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是锡兰政府最为棘手的难题

尖锐不等于深刻，刺耳不等于真切。在选举政治下，顺势宣讲、口耳传述与躬行实践、朴实做去之间绝非同义语。上述援引的言词都只是他在公开讲坛用以吸引听众的佐料，他并不打算付诸实行。班达拉奈克在国务会议中的同事以及岛上其他政治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已经看出，无论班达拉奈克作为雄辩家是多么动情、多么愤慨，但作为政治“演员”的他，既无玉石俱焚的匹夫之勇，也无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魅力，所以并未对他的上述言论提出多少批评，更不会居之不疑，信以为真。

从班达拉奈克与泰米尔族议员庞南巴拉姆的关系也可看出其言行之间的距离。这位“袖珍牌的德摩斯蒂尼”是议会辩论中堪与班达拉奈克的辩才相媲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两个人1936年以后围绕本民族利益的频繁论战无疑是国务会议中最激烈酣畅的一章。但是两人在平时却是较亲切的朋友，尽管庞南巴拉姆是泰米尔少数民族利益的首席鼓吹者。他们之间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论战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例如班达拉奈克曾把后者的祖先比喻为“早期类人猿”，但由于双方在各自政治营垒中均只处于次要地位，彼此夸大对方的挑战似乎是有利可图之举。到1942年，两人竟联合呼吁成立包括各团体在内的民族政府，次年，庞南巴拉姆要求泰米尔种植园工人在国务会议补额选举中投僧伽罗大会候选人的票。凡此种种，都表明班达拉奈克鼓吹的“僧伽罗第一”思想并无什么危险性。

班达拉奈克也不是这种思想的始作俑者。由于西方殖民统治者几百年来对锡兰本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在平原僧伽罗人中成长出来的政治家们主要是借用外来的方式、方法和规范，在早些时候是搬用西方统治者的政治观念，30年代则是借鉴费边主义、甘地主义、社会主义和本土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其中，班达拉奈克的“拿来主义”似乎更是杂糅和随意。僧伽罗民族观念中最中心的认识就是，佛陀本人把锡兰指定为捍卫佛教纯洁性、抵御外来不良影响的堡垒。按照锡兰民间传说，僧伽罗人是杀父、娶妹的一对印度人逃至岛国后繁衍的后代，他们把自己视作“狮族”，决心承担起释伽牟尼的训戒。在整个南亚地区，宗族、种族和民族的概念区别并不严格。由于锡兰包括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大主体民族，前者很难把锡兰视作单一民族的国家。

但事实上，僧伽罗人既非纯系同源，其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未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卡拉瓦、杜拉瓦、萨拉加马等僧伽罗种姓的人从印度南部移居锡兰的历史并不太久，许多僧伽罗家庭，例如班达拉奈克家族和贾亚瓦德纳家族在历史上都有泰米尔、穆斯林或欧洲血统的加人。本世纪前20年内，随着僧伽罗人向东北部和中北部移民，当地说泰米尔语的一些居民改以僧伽罗语作为主要语种，也便取得了通向僧伽罗“种族”的许可证。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僧伽罗人仍认定他们与泰米尔人泾渭分明。他们把北部、东部地区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泰米尔人占居民多数视为对捍卫佛教尊严的二大挑战，而隔着保克海峡数千万泰米尔人和数亿印度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他们的疑忌。对那些据认为曾从泰米尔侵略者手中收复部分国土的僧伽罗古代英雄们的颂扬和庆祝，便是这种疑忌心理的反映。

锡兰泰米尔人分为兰卡泰米尔人和印度泰米尔人是因为其发展历史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前者是南印度泰米尔人从公元前即开始向锡兰移民的产物，后者则是20世纪初期大规模的印度泰米尔移民。在历史上，僧伽罗人确实多次与南下的泰米尔人发生战争，有资料记载的最早泰米尔人移民是在公元前3世纪，给僧伽罗人历史命运造成影响最大的战争发生在10世纪。泰米尔人曾多次在贾夫纳等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战争导致了两个民族之间相互融洽，也在两大民族之间播下了不睦的种子。而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当局按照岛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而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更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深化。僧、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是历届锡兰政府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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