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僧叡思想转向的时代价值

不管是在禅修方面的不懈探索，还是最终选择弥陀净土作为自己的归宿，僧叡一生在解脱之道上的努力，恰恰体现的是他对涅槃成佛真实存在的终极关怀。在一个般若思想居于佛教主导地位的时代，僧叡兼具虔诚佛教徒的宗教热忱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他没有与将般若学推向顶峰的鸠摩罗什老师亦步亦趋，而是看到了般若性空之外的实体——“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⑤]。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僧叡晚年所著的《喻疑》中：

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衿，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虚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或时有言，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业，众生有真性。……若得闻此正言，真是会其心府，故知闻之必深信受。

法显译出《大般涅槃经》六卷，给习惯般若性空思想的佛教界以震荡，很多人一时无法接受，批判之声四起。《喻疑》正是僧叡抵制毁誉之声、支持《大般涅槃经》的力作，文中僧叡如遇甘露般的的欣喜拥护之情跃然纸上。他久久思索般若“实体不足”[⑥]的根本问题，终于因“佛有真我”、“众生有真性”、积功累德有主体存在而得以解决。这样，一切宗教修行便不再是“空中打旋”[⑦]，而有了理想目标可以实现。相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僧叡才最终选择佛性满满弥陀净土作为自己的归宿。

无独有偶，姚兴在《姚兴答》中也产生类似的疑问：“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太迳廷，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⑧]圣人是指佛教圣人，姚兴认为般若空寂到连圣人都没有是“不近人情”的，于是反问：如果没有圣人，那么得知般若性空的又是谁呢？僧肇在《表上秦主姚兴中》引用此话，并说：“实如明诏！实如明诏！夫道恍惚窈冥。其中有精。若无圣人。谁与道游……真可谓法轮再转于阎浮。道光重映于千载者矣。”[⑨]于是，佛作为无限超越的神圣的真实存在便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庐山慧远致力于神不灭论与鸠摩罗什展开辩论，并大力倡导弥陀净土信仰，最终成为净土初祖；稍后，道生的涅槃佛性说阐扬于世。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转向。在这历史性的转变中，僧叡研究般若经典、探索禅修、最终往生净土的一生，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它预示着当时中国佛教由般若中观的菩提大道向涅槃成佛的解脱之道的发展，标志着中国佛教新时代的开始。

在鸠摩罗什门下“关中四杰”中，今人关注僧肇、道生甚多，而僧叡、道融很少。道融的研究资料匮乏，相对而言，僧叡著作颇丰，思想渊博，研究价值颇高、潜力巨大。僧叡思想以“通”著称，他有着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般若思想，有着由“空”转“实”的佛性思想，在禅、净、判教思想与翻译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一生饱含着一个虔诚佛教徒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当时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变化的一角亮丽掠影。

参考文献：

1、吕瀓:《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

2、徐文明:《僧叡的生卒年代与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3、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

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