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泉州，不是因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于我来说，那些历史中的宏大叙事，于我，大都可疑。越是后来的迷信和造神，把可能还有些真实的宏大叙事也弄得神秘兮兮不得要领。重要的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差不多等于零。我到泉州，专为拜谒弘一大师。

作者 刘火

事实上，对于大师，我知道得很晚。第一次听说大师俗名李叔同时，是因为电影《城南旧事》里的《送别》，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初，我已经从知青、师范生成为了一所乡中心校的校长了。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岁月，一边认真教书和管理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乡完小和全乡五所村小，一边如饥似渴地读凡能到手的书，还与邻县一师范同学相约，一年下来能背诵多少首唐诗宋词。但大师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在我读的书里遇见过。与大师的因缘际会，要等到八十年代的后期。真正知道大师故事时，那已经是八十代末的1989年。

1989年春夏，我在省会党校进修。学校的图书馆有许多别的学校图书馆没有的东西（譬如台湾那边的旧书与新书，这般的书在市县图书馆几乎是找不到的）。于是，图书馆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在图书馆里，一本纪念大师的文集（名字已忘）里，我第一次知道了点大师的生平。知道了大师正值盛年（三十九岁）便剃度在杭州的某一寺院出家当了和尚。剃度时，大师把自家的胡须分作了三份，一份给了高足刘质平，一份给了日本妻子（一说是小妾），一份自家收藏。从这后来，凡能看到的，凡能买到的大师的著作以及专门介绍大师的著作，我便看、我便买。一个被世人被后人称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通才、全才、奇才、天才和大德高僧的弘一，便成了我心中时常念起的名字。虽不能至，但向往之。于是，泉州在我的心目里就是弘一大师的代名词。

弘一大师圆寂甲子一轮翌年的暮春，我在大师的灵塔前，肃穆地留下了一张与灵塔的合影。那时数码相机还在少数人手里，我用的是一款日本国造的理光，胶片用的是中国造的乐凯。在我准备写这则文字时，遍找相册，其他有关泉州景物的照片一张也找不到，但一张照片却留了下来，那就是我在大师灵塔前的照片。这，除了表明我当时的心迹，也足见这张照片的珍贵。来到泉州，来到清源山，来到大师灵塔时，我的岁数比大师剃度时大了整整十岁，当时正为职场奔波、挣扎和奋斗。“誓舍身命，救度法界一切众生。愿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众苦。愿护南山四分律宗弘传世间”（《弘一法师全集/佛学杂记/余弘律之因缘》新世界出版社）。伫立大师灵塔前，茫然还是其次，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样一个通才天才会在盛年时斩断尘根、撒手尘缘，精研《四分律》，从此一心事佛，直至六十二岁圆寂？须知，大师未出家时可是“风流绝代”的一代才子，音乐、美术、戏剧、诗文等一出手便是大家。譬如大师俗家时还曾写过艳诗：“云髻蓬松粉薄施，看来西子棒心时，自从一病恹恹后，瘦了春山几道眉”。其诗丝毫不输“红尘过客苏曼殊”（郁达夫语）的“乌似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大师三十七岁（民初五年即1916年），在杭州虎跑寺试验断食二十天（见《弘一法师全集/佛学杂记》之《断食日志》），后“我最初接触律学，主要是朋友马一浮居士送给我的一本叫《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一本叫《宝华传戒正范》的书，我非常认真地读过后，真是悲欣交集，心境通彻，亦因此下定决心要学戒，以弘扬法正”（见《弘一法师全集/佛学杂记/追求律学的真谛》）。因马一浮的接引，大师于民初七年即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拜了悟和尚为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从此一心事佛，时年大师三十九岁。大师的决绝，前人罕有，后人不见。叫我一个活于尘世中的人，唏嘘感叹。泉州翌年，受先母督促，我开始学习用毛笔写小楷，第一次抄的书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走进中年，有心向佛却无力效行，至今走向老年，终绕不过去。很纠结，很感叹。不过，拜谒大师灵塔，显然成为我走进中年迈向老年的一个关节点。时隔十多年，泉州早已模糊，但泉州弘一大师灵塔则永驻心里。

那年之后的第二年，我五十岁。五十岁，对于一个在职场挣扎的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是终点。但我却从此心境平和了下来，职场上的作为仅仅看成是谋生的手段，不再与人争（其实想来我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与人争过），真心地向着“不争、不怨”的大道眺望。尽管我的业余写作依然保持着对新东西的敏感。“一蟹失足/二蟹持扶/物知慈悲/人何不好”。这是大师五十岁时为其弟子丰子恺《护生画集》中“生的扶持”写的诗。1929年，是大师五十岁的生日。学生丰子恺准备以《护生画集》为大师献寿。大师著诗摘句书写（大师的书法独树一帜，鲁迅、胡适等五四先驱都以求到大师一书法作品而欣喜），丰子恺作画。此间，大师传律至温州。从1929年8月到年底，大师与丰子恺为《护生画集》第一本相关事要通信近十通。信函主要就画与诗是否更好的弘扬佛法，更形象更生动地传达大师与学生丰子恺的向佛向善向美的大义。今天来诵读大师的这些关于《护生画集》形成的通信，让人感叹不一。

一位在清末民初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先驱者之一，于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大师除了一心事佛外，却是以西方的某些近现代的人文价值观来度量世道人心。1929年9月4日致丰子恺的信中，大师说：“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见《弘一法师全集/书信一卷》）。众所周知，“人道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重要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的重要成果，是人性从神性的桎梏中解救时的重要标高。大师把这一欧洲文艺复兴人的精神与中国化的佛教向善的精神结合起来。在《护生画集》第一册（即五十岁时的第一册画集）里，有一幅题为《农夫与乳母》（《护生画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画。丰子恺的画面，近景一老母在挤牛奶，远景是一农夫驭牛犁田。此图因大师的《农夫与乳母》的诗而画。此诗在大师1929年8月24日于温州致丰子恺的信中录有“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不啖老牛肉，淡泊乐素食。”此四句，可见大师将西洋人道主义与中国化的佛教完美融合。同时也可见大师对于人道主义的倡导与向往。至于说到美，大师给丰子恺要求道，《倒悬》一幅“拟乞改画。……因原画之趣味，已数见不鲜，未能出色：不如改作为景物较优美有意味也”（见《弘一法师全集/书信一卷》）。再就是，作为在旧学与西学浸泡精深的大家，并没有去守着今天一些人看来必须守住的所谓国学，而是一位“向前看”的先驱。

1932年9月在致李圆净的信函中，大师写道：“朽人已十数年未尝作诗。致于白话诗，向不能作。今勉强为之。初作时，稍觉吃力。以后即妙思泉涌，信手挥写，即可成就”（见《弘一法师全集/书信一卷》）。我们在《护生画集》里，大师的白话诗比比皆是：“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口虽不能言，心中暗叫苦”（《倘使羊识字》）；“小草出墙腰，亦复能佳致。我为勤灌溉，欣欣有生意”（《生机》）等诗，无不晓畅。于此能写白话诗，大师也很自得：“其中颇有可观之作”。在拜谒弘一大师后的这些年，时不时地读大师的文，读大师的诗，读大师的书法，成了我读书的一种程式。一种可以与精神勾连的程式，一种可以让人在浮华与焦虑的日子里得到安静的程式。但遗憾的是，大师最为重要的贡献精修四分律（大师是律宗第十一代祖），我却无缘一会。

不过，大师并不止于佛陀，并不至于四分律。大师身已归佛、心已归佛，但是，当大师面对颓败的世道人心、特别是面对祖国遭受外敌日本军国主义欺凌时，大师的儒家入世思想，一样给予了大师另外的思考。两千年儒家的入世与近代西方进化论里的适者生存怪异地结合了起来时，形成的社会的丛林伦理，有时对“自生”的看重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他生的蔑视也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师作诗摘句、弟子作画时，大师对其现实和现实人生有其独特的考量。也就是说，大师并不排斥佛教之外的学问、思想与精神。大师的晚年，其岁月断不是湛湛蓝天、更非艳艳红日，一如大师老友夏丏尊《护生画集》“序言”所说：和尚六十（1940年），“斯世正杀机炽盛，弱肉强食，阎浮提大半沦入劫火”，但大师“悲悯恻隐”，“扶生之愿，宏愿如斯”。可见关怀他生与关怀自生，同出一门。并非独静坐禅房，更非一门心净，而是在“枪林弹雨”中“备受苦厄”（夏丏尊语）中的坚守，以及近一百年以来独一人的信念与超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这是大师在“杀机炽盛”抗日战争中的誓言。

我到过泉州，但对古城泉州没什么印象。到过泉州，我记得弘一大师六十岁写下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忘尔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到过泉州，我记得大师临终前四天（壬午年九月初一）写下的“悲欣交集，见观经”①；到过泉州，到过清源山，我记得大师灵塔两侧刻有大师亲撰的楹联“万古是非浑短梦、一句弥陀坐大舟”。我到过泉州，到过清源山，只留有一张我在大师灵塔前的影像。实属幸哉善哉！

①《观经》（全称《观无量寿经》）上并没有“悲欣交集”这个词。“悲欣交集”见《楞严经》：“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大师一生对“悲欣交集”不止一次提及。出自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师对“悲欣交集”的认知、觉悟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