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千辛万苦。取来的经，是梵文，还得译经。翻译佛经，既需要懂梵文（印度文），同时又需要懂汉语的僧人，这是译经的前提条件。仅有此“双语”能力，译经还是不行！因为经文内容晦涩难懂，还得懂得中国文化，特别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如果具备了上述两种能力，方能译出让中原僧人、贵族和老百姓明白、接受的佛教教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印度佛教传入、翻译、理解和发展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译经工作，一直困扰着天竺、西域来的高僧们。佛教不同于中国的黄老仙术，中原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处于混沌状态。需要如格义、比附类的传授方法，特别是运用中国儒家等文化，来传授解惑。在译经的实践中，首先采用此法的是在建业弘法的住持康僧会。

康僧会 （?-280年）祖籍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世居天堂师，随其父经商移居交趾（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的北部）。10 余岁出家。吴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设像行道，孙权为其建建初寺，史称此为江南有佛寺之始。康僧会在建初寺译编有《吴品》（亦谓《小品般若》）、《六度集经》共二部14卷，又传泥洹呗声，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

译经采用比附方法，实现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

康僧会在弘法中找到了一个“比附”翻译的新方法。由于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道家经典，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康僧会翻译的佛经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道品》《六度集经》等。注释的经典有《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还为这些经典撰写了经序。如今《六度集经》仅剩八卷。《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收录在《六度集经分卷第八》中，也有作为《六度集经》的小经而别行的。康僧会翻译事业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六度集经》，其中大量使用了儒家话语，将仁、孝等儒家推崇的品格融入佛本生故事，着力塑造佛陀的仁君形象，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

《六度集经》中以“布施度”体现佛陀前生的“仁德”。经云:“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这种思想，其实质便是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又《六度集经》云:“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丧吾命，惠民雨泽”，又云:“吾心秽行浊，不合三尊四恩之教，苦酷人民，罪当伐己。流被下劣，枯旱累载，黎庶饥馑，怨痛伤情，愿除民灾，以祸罪我”，这种“仁君”思想与《论语?尧日篇》中“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如出一辙。孟子也说:“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大慈大悲与仁义相融合，在佛本生中寄寓仁的理想

《六度集经》还极力宣扬孝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极力提倡孝道思想，《孝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而康僧会大师所译的《六度集经?忍辱度无极章第三》中，讲述了啖子在山泽中奉养年迈且双目失明的父母的孝感天帝的故事。迦夷国王离宫入山田猎，误射死为二亲汲水的啖子。国王痛悼不已，寻找到啖子父母，亲自牵引他们来到啖子尸体处。其父母悲痛，仰头哭喊:“天神地神，树神水神，吾子啖者，奉佛信法，尊贤孝亲，怀无外之弘仁，润逮草木。”又说:“若子审奉佛至孝之诚，上闻天者，箭当拔出，重毒消灭，子获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子行不然，吾言不诚，遂当终没，俱为灰土。”帝释感动，从天而降对二人说:“斯至孝之子，吾能活之。”目睹啖子复活，迦夷国王说:“奉佛至孝之德，乃至于斯。”遂命令从今以后，率土人民皆奉佛十德之善，修啖子至孝之行。这则故事在云冈第9窟前室西壁下层南侧以图为录。故事反复渲染啖子所以死而复生，在于奉佛，在于至孝。因奉佛而有仁德、孝道，因奉佛而得福报。

康僧会在弘扬佛法中，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天人感应论解释教义，进而把“儒典格言”同“释教明训”等量齐观，把佛教的“幽远”当作周礼明教的外育，他的传教重要内容就是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希望当权者以“孝、慈、仁、德”训世育物。这实际上是把儒佛思想融通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佛教经典传译方面的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其功厥伟，意义深远。

吴天纪四年(280年)四月，康僧会于建初寺无疾而终。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开凿于唐初，壁画内容多为佛教史和历史人物事迹。在323窟的北壁，自西而东共画了5组画面，分别是：汉武帝获得匈奴金人和张骞出使西域的情景；大夏的佛陀圣迹——洗衣池和晒衣石；东晋时西域高僧佛图澄的神异事迹；阿育王拜塔的情景；三国东吴时康僧会为吴王祈获舍利的事迹。其中“康僧会感圣得舍利”，将《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中描述的康僧会大师的事迹内容雕刻在敦煌莫高窟中，记载康僧会在佛教弘法利生中的巨大贡献！（作者：明道 江苏省徐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竹林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