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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怎样传入云南的

时间:2019-06-15 09:32:02作者: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佛教三大部派即汉传、藏传和南传在中国都有传播。云南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惟一有佛教三大部派共同传播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传入云南的佛教各部派都与传播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有云南地方特色的佛教派别。本文根据相关材料,对云南佛教的历史和经典进行简要介绍。
一、历史源流
在神话传说中,佛教在释迦牟尼时代就已经传入云南。如西双版纳等地有佛祖曾到过该地传教的说法,宾川的鸡足山则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入定的地方。但就可考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不早于唐代,距佛教创立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其中汉传佛教传入最早,南传佛教传入最晚。
(一)南传佛教
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又被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主要传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思茅市、保山市等地区,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阿昌族、拉祜族、彝族等信奉。
从有关南传佛教的研究论文和着述来看,目前学者们对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的看法已经有数种。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如果梳理有关云南古代地方史料,结合傣族地区的档案材料和傣文史料记载,并将南传佛教各教派放在东南亚上座部文化圈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1)使用巴利语抄录和注释佛经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其思想体系的确立,是在公元5世纪,说明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不早于此时;(2)与云南邻近的缅甸、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在13至14世纪才确立了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这是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大的历史背景;(3)明初以前的汉文资料中,并没有傣族地区此前已经信奉佛教的记载,则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不早于明代。
由于云南德宏傣族地区与缅甸毗邻,在阿奴律陀时期,上座部佛教已经有条件传入,但没有明确的传入依据。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期,南传佛教润派逐渐在西双版纳流传开来。在与西双版纳土司的交往中,润派在15世纪也传入德宏等地。但南传佛教大规模传入德宏的时期,一是西双版纳的佛教随着版纳公主嫁到麓川而传到德宏地区,二是在15世纪中叶,当时摆奘一派从缅甸中部向西北部迁徙,进入德宏。因此,南传佛教大规模传入云南的时间不早于14世纪,也就是不早于明代。
过去一些学者没有注意到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其思想体系在公元5世纪才确立,仅根据一本从西双版纳“发现的”不能被视为史料的佛经《帕萨坦》,就提出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释迦牟尼时代就已经传入西双版纳的观点,这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又曾有学者由于不考虑傣族地区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仅根据勐海大佛寺重建时发现的银片上写有建于祖葛历九年和勐海曼飞龙重建佛寺时在原大殿柱上发现写有祖葛历十六年,就认为祖葛历九年是公元647年,祖葛历十六年是公元654年,从而推断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至少不晚于唐代。实际上,所谓的祖葛历九年或十六年,是傣历纪年的省略写法,就像2002年简称为02年一样。所谓祖葛历九年,实际上是1009年,即公元1647年;祖葛历十六年是1016年,即公元1654年。因此,所谓南传佛教唐代及其以前已经传入云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就部派上来看,传入云南的南传佛教分为多列、润、摆庄、左抵四派。多列又分达拱旦、舒特曼、瑞竟、缅坐四派。润又分摆孙、摆坝(润孙、润顺)。这些派别在传入云南以前就已经形成。各教派教义教制基本相同,只是在宗教生活上有宽严之别,诵经声音有高低快慢,寺庙建盖及僧人居住或在村寨,或在山林,或者是创始人标新立异,另立门庭,因此形成各个教派。由于它们在境外形成的时间不同,因此传入云南的具体时间也各不相同。其中最早传入云南的南传佛教教派是润派,该派在泰国兰那形成的时间不早于14世纪,因此其传入云南的时间也不会早于14世纪晚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甚为兴盛。村村有佛寺,家家都信佛。西双版纳等地的各族佛教徒,奉行男子一生中必须到寺庙出家一次的原则,德宏等地佛教徒则盛行私人供奉佛像,奉献经书,通过大量布施和举办奉佛集会来达到人格的完美和取得社会地位。出家的僧人,在信众心目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家家都乐捐愿施,供养他们。每年支付各种佛事活动的费用占全年收入的25.30%。佛教成为傣族等民族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佛教的信仰在群众中具有广泛而浓厚的基础。
由于戒律不同,云南南传佛教各派别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互不相往来,甚至相互间攻击,矛盾重重。如“朵列”和“左抵”认为“摆庄”和“润”派僧人吸大烟、喝酒不合佛规,“摆庄”和“润”则认为“朵列”和“左抵”不开化。至于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更是没有什么交往。人们对南传佛教的认识大都停留在那些常年走在商道上的马帮、商人和邮役的认识水平上,称佛寺为“缅寺”、“缅佛寺”,佛塔为“缅塔”,称僧人为“缅僧”、“缅和尚”,称佛经文字为“缅文”,称主持宗教活动的“阿赞”(Acaraya)为“缅先生”。 即使是那些在傣族地区住过一段时间,又有一定汉文水平的汉人,对南传佛教的种种认识和称谓也是半汉半傣,不伦不类的。由于各派与缅、泰等国关系密切,佛经、佛像、佛教用品大都从缅、泰等国输入,甚至连在佛寺中住持的都是缅、泰等国来的僧人,因此傣族地区佛教徒朝山拜佛大都到缅、泰等国,与缅、泰、老等国佛教界有来往,外向心理较突出。
云南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关心少数民族事务,强调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各教地位平等的宗教政策下开展云南南传佛教工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通过和当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交朋友,妥善安排其政治、生活待遇,组织参观访问,从各方面争取、团结他们,并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了广大各族信教群众,使他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积极投身到民主改革运动中去。一方面,通过宣传和贯彻落实宗教政策,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并通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完成宗教同政治、经济的分离,不再受土司的操纵,使广大信教群众享受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通过组织广大信教群众到内地参观和观礼,帮助他们解决必需宗教用品,结束了内地佛教和边疆佛教不相往来的历史,促成边疆地区佛教徒的心理由外向转为内向,为边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二)汉传佛教
云南汉传佛教是指从汉地传入云南的汉地佛教。尽管云南盛行的是汉地佛教,但由于云南历史上对后代有较大影响的地方佛教史料《 南诏图传 》和《 白古通记 》存在伪托的情况,本来是不同历史时期从汉地传入云南的佛教都被说成是从印度传入的密教,因此在一般人印象中,云南历史上盛行的是梵僧从印度传入的阿吒(叱)力教。由于缺乏必要的实地调查,又不注意对凤仪北汤天出土南诏大理写经的研究,一些学者从文献到文献,进一步称云南存在所谓“滇密”或“白密”。其实,所谓南诏大理盛行阿吒力教的说法不过是明人的伪托,后人不辨所以,盲从前人说法,谬种流传,越说越玄。历史事实是,从南诏时期开始,云南盛行的就是从内地传入的汉地佛教。
由于云南自唐初开始就与中原内地有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所以汉地佛教在南诏建国以前就已传入云南。现存云南着名碑刻王仁求碑立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碑额上刻有佛龛,与唐初怀仁圣教序、皇泽寺造像、道因法师碑额造像碑额属于同一类型造像,说明至少在立碑的时候,佛教已经在云南地方人士王仁求父子与唐王朝的交往中传入昆明。另外,现存大理国写经每纸约29行,每行17字,保存了唐代官本写经的格式,表明南诏写经是通过官方渠道传入,大理国写经《 护国司南抄 》书法有“晋人笔意”,受唐初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及其书法的影响明显。其他大理国写经和大理国绘画中,也多出现“仏”、“圀”等唐武周时新字,就进一步说明,在唐武则天时期,使用武周新字抄写的汉地佛教经典已大规模传入云南,并对此后的南诏大理写经书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至晚是在唐初,具体地说是唐武则天时期。
元代李京《 云南志略 》、张道宗《 记古滇说集 》等云南现存较早的文献中,有云南的佛教书籍及书法是从汉地经四川传入的记载,说明唐代云南与中原内地尤其是四川交往密切,佛教传入云南,正像云南书法一样,主要是经过四川从汉地传入的。《 滇释记 》所载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僧人大多是经四川来云南传教的禅师,也证明了这一点。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千寻塔、昆明东、西寺塔与西安小雁塔一样,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建造的唐代密檐式塔的代表。《 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 》对皎渊生平行实的记载,表明大理国时期云南仍有汉地佛教的华严宗和禅宗流传。而大理国张胜温绘《 梵像卷 》和剑川石钟山寺区开凿的石窟、地藏寺大理国佛顶尊胜宝幢,则可以说是南诏大理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和石刻艺术的重要作品,并证明较早传入云南、长期在云南兴盛的佛教主要是汉传佛教。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汉传佛教具体表现为净、禅、教、密四支,并且不论是显宗还是密教,各自都已经有相应的法会仪轨。南诏王室不仅仿唐建立内道场、设内供奉僧、给僧人赐紫,而且在内道场按汉地佛教科仪设立大金刚灌顶道场为皇帝灌顶。唐代密教的主要密法,也大部分都已经传入了云南。但是,到了南诏末期,随着白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了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南诏上层便认同印度文化,有意对唐王朝和汉文化采取排斥、回避、淡化的态度。所以在《南诏图传》中,将南诏的建立说成是观音化梵僧授记的结果。南诏国王隆舜“自号大封人”,“自号摩诃罗嵯耶”,使用“摩诃罗嵯土轮王担畀谦贱四方请为一家”这个名号时,几乎看不出南诏与汉地的关系。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敕文也说“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在表明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有西域、印度、西藏和汉地四条的时候,将汉地放在最末,有意淡化汉地的影响。南诏王室的这一举措,可谓将云南佛教说成是传自印度的滥觞。
为便于回避、淡化南诏受汉文化影响及信奉汉地佛教,南诏在确立观音佛王信仰的同时,还引入了可能是世隆东征西讨、四处扩张时期攻克交趾并到达占婆边境时获得的观音造像,称之为阿嵯耶观音,并将其与梵僧联系起来,作为授记细奴罗建立南诏国以及此后在南诏各地传播佛教的重要角色。当然,正像南诏观音佛王信仰的确立有其特色一样,云南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尽管源于东南亚甚至可能就是占婆的观音造像,但由于云南佛教与东南亚的关系严格地说并不密切,南诏确立阿嵯耶观音佛王信仰,只是在形式上借用东南亚的观音,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东南亚观音造像的象征功能有确切的了知,所以一开始铸造这一类观音像时就存在曲解的现象,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极具云南特色的阿嵯耶观音像。
与元代昆明僧人雄辩到内地学习大乘佛教宝积部理论相应的,元僧玄鉴到内地学习禅宗以前,云南盛行的是“教”或“教观”。所谓教是指与禅宗不同的天台、华严、唯识等偏于讲经说法,重在佛教教理的中国佛教宗派;教观则是教和观的合称,由于华严被称为教,天台重止观,故所谓教观具体地说是指华严宗和天台宗。由于从昆明到大理的僧人雪庭普瑞曾着有疏释澄观《华严玄谈》一书的《华严玄谈会玄记》,因此元代云南仍然盛行汉地佛教中偏重佛教义理的天台、华严等宗派。而盘龙祖师莲峰晚年从昆明到大理、祥云等地传禅并得到信众推崇,圆护到内地参礼中峰明本禅师回到云南后就主要在大理传禅,说明禅宗也是元代汉传佛教的主要派别之一。
明洪武十五年傅友德、沐英等人率部攻下大理后,由于大理段氏总管曾武力对抗明军,明政府在大理地区实施了高压政策,不仅在云南兴建学校,发派年轻僧人来云南广泛传播汉地佛教,还对大理地区的固有文化进行毁灭,“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由于古人有“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之说,大理喜洲杨姓段氏遗民遂以南诏和大理国史、《南诏图传》及《记古滇说集》一类的滇人着述为编纂依据,用白文写成《白古通记》一书。该书继承《南诏图传》的宗旨,编撰出白子国谱系并将大理说成就是印度、大理白族大姓为阿育王之后、是婆罗门种、云南佛教为南诏时期从印度传入的阿吒力教的说法。《 白古通记 》明初成书后,这样的说法才逐渐零星出现在明代喜洲地区碑刻铭文和明清云南地方史志资料中。
《 白古通记 》称南诏大理时期云南盛行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阿吒力密教,是从精神上对明初朱元璋颁布一系列支持佛教、整顿佛教的措施,并试图通过在云南传播佛教而用佛教“教化”云南各民族的一种反抗,并不能找到确实的文献和实物依据。南诏大理写经和现存大量阿吒力教经典清楚表明,南诏大理盛行的密教,是经过四川从内地传入的汉传密教。所谓云南阿吒力教,从其经典、法事仪式等来看,其实是明初朱元璋将佛教三分时传入云南的“教”,是赴应世俗法事仪式的应赴僧。因此,《 白古通记 》中有关阿吒力教的记载,与《 白古通记 》中为了申明夷夏之辨才出现的神话传说一样,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材料,不能借以研究所谓的“滇密”或“白密”。
尽管由于《 白古通记 》一书的出现,宾川九曲山被称名为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守衣入定的鸡足山,并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崛起于中国西南,成为中国汉地佛教着名佛教圣地之一,是汉地佛教的中心;尽管明清时期云南也有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流传,出过像古庭、周理这样的着名禅师;尽管阿吒力教不是从印度传来的密教,而是明初才从内地传入的经过朱元璋整顿过的佛教的“教”,即赴应世俗需要的应赴僧,但明清时期,云南汉地佛教还主要就是以教僧为主体,以子孙寺庙为主。正因为这样,虚云法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鸡足山才不被接纳挂单,并才因此发愿在鸡足山建一十方丛林,接待朝山者。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明清教僧留下的大量阿吒力教经典,并因此能对大理凤仪北汤天出土大理国写经及阿吒力教经典的属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进而对明初的“教僧”有一个清楚的了知。从现存大型阿吒力教经典来看,教僧所用科仪至少在北宋已经出现,而且大都是四川僧人所编集。按照不同的目的,斋会被分为保境事、祈荐事、二利事、庆房事、禳解事、庆诞事、荐亡事、赈孤事和酬愿事共九种。但一般又粗分为祈、荐两种法会。因此,举行法会的目的,主要是慎终追远和祈禳伸情。由于这个原因,明代以后,云南佛教在通过演行瑜伽显密法事来教化世人、应赴世俗佛事需要的过程中,逐渐使佛教深入民间成为民俗。一方面,清修持戒的禅僧越来越少,大量僧人转而从事替人修斋做法事,所作所为都离不开修斋行持法事,应赴僧或阿吒力简直成了云南僧人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佛教节会成为云南各地岁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由于明清民间宗教影响越来越大,云南各地几乎到了无村不善社,无村不善坛的地步,作为云南佛教僧人的代表,应赴僧的所作所为受到攻击。如《弥陀宝传》等书中就有对佛教的批评。在善社、善坛吸收佛教浅层内容鼓吹尊崇佛教,推崇佛教明心见性思想的同时,一些应赴僧也吸收了善社的内容,甚至使用善社的着作举行法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应赴僧因此忘记了自己本来出自佛教,而一些应赴僧在对佛教的内容有所了解后,主要只按佛教的科仪来举行法会仪式。
总之,从云南古代佛教历史来看,从南诏大理时期开始,在汉族等民族中传播的佛教就一直是汉地佛教在云南的传播。阿嵯耶观音信仰和阿吒力教的说法都是云南大理地区知识阶层对汉地佛教在云南传播的一种带有夷夏之辨情怀的反叛和抗争,尽管不是真实的历史,但自出现就一直有人信崇,是云南特有的佛教信仰。正如南诏时期传入的汉地佛教就比较倾向于世俗化一样,在明代以后,云南佛教越来越世俗化,佛教法事活动逐渐成为云南各地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也称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印度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后与藏族固有的本教长期斗争融合而形成的具有藏区特点的佛教。藏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也就是唐代早期。在云南境内主要在滇西北藏族、纳西族及普米族中流传。
约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已从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7世纪初,赞普(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势力逐渐扩展到云南西北部直至洱海北部地区。特别是与西藏和四川藏区山水相连的迪庆高原,受吐蕃王朝势力统辖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为深刻。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其分别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王朝文成公主为妃,两位公主入藏时携带着佛教经典、法器和僧侣,随后在拉萨建立了寺庙,传入西藏的佛教由于得到吐蕃王朝的敬奉而开始传播。公元8世纪中期,赞普赤松德赞的使者前往尼泊尔请来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在藏区传教,印度的密宗大师无垢友、法称等也相继受请来到西藏,同时赞普还派遣藏僧到印度取经留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密宗。此后直至9世纪前期,藏传佛教密宗(简称“藏密”,史称“旧密法”)得到吐蕃王朝的大力推崇,在广大藏区弘扬传播。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在史学上被称为“前弘期佛教”。
迪庆高原与西藏接壤,“前弘期佛教”便随着西藏吐蕃王朝统治势力传入,在以藏族为主的迪庆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公元815年赞普赤热巴巾继位并推行“七户养僧制”后,迪庆藏区开始出现专职僧侣。公元752年即唐天宝十一年,南诏与唐王朝反目而归附吐蕃,被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与吐蕃交好40多年,藏传佛教密宗进而在洱海区域也有所传播。
迪庆藏区关于藏传佛教传入云南还有这样的传说:太子雪山神原是一恶神,嗜好涂炭生灵,密宗大师莲花生当年到太子雪山传经时,设法降伏了此神并化导其崇佛行善。德钦太子雪山上的雨崩庙及“班玛竹颇”洞内还供奉着莲花生像。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朗达玛兴本灭佛,禁止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藏区的流传基本上被迫终止。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在藏区复兴,藏传佛教开始了史学上所称谓的“后弘期佛教”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多种密教经典被翻译出来,形成了“新密法”。同时,随着藏区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形成,各大封地领主也控制了当地的佛教势力,在权利的相互争夺过程中,不同领主辖区内的佛教团体之间出现门户之争,藏传佛教各地高僧对佛教的中心(即什么是“空行”)以及在教义、仪轨等方面有了不同见解和认识,藏传佛教内部开始出现了派别。在此后的300多年间,陆续形成了宁玛派(俗称红教)、噶举派(俗称白教)、萨迦派(俗称花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等几大教派。各教派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更多信徒,先后积极向藏区外围传教。藏传佛教依次分别从西藏和四川藏区再次传入云南。
西藏“后弘期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及其发展兴衰,大约可以分为几个历史时期:
宋元时期,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次第形成并相继传入滇西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各派广修庙宇,在当地民族中积极发展教徒,而且各大教派支系繁多,呈现出兴盛的局面。特别是元代,随着世祖忽必烈南征收服大理,统辖整个藏区,萨迦派因受皇朝的扶持而比较盛行。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强盛,吞并了属地以北的康南藏地。因木氏土司与噶举派支系噶玛巴活佛关系密切,这些地区的噶举派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丽江纳西族地区,噶玛巴系十分兴盛。
由于清皇朝采取扶持格鲁派以安蒙古的政策,加之和硕特部及五世达赖对整个藏区的经营等原因,在明朝中期兴起并传入的格鲁派,不仅在西藏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宗教地位居于各教派之首,而且在整个滇西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的传播势力也非其他教派可比。此后直到民国时期,格鲁派在藏区对社会的作用影响已超出宗教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等领域。
西藏“后弘期佛教”传入云南后,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产生不同影响,并逐渐发展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同时,其自身也加强与地方的融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当地本教的某些祭仪,容纳了当地民族的地方自然神只,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云南藏传佛教。至今,这种佛教仍然在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民众中流传。
当代藏传佛教在滇西北高原各地区各民族中传承各有侧重,民族及区域分布大致为这几个片区: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中心,往北及西藏交界地域,是以藏族为主的信仰群体,教派也比较齐全,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都有流传。此外,还有藏族古老宗教本教残余“黑本”和“白本”。
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中心,并及迪庆维西县、怒江贡山县等地,是以纳西族为主的信仰群体。教派以噶举派为主,具体为该派支系塔布噶举中的噶玛噶举系(即噶玛巴),分别为“黑帽系”、“红帽系”。
以宁蒗县永宁并四川盐源县左所、前所(泸沽湖地区)为中心的地区,是以摩梭人和普米族为主的信仰群体。教派有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其中的萨迦派在其他地方已很少见,在永宁的摩梭人和普米族中却有传承。此外,泸沽湖地区尚有本教“黑本”存在。
在滇西北高原,藏传佛教在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社会的长期传播过程,也是其与当地民族原有古老宗教相互影响、交流融合的漫长过程。
藏传佛教传入云南藏区后,不同程度地对藏族的本教、纳西族的东巴教、摩梭人的达巴教及普米族的汗归教产生了影响,促成了它们逐渐向人为宗教演进。如传说中的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汗归教祖师“益史丁巴”等人物,其造型、服饰、名称都与藏传佛教有所关连。
就藏传佛教本身而言,也受到了传播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这些地方的本教、东巴教、达巴教和汗归教的某些祭仪已为当地藏传佛教所采用;而各地藏族、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的原始宗教地方自然神只,像山神、湖泊神、泉水神等,大多也被当地藏传佛教所吸收,赋予藏传佛教色彩,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万神谱系。如被当地人们誉为八大神山之首的德钦太子雪山主峰卡瓦格博雪山之神,其周围的神女峰末慈摩、红面神峰争吾归东、五冠神峰加瓦仁宴;中甸(现香格里拉)白马岗山神、娥媚仙湖、三坝纳西族白水台神;丽江玉龙雪山;宁蒗永宁摩梭人的格姆女山及有母亲湖之称的泸沽湖等等。
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藏传佛教在云南传播发展的显着特征。其长久的生命力兼形态、内容的本土化,构成了极具魅力的云南藏传佛教。其对流传地区的社会影响是极为深刻和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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