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神性与功利性相并重

一方面，承认因果报应的出世性，在逻辑上必然承认因果报应的精神性，其最高境界是摆脱了轮回之苦而达到的一种精神性的涅槃境界。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吸收了印度佛教因果报应的精神性。另一方面，承认因果报应的现世性，在逻辑上必然承认因果报应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在这方面，印度佛教虽然承认有现报，但非常鄙视现报，因此，必然非常鄙视因果报应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中国佛教既然将因果报应的出世性与现世性相结合，必然将因果报应的精神性与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相并重。事实也正如此。“《法苑珠林》引《提谓经》，言善者可以‘增寿益算’，以增寿作为善者的现报，表现出对现实人生价值的肯定。《提谓经》在北魏时即被称为‘疑经’，作为印度佛教而言，它是伪经，而作为中国佛教来说，它却十分地道，其报应观念正是中国化的佛教观点。敦煌变文中的佛经故事，是僧侣为宣扬佛教而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佛教竭力迎合中国人对现世利禄福寿的热衷。在果报观中添加了现世幸福的内容。《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讲：‘大乘功德最难量，先将因果奉天王。寿命延长千万岁，福同日月放神光。四远总来朝宾座，七州安泰贺时康。现世且登天子位，未来定作法中王。’虽然后世仍是因果报应的途径，但是此生的生命意义、幸福生活乃至事业成功都得到充分肯定。”中国佛教界流通很广的一本书《了凡四训》，是明朝进士袁了凡所写，书中记载，袁了凡原本寿命只有五十几岁，命中无子，也无功名，命里财富也很有限。但他后来遇到云谷禅师，接受了云谷禅师的教诲，发心断恶、修善、积德，结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寿终七十多岁，生了两个好儿子，自己也考取了进士，也颇多财富。中国佛教极力流通这本书，充分说明中国佛教非常重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而将因果报应的精神性与功利性相并重。有学者说：“对现世生活的贪恋和对福寿的追求，可以说从根本上违背了印度佛教基本教义四谛和十二因缘。佛教认为人生皆苦，其终极目标就是让人脱离这无边的苦海而彻底解脱，而且认为人所以陷于苦海之中，就是因为贪、瞋、痴‘三毒所缠，不能远离获得解脱。’如此贪恋人世的福禄寿，则如何能脱离苦海？这显然是一个逻辑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恰表明佛教果报观在保持佛教对现实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否定性评判之时，又接受了中国人固有的对生命存在的眷恋和生命价值的肯定。”如前所述，承认有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而不贪恋这些功利性果报，与根本否定有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现世的断恶、修善、积德或佛教修持并不为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而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自然随之。“如人行日中，本不为日影，而日影自然随之。”因此，肯定有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并不违背佛教的教义，但是，印度佛教非常鄙视这些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而中国佛教非常重视这些现世的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将因果报应的精神性与功利性相并重，主张现世的断恶、修善、积德或佛教修持，不仅现世可以得到利禄福寿等功利性果报（不求而自得，但不能贪婪与执著），而且来世还可以成佛。

总之，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是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观念相冲突、相妥协、相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产物，因此，它具有许多自身所特有的理论特色，即戒律性与伦理性相融合、个体性与家族性相兼顾、出世性与现世性相结合、精神性与功利性相并重。

作者：万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