一步重视，不少著作不再有80年代的介绍色彩，而开始发展出中国符号学家自己的体系。9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符号学理论书籍，如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1997年，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增补的第3版。此书长达800多页，对自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符号学做了详尽的介绍，最后一章对符号学在中国的前途做出乐观的展望。

语言学在中国始终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国学者成绩最大的领域。2000年丁尔苏出版《语言的符号性》，2005年王铭玉等主编的《语言符号学》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用书，后一再重版。吕红周的《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则试图扩展语言符号学的视野。杨习良《修辞符号学》(1993)把一直属于语言学的修辞，转化为符号修辞学。此书发表较早，但近年得到很多响应。程然的《语文符号学导论》(2014)把符号学应用到语文教学上。语篇研究一直是语言学与符号学交叉的领域，陈勇的《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2010)，力图把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

90年代后，一部分符号学家努力跳出方法论，开始向哲理深度探索。1999年孟华《符号表达原理》、苟志效的《意义与符号》，2001年王铭玉等主编的《符号学研究》，2004年黄新华、陈宗明的《符号学导论》，都在不同的方位上向哲学开拓。2002年齐效斌的《人的自我发展与符号形式的创造》论述人的生存之符号本质；2006年李子荣《作为方法论原则的元语言理论》发展了文本元语言概念；2008年韩丛耀的《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试图超越符号学，发展一种图像表意理论；2012年丁尔苏的《符号与意义》沿着意义形成的方向展开符号学；2017年赵毅衡的《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试图从东西方哲学吸取营养，构成一个从意识到经验、到社会的符号哲学。

符号学界还有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即做通俗讲解：我们的生活由符号意义组成，人们往往对此不自觉，通俗符号学帮助非专业学者理解这些意义常识。1992年王红旗的《生活中的神秘符号》，1996年重版时改写为《符号之谜：生活中的神奇符号》；2001年李伯聪的《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则用符号学解释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有时候，符号学可以与平凡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例如2010年陈丽卿的《职场仪礼：你的成功符号学》，2015年赵毅衡的《趣味符号学》则用100个小故事说明日常生活浸泡在符号中。

六 符号学应用于文化研究各领域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这个误会来自两个方面：从国外来说，结构主义文学—符号学理论家如巴尔特、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在中国被翻译得最多；从国内来说，80年代的方法论热，首先从文学理论开始，当时文科大部分学科尚在起步，文学批评得风气之先。而90年代以来的符号学专著，从中可以看到符号学的重点已经转向艺术、传播、影视、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文化领域。以下例子只是择其要者，大量出色的研究无法一一提到。

文学作为符号学的传统阵地，并没有被放弃，但在文学研究中应用符号学的学者，一开始就是少数。周晓风继续坚持诗歌符号学研究，1995年出版了《现代诗歌符号美学》。此外还有巫汉祥《文艺符号学新论》(2002)、邓齐平《文字·生命·形式：符号学视野中的沈从文》(2004)。丁建新的《叙述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2007)分析的对象是英语童话，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2004)则从文学形式转向用符号学阐发文化权力关系。诗歌批评应用符号学比较多，形式分析比较适用于细读，例如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2015)，乔琦《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辩》(2015)则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解读了新诗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论争。

艺术学一向材料多、作品多，而缺乏贯穿的理论，因此艺术已经成为应用符号学最常见的学科。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2004)是国内最早的音乐符号学著作；陆正兰《歌词学》(2007)则用符号传播学研究当代流行歌曲；臧策2006年的文集《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用符号学研究摄影；张振华《第三丰碑：电影符号学综述》(1991)、张讴《电视符号与电视文化》(1994)，是中国符号学者在影视艺术方面的最早努力；袁立本《演出符号学导论》(2009)，马睿、吴迎君的《电影符号学教程》(2016)，胡一伟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2018)则是符号学界在艺术方面的进一步开展。符号学在视觉艺术、建筑设计、公共艺术方面似乎很受欢迎，出现了戴志中等编著的《建筑创作构思解析——符号、象征、隐喻》(2006)、卢景同主编《形式语言及设计符号学》(2011)、李乐山《符号学与设计》(2015)等著作。段炼的《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2014)则把设计艺术的符号学讨论提到学理高度。

传播学往往以实践为主要导向，实际上是符号学最大的用武之地。传播研究领域与符号学的关系极其密切而复杂，甚至有学者(例如皮埃尔·吉罗)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实为同一个学科。的确，在全世界许多大学中，符号学与传播学合为一个系。不少国内传播学者赞同菲斯克的二分法，即将传播学分成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余志鸿《传播符号学》(2007)，是这方面的早期工作。陈力丹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结合上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传播学是什么》(2007年)以及与闫伊默合著的《传播学纲要》(2007)。近年来，胡易容的《传播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1)、冯月季的《传播符号学教程》(2016)、赵星植的《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2017)都参与了为传播符号学这个新学科打基础的工作，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

新闻是任何传播学理论首先必须付诸实践的场所。1999年刘智的《新闻文化与符号》看来是符号学与传播学应用于新闻的最早努力，崔林《电视新闻语言：模式·符号·叙事》(2009)、李玮的《新闻符号学》(2014)则试图总结这一课题上的成果。

广告与品牌研究，是当代文化无法避开的大题目，也是传播学各科目中最迫切需要符号学支持的学科。1997年吴文虎的《广告的符号世界》应当是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中的最早尝试。2003年李思屈出版了《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提出了中国学者独特的广告分析模式。近年来李思屈继续把符号研究推向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心理》。饶广祥的《广告符号学》(2014)与《广告符号学教程》(2015)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成一个清晰的体系。

社会符号学则是对符号学最切实的挑战：社会问题往往非常具体，看起来与符号学的抽象方式难以相容。但是社会问题也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做统计，符号学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一种宏观的理解方式。苟志效与陈创生合著的《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2003)、张碧的《社会文化符号学》(2014)对社会符号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卢德平的《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2007)则深入当代青年文化。数字社会的文化变异迅疾，提出了许多紧迫的课题，闫文君《名人：传播符号学研究》(2018)与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2018)穿透当今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其社会动力。当今文化中最特殊也最难处理的课题，可能是电子游戏，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2014)开辟了新阵地，让我们对符号叙述学的研究方法信心倍增。

一旦讨论到“半文科”的一些科目，如经济、营销、法律、逻辑、计算语言，甚至生物、生理，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意义过程，只是用符号学来进行解读，困难更大一些。很多作者集中讨论它们与文化有关的方面，例如从生物符号学进入生态符号学。符号学能否让科学技术文化化，能否取得发人深思的效果，这个前景让人兴奋与期待。

七 中国叙述学的兴起

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符号文本，叙述学(28)研究的是其中包含情节的文本，从学理上说，叙述学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叙述学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符号研究，一旦包含情节，文本就必须采用一系列特殊的形式，因此这门学科被视为相对独立。不过无论中外，许多符号学家兼为叙述学家，二者重叠面的确太宽。

在诸多形式论学科中，叙述学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对象比较清晰，那就是“讲故事的符号文本之形式规律”。作为一个学科，叙述学各潮流固然也是一波波推进，许多概念也是一再刷新，但新解只是改进旧说。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哪怕来自结构主义，甚至更早，也没有被后结构主义洪水冲刷掉，这与符号学的发展很不相同。

叙述学与符号学几乎有共同的起源——俄国形式主义者首先在叙述分析上做了一个辉煌的开局。他们对叙述的“法布拉”与“休热特”的区分(29)，是完全独立于索绪尔提出的，却暗合符号学的文本双轴构成思想；普罗普在千变万化的民间故事中总结出31种“功能”的搭配，情节本是内容问题，由此变为可以分析的形式。他们的成就直接激发了60年代叙述学作为学科在法国的诞生，写《十日谈语法》的托多罗夫，写《S/Z》的巴尔特，提出“符号叙述学”的格雷马斯，三卷本《时间与叙述》的作者利科，他们是叙述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却都是符号学家。

与俄法传统重在情节分析不同，英美(以及后来居上的德国)学界，比较倾向于叙述方式的分析。这个方向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长期留居英国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写出一系列构造有特色的小说，每书有长序，开小说形式研究的先河；20年代初英国一批学者写出第一批真正的叙述学著作，他们对“人物视角”问题特别重视，形成了叙述学的“修辞”派。布斯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使叙述学得到突破性的推进，此书提出的“隐含作者”与“反讽叙述”概念，至今是热烈争论的课题。

从80-90年代之后，叙述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后经典叙述学”据称是“后结构主义的”，基地主要在美国和德国。他们关心叙述的文化动力、性别意识形态、读者在叙述形成中的作用，也有人关心后现代先锋小说对叙述程式的种种突破，以及数字媒介时代各种新叙述样式的兴起。或许这个潮流最恰当的称呼是“多种叙述学”(narratologies)。

在中国，叙述学在80年代发展沉稳，没有像其他学派那样爆发式登场。1987年胡亚敏等人已经提出“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1989年张寅德编译的《叙述学研究》集中介绍了法国叙述学的主要论著；1990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出版“叙述学特刊”，集中发表了赵毅衡、申丹、黄梅、胡再明、微周等学者的系列长文，为叙述学拉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

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叙述学论著，包括胡亚敏的《叙事学》、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不久，就有许多论者，把叙述学与中国丰富的文论资源结合起来。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借鉴托多洛夫叙事理论，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叙事。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讨论晚清小说的叙述者身份演变，他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4)试图将叙述学与中国小说技巧传统接轨。傅修延《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1995)是总结中国小说“评点”理论的先行者，他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专门研究先秦典籍的叙述方式；他出版于2015年的《中国叙事学》重点讨论中国先民神话、青铜器皿，以及辞赋戏曲中的叙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2006)则脱离了西方叙述学的体系，从中国以历史为中心体裁的叙述传统出发，建立一个独立的传统。由于中国叙述文学的深厚底蕴，叙述学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开花，效果明显。

从新世纪开始，“后经典叙述学”波及中国学界。2002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申丹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影响很大。中国学者自己的突破同步而来，出现如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申丹、韩加明、王亚丽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申丹与王亚丽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2010)，张新军的《可能世界叙事学》(2011)，唐伟胜的《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2013)，以及尚必武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013)。

很快，一系列中国学者独立的著作，应新媒介文化的潮流而生，如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2014)、赵宪章的《文体与图像》(2014)、方小莉的《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2016)。黄鸣奋的三卷本巨作《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2017)对互联网叙事学做出极有意义的探索，而且进入对叙述哲学的思考。傅修延领军的江西叙事学研究中心，则在陶瓷叙事、牌坊叙事、谶纬叙事、听觉叙事等“印刷文学之外”的众多方向做出另辟蹊径的贡献。

从叙述学近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叙述学的特点：既没有必要脱离世界潮流一心一意在故纸堆里自言自语，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跟着西方潮流在介绍上下功夫。中国学派可以在两个方向上突进：一是19世纪之前的中国叙事遗产，二是当今的中国走在世界前面的数字文化新体裁。站在这样的高处看世界，国外潮流就能为我所用，成为“武器库”的供应源头之一，但却是辅助性的源头。与其说中国学者加入了“后经典叙述学”潮流，不如说中国叙述学打开了一个全新方向，“中国人如何讲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着。

八 新时代形式文化论前程展望

本文所谈的这些问题，中国学界并非没有争议，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示各种不同意见。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形式文化论并不是万灵药丹，并不能回答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所有问题。而且，哪怕此种途径能提供一得之见，它也不能代替其他学派的见解。一部作品就是一个世界，有必要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

从数量上看，符号学在中国迅速兴起，已成确定的事实，中国目前产生的符号学论文与专著，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国际符号学学界也日益注意到这个正在发生的局面，世界符号学的重心正在向东方迁移(30)，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解决一个问题，即把数量优势变成质量优势，把“中国的符号学”变成“中国符号学”。这问题真正做起来会有不少困难。除了在翻译和英文写作上必须下苦功夫，纵观这个学科40年来取得的成就，以下几个地方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努力。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从上文的扫描可以发现，很多作者只有一本专著，往往改写自博士论文，而此后就多年没有第二部著作。这不是因为他们忽然对学术失去了兴趣，或是不愿意深入下功夫。相当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我国高校的现有研究评价体制，只算论文，不算著作，不鼓励学者作大范围的系统思考。在教学中，大部分青年教师，不得不教“概论性课程”，很少有机会就自己的专门方向开课，课程往往无特色。其实中国大学教师队伍庞大，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上可以有自己的方向，不然怎么能成长为专家？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学科划分，基本沿袭50年代的做法，例如至今没有“文化研究”。据说这科目“太新”，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不过”20多年。符号学是一种形式文化论，文化研究是符号学的主要用武之地。目前符号学者，分散在哲学、传播学、广告学、影视研究、比较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许多学科中。适应性强本来是符号学优势所在，但在高校的固定学科设置中，经常落入无所归属的困境。

符号学的专业刊物太少，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刊物之多，本是世界之最，但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体制，大部分“学报”包揽全部文科。各科能分配到的篇幅太少，必然多守成之作，论文很少“跨学科”。一旦编辑自认为“不懂”，符号学文章只能是偶然刊登的题目。至今中国有4个符号学刊物，其中却有3个是英语刊物：苏州大学出版的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Chinese Semiotics，四川大学出版的Signs Media。只有四川大学出版的《符号与传媒》，是兼发英语论文的中文刊物。大部分符号学的交流活动，不得不集中到网络上，例如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办多年的“符号学论坛”。

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全国开了近30次符号学会议，4个符号学学会基本上都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集会。2002年武汉大学举行“第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2003年四川大学举行“比较符号学讨论会”，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国际符号学研讨会，2004年在里昂举行了“中西比较符号学圆桌会议”，2005年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国际讨论会”，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全国语言逻辑与符号学叙述会议暨庆贺李先焜教授80华诞学术讨论会”，等等。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本来是同行面对面切磋的挑战应战之作，但会议论文在高校体制中不被算作学术成果，大部分学术会议没有留下论文集，非常可惜。

不过中国的符号学学术资源丰富，这些局部性问题，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符号学迄今已经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1988年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笔者作了符号学运动现状的报告，只能介绍国外的发展(31)；1994年苟志效总结了“中国符号学5年的发展”(32)，2003年王铭玉、宋尧总结了“中国符号学20年”(33)，那时中国符号学发展已有诸多成绩可以总结。中国符号学已经站住了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化的飞速发展，需要这种研究。

最近30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超高速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以数字技术为推动力的“高度符号化时代”。由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的消费，符号生产也在迅速超过物质商品的生产。所谓第三产业(服务)、第四产业(信息)，产品的意义成分越来越超过物的成分。社会经济演变之快，远超出学术能够跟上的速度，但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学界有义务跟上局势。

的确，我们对人类意义世界巨变的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当代社会的“超接触性”符号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和争辩。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造成的新的全球格局，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对抗中，对“意义权力”的争夺，渐渐超过对其他控制权的争夺。无论我们关心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还是只想弄懂个人生活的幸福苦恼，不了解形式文化理论，我们就难以总结过去，眛于看懂现在，更不可能把握将来。

符号学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其实践，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课题，无论是电子媒介的文本形式，还是网络时代的营销特征，还是人工智能造成的文化剧变，都没有现成答案。中国符号学界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这些难题，做出对得起新时代的贡献。

注释：

①参见赵毅衡：《为建立一个形式文化学所做的笔记》，《窥者之辩：形式文化学论集》，第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参见翁贝尔托·埃科追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著作《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约翰·迪利回溯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的《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周劲松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③傅修延：《形式论四题》，《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④威廉·K.维姆萨特、蒙罗·C.比尔兹利：《意图谬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208-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参见C.K.Ogden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Harcourt,Grace World,1989,pp.249-312。

⑥例如何秀煌的《记号学导论》，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

⑦例如郭英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一律译作“记号”；又如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⑨参见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⑩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参见李科尔：《现代法国哲学界的展望——特别是自从一九五○年以后》，方昌杰摘译，《哲学译丛》1978年第2期。

(12)参见胡壮麟：《语用学》，《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

(13)(17)转引自丁尔苏：《符号学研究：中国与西方》，《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第8页，第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李幼蒸引用瓦尔说明这两者的关联，“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的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所指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系统取得其结构”，参见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研究》，第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参见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6)参见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8)参见屠友祥：《索绪尔手稿初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3卷，第1863-18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0)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Routledge,1971.

(21)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参见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2)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参见高亚春：《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评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4)参见胡易容：《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符号学论坛》2011年7月25日，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news/2534。

(25)参见马文美：《我国大学所开符号学课程》，《符号学论坛》2011年8月14日，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news/2538。

(26)参见孙金燕：《否定：一个禅宗诗学的核心命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7)参见赵毅衡、王墨书：《符号学视野中的阳明心学“格物”说》，《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8)由于历史原因，“叙述”与“叙事”、“叙述学”与“叙事学”、“叙述者”与“叙事者”，这些术语一直都有人使用，也有人混合交替使用。这从本文引用的文献标题上就可以看出。

(29)这两个术语在中西叙述学界一直未能确定下来，美国学者查特曼(Seymour Chatman)著有Story and Discourse，中文一直译为“故事”与“话语”。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意义混淆、引发误会的常用词。目前世界叙述学界的趋势，是回到俄语原文。

(30)参见Yiheng Zhao,"The Fate of Semiotics in China",Semiotica,Vol.2011,Issue 184,pp.271-278。

(31)参见《京津符号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哲学动态》1988年第4期。

(32)苟志效：《回顾与展望——中国符号学研究5年》，《哲学动态》1994年第3期。

(33)王铭玉、宋尧：《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外国语》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