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词语是来自古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通过汉语佛佛教典籍的传译,佛教词语作为外来语向汉语第一次大规模地输入,它们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和广泛影响,以及佛教长久的深入人心的传播,佛教中的许多有新意、优美的语汇被吸引收到汉语的语汇之中，佛教词语也因此大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从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广泛地译介佛典，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增加的新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一些中国固有的词语，被移用来表达佛教的概念，由于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应看作是新词，如心、空、真、观、定等。这些都是表现佛教教义的专有的名词；二是为翻译新传入的概念而创造的词，如四谛、五蕴、真如、法界、缘起等，创造这些词语多考虑到汉语构词结构并利用汉语原来构成词语的词素，反映的是外来概念，但并不给人留下“外来”的感觉，能很快融入汉语；三是根据佛教观念而重新创造的词语，如判教、狂禅、照用、万劫难复、回光返照、头头是道、本来面目等。创造这些词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往往是在许多异名中经筛选才固定下来。因为其中的许多词语具有准确鲜明的表现力，渐渐融入一般用语当中，成为汉语的常用词，如实际、唯心、正宗、思议、忏悔、因缘、真谛、法门、世界、觉悟、刹那、正当、本峰、烦恼、出现、出息、方便、相对、绝对、知识、大千世界、本来无事等。其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了汉语双音词与多音词的创造。中国上古语言以单音词为主，逐渐向复合词发展是语言的进化。翻译佛典大量使用双音词和多音词，对词汇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例如赞助、希望、意识、烦恼、机会、结集、道场、火宅、假名、戏论、种子、习气等，这些词语本身以及在构词上的特点对此后汉语词汇发展影响很大。

二、佛教典籍中大量使用音译词，并总结了音译的原则。作出完整总结是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即五种情况下要使用音译，一是“秘密故”，如经中的陀罗尼即经咒；二是“生善经”，如“般若”可译为智慧，但为表达尊敬，故译“般若”；三是“此所无故”，即中土原来没有的事物或概念，如阎浮树、迦陵频伽等；四是“顺古故”，如“菩提”可译为“觉”，但已经约定俗成，也就相延不改；五是“含多义故”，如“薄伽梵”有六义。在音译的基础上，中国还创造出一批音义合译词，如偈颂、禅定、涅盘、六婆罗蜜等。随着佛典传译，还引入了一些普通译词，如刹那、劫等。同时,采用音译的手法, 意味着音译的字或词仍保留梵文或巴利文的读音,于是在翻译过来的汉语佛教典籍中产生了许多难读的字或词（佛教中常用难读字的标准读音附于文后），对汉语的读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佛教典籍的输入，同时也介绍了外来语文的构词法。其中《六离合释》专门讲解了佛教词语的构词方法，主要有六种方法：一是持业释，以体用关系立名，如藏识，藏为用，识为体；二是依主释，以主从关系立名，如根本烦恼，烦恼为主，根本为从；三是有财释，以所具内涵立名，如火宅，火属宅；四是祖违释，以联合关系立名，如因缘、名色、生灭；五是带数释，标数以立名，如二心、二我、二因、三戒、三法、四谛、五蕴、六根、六道、七大、七宗、十方、十地、十念、十二有支；六是邻近释，以同义关系立名，如五阴和五蕴、六道和六趣、六尘和六境这也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佛典的构词方法，其中如带数释的标数立名方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仅有个别例子，如《墨子》讲真理标准的“三表”。而佛典广泛运用后普及到一般著述，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多用这种构词法。

此外，佛教词语还形成许多成语或典故，被吸收到汉语中，如五体投地、聚沙成塔、一针见血、三生有幸、三头六臂、伤风败俗、在劫难逃、功德无量、牛头马面、隔靴搔痒、心猿意马、盲人摸象、唯我独尊、皆大欢喜、现身说法、香象渡河、借花献佛、痴人说梦、泥牛入海等。佛教词语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因比喻的运用而得到的。佛理玄微，一般人难于领会，所以要“假近以喻远，借彼而况此”，使人乐于且易于接受。因此比喻在佛经上运用广泛，作用很大。因此，这些比喻文学色彩浓厚，形象生动，大多符合汉民族的思维习惯，所以为汉语所吸收。如喻“因果报应”之理的“作茧自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喻“缘生性空”之理的“水月镜花”；喻佛及佛法稀有珍贵的“昙花一现”；喻接受最高教义——无上“法味”的“如饮醍醐”；喻世事空幻、人生无常的“梦幻泡影”、“电光石火”、“龟毛兔角”；喻数量之多的“恒河沙数”；喻众生苦无边际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等。这些隽永形象的比喻，生动活泼的语言，虽是源自佛教，但已很难想象它们是外来词，说明它们已根植于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总之,佛教词语的输入，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宝库。而佛教词语又是佛教文化的载体，通过佛教词语，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心理、民俗风情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