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而言，唐代妇女享有较大程度上的自由、地位和权利。武则天之自专朝政、唐代公主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之攘权夺利以及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经常被人们引以为证。而随着有关电视剧的播出，这一观念也深入人心。这与宋代以后中国女性渐趋保守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化，时至唐代后期，宫廷女性之专权早已成为天方夜谭，而妇女的自我标识也渐趋淡化。女性形象从唐代到宋代的这一变化不是一蹴而就地。唐代晚期佛教徒支氏的一生也许就是这一时代变化中的一个侧影。

相对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而言，唐代妇女享有较大程度上的自由、地位和权利。武则天之自专朝政、唐公主之攘权夺利以及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经常被学者们引以为证。唐代的社会制度和公共话语也对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有积极的认可。比如《唐律》规定，丈夫若无故休妻，其判例为“徒一年半”。高宗时期，唐王朝首次将服母丧延至三年。在唐代，对女德、妇道和母仪的赞扬反映在所有文学体裁上，而且经三百年而不衰。 更何况，唐代早期的医学发展首次为女性健康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所有这些文化、社会和医学上的优势对唐代妇女有什么样的影响? 唐代女性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标识的? 何种因素对唐代女性生活影响最大? 所幸的是，迄今为止，至少有六千份唐代墓志保存了下来，其中近一千六百份是女性墓志。这些墓志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女性从幼年到成人的经历、她们的婚姻和生育、她们的成就以及困境等详细资料。虽然至今为止历史学界对这些资料并不注重，但我认为它们实在是了解唐代女性生活的最宝贵的资料。本文是利用这类资料来研究唐代女性的一个尝试，它旨在通过对《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的分析来探讨宗教和政治的交错变迁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如何影响唐代女性的生活和她们的身份标识的。

支氏的佛教徒生活

《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成文于咸通二年（861），作者是支氏的弟弟支谟。这篇墓志介绍道，支氏“法号志坚，小字新娘子”。她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月支家族：“曾祖讳平，皇江州浔阳丞；祖讳成，皇太子少詹事赠殿中监；显考讳，皇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先妣汝南谭氏，追封汝南县太君；继亲清河崔氏，封鲁国太夫人。”志坚有兄弟十二人，他们是“长兄裕，早世；防，终泽州端氏令；爱弟向，终鄂州司士；询、谦，少亡；讷、诲、谟、详、让、訢、谚”，“迭居官秩，咸在班朝”。

生长在这样一个有地位的贵族家庭，志坚显然应该与其他唐代上层女性那样，早修四德，及笄而嫁，生儿育女，以妇道母仪闻。然而，儿时的“幽忧之疾”却完全改变了她的命运。这篇墓志称：志坚 “九岁奉浮图之教，洁行晨夕，不居伽蓝”。很可能的是，她的家人认为皈依佛教会给她带来身心健康，这在唐代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比如天宝元年成文的《唐上殇姚氏墓志铭并序》记载，墓志主姚氏“无字，号功德藏”，“爰自受病之初，誓心□域，将不退转，行陀罗尼”。（姚氏的皈依并没有治愈她的疾病，她在18岁时病逝。）不过，从墓志记载来看，在相同的情况下，唐代贵族似乎更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奉浮图之教。这种佛教与贵族家庭的女儿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在墓志所见之命名习俗——唐代女性的名和字中与佛教相关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男性，相对而言，男性的名字大多源于儒家经典。很有可能的是，唐代贵族世家期待自己的儿子参加科考、走上仕途，因此，依据典籍和传统的命名方式为儿子取名是理所当然的。而为女儿取与佛教相关的名字则给予唐代父母亲一个表达自己对佛教的向往和为家人祈福的愿望。同样地，唐代贵族家庭对儿子的出家入道比对女儿的出家入道要犹豫得多。在我收集的六千多份唐代墓志中，女尼的墓志占女性墓志的4.4%，而和尚的墓志则是男性墓志的2.1% 。

虽然志坚并没有入住尼寺，但她“洁行晨夕”，很可能是敦煌文稿及其他唐代墓志中所见之“住家尼”。住家尼的起居当与住持尼姑无甚差别——晨昏念经礼佛，清心寡欲，常年素斋。从志坚的墓志来看，她还经常为家人亲戚病痛灾难 “系月长斋，克日持念”，其“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志坚18岁时，母亲过世，她 “居丧之礼，至性过人，柴毁偷生，感动顽艳”。 志坚对同辈手足也非常尽心，“训勉诸弟，唯恐不立”。从这些描述来看，唐代社会对女性美德的赞扬往往会肯定她们的佛教信仰和儒教礼仪的双重影响，这是唐代墓志的一个常见现象。正如志坚被描绘成孝女那样，唐代墓志经常将贵族女性的美德归功于儒教的熏陶和她们对佛教的虔信。比如白居易为裴克谅夫人李娥撰写《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墓志记载道，李氏出身世家，23岁嫁入裴家，生一子一女。李氏 “敬恭勤俭，柔顺慈惠， 自女于室，妇于家，不以初终而怠其行”。她一生慈悲为怀，“抚下若子，敬夫如宾。衣食之余，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又有余，散霑先代仆使之老病者。又有余，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白居易称，李氏的佛教信仰是李氏一生行止得体的终极原因：“栖心空门，等观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适，捐馆之夕怡然如归。”

佛教关于灭欲的观念与儒教的女性贞节观也相吻合。从唐代墓志来看，许多女性之皈依佛教往往是在丈夫死去之后，而唐代墓志对长年守寡的女性的褒扬也大多渲染她们的佛教信念，而不是重复儒家经典中的妇道事迹。志坚幼年入道以及墓志有关佛教徒女性的记载说明，在唐代，女性的佛教信仰是与她们的性别角色紧密相关的，这种关联的重要性可能还超过她们发自内心的虔诚。

会昌灭佛

会昌灭佛始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至会昌五年，武宗朝又颁布一系列灭佛敕令，造成中国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旧唐书》记载，会昌五年四月，武宗 “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七月，“敕并省天下佛寺”，八月，制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日本和尚圆仁曾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及，在灭法运动中死伤的佛教徒也不计其数。

虽然会昌五年八月的制诰斥责佛教 “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但是，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对佛教教义的反感。时至唐代后期，佛教已经渗透到了唐代社会各阶层，成为唐人生活和社会规范的一部分。更何况，虽然武宗崇尚道教,他在少年时代也一度热衷佛教。会昌灭佛的真正动机是阻止佛教势力对唐朝经济的过度掌控以及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唐朝后期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院却聚积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以及朝廷用以铸币的铜材等，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财政困难。此外，许多大寺庙还拥有大量的免税土地，有经营头脑的佛寺主利用这些土地来种植农产和林业产品。僧人尼姑又不用交税，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因此，武宗认为，没收寺院财产、迫使僧人还俗会给朝廷增加财源。

会昌灭佛的另一个原因是宫廷斗争。《旧唐书》记载，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是会昌灭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真正动机在于遏制太监仇士良的权势。仇士良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主持对佛教寺院的管理。也有学者指出，武宗怀疑他的叔叔李忱（即宣宗）藏身于佛寺，以图夺取皇位，而会昌灭佛的毁庙也是因为武宗希望藉机抓获李忱。

对唐代僧侣集团成员来说，会昌灭佛一定是个生命的转折点，然而，记载他们的个人经历的文字却极为稀少。很有可能的是，他们被迫还俗后过着常人的生活。但是，可以想象，对女尼来说，这个转折要比男僧艰难得多。在唐代，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3岁，大多贵族女性在17岁前后嫁人。因此，对大部分被迫还俗的女尼来说，她们已经失去了成家的机会。如果她们没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和空间的话，回到娘家可能是唯一的出路，而对于没有直系亲属的女尼来说，她们所经受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对当时已经是37岁的志坚来说，“中涂佛难，易服玄门”可能是不得已之下的最佳方案了。

志坚的后半生

在从由佛转道的身份变化(845)到因病过世 (861)的这十六年间，志坚经历了种种厄难，她的这段经历也折射了唐代后期的社会动荡和日趋衰落。志坚所经历的第一个大灾难发生在大中七年 (853),志坚之“爱弟”鄂州司士支向落难，“托其主孤，犹女孀妇”，志坚由此 “不离瞬息” 地照顾她们。8年之后，志坚弟支讷授职藤州，“传闻土宜，不异淮浙，嘉蔬香稻，粗可充肠，愿执卑弟奉养之勤，得申令姊慰心之道，假路东洛，扶持南州”。然而，支讷 “到官逾旬，旋属蛮扰”，不久便被调往富阳。志坚终因旅途劳顿、食膳不适、疠气侵身而殁于 “富州之公舍”，是年50岁。

志坚的一生和她的种种困境在当时的贵族妇女中并不罕见。时至唐代后期，宫廷女性之专权早已成为天方夜谭，而妇女的自我标识也渐趋淡化。从墓志来看，唐代中后期(755—907) 的女性墓志中，只有6% 记载她们的名字，而相比之下，在早唐和盛唐时期(618—754)这个比例是15%。此外，中晚唐时期名字得以记载的墓志女主人的身份很多是女妓、妾、女尼或女道士，贵族女性的身份标识往往是以她们嫁入的家庭或她们丈夫的官衔来体现的。此外，墓志还反映出寡妇贞节的观念愈趋重要。在早唐墓志中，早年守寡的比例是28%，在盛唐和中唐，这个比例高达38% ， 唐后期的比例是33% 。志坚的一生还反映出，社会动荡对女性的冲击要大于男性。志坚终年50岁，已超过她的同时代女性平均寿命(43岁)，但却远远低于当时的男性的平均寿命以及唐代早期的女性平均寿命（65岁）。在志坚过世的那十年（861—870）中，男女的平均寿命相差几近十三年！

《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的重要性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反映了宗教对女性生命历程以及对她们的身份标识的影响。志坚早岁奉浮图，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父母选择用佛教（而不是医药）来治愈她的病痛，而且还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女孩。第二，虽然佛教信仰与贵族男性的齐家治国前途相悖，但它却与传统儒教的女性贞节观非常相融。因此，唐代公共话语中常常可以看到将女性的道德品行同时归功于佛教和儒教，但却少有将男性的成功描写成佛教的影响的文字。第三，志坚之改信道教还说明，在唐代，宗教信仰与女性的灵魂上追求的关联要比她们所处的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关联要薄弱得多。最后，志坚的身世证明，政治变迁和社会动荡对女性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它们对男性的影响。在会昌灭佛的这几年中，被迫还俗的女尼所经受磨难一定是大于男僧的。通过选择道教炼师的身份，志坚避免了因会昌佛难而给家人带来负担和羞辱，但她最终还是成了社会动荡的牺牲品。她的一生折射了唐代后期女性的生命历程，很显然的是，她成了越来越不平衡的人口学统计中的一个数据。

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美]姚平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