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藉由丝绸之路，中国的经济、文化与世界展开了广泛交流。丝绸之路贸易与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中医药贸易与中药文化传播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内容。11月17日，“丝路医药”学术论坛暨《中医药文化》第二届学术工作坊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主办，五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为期一天，安排十分紧凑，分为三场专家主题报告和两场青年论坛，议题包括丝绸之路上的药物交流与传播、敦煌文献整理与训诂、医疗活动与丝路文献等。不同专业的学者汇聚一堂、深入交流，既深化了各领域对“丝路医药”的认识，又开阔了“医药”与“丝路”学术研究的新视野。本文选取两篇报告详加介绍，以飨读者。

东西方双向流传的吸毒石

在中医药的发展史上，有不少域外药物及其相关知识沿着陆海丝绸之路进入中土医药，并出现在中医本草著作中，吸毒石就是其中一例。吸毒石在印度名为“蛇石”，据某些文献记载，吸毒石取自毒蛇头内，具有“吸毒”的功效，将其放在被毒蛇咬伤的地方，石头可以把毒吸出来；再将其放在乳汁里，它又能把毒吐出来，可重复使用。又有文献记载，吸毒石可以进行人工配制。北京大学南亚学系的陈明教授详细考察了吸毒石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传过程，探究其在构建近代东西方医学文化关系史网络中所起的作用。

陈明教授

陈明首先介绍了印度吸毒石及其知识在西方与东方的流播过程。十七世纪中期，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等旅行者见识了印度的吸毒石，并将之带回欧洲。在“中国的使臣”、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Piotr Boym）所著的《中国植物志》中，出现了欧洲人最早关于吸毒石的文字记载。此后，吸毒石的神奇功效和神秘的东方色彩，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论争，辩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基歇尔和雷迪。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德国耶稣会学者，也是卜弥格的好友，卜弥格曾将他得到的吸毒石送给基歇尔，从而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在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中，基歇尔对吸毒石的功效做了详细描述。雷迪（Francesco Redi）是意大利的医生、博物学家、诗人。1664年，他在《毒蛇实验考》一文中否认了蛇石能够解毒的说法。雷迪被认为是近代寄生虫学之父和实验生物学的创始人，他对吸毒石的实验分析标志着近代实验解毒学的开端。

吸毒石在中国的使用主要与西来传教的耶稣会士或方济会士有关，这些传教士从印度果阿、中国澳门或欧洲将吸毒石实物或相关知识带入中国。南怀仁于1685-1688年之间撰写的《吸毒石原由用法》是最早记载吸毒石的中文文献，方济会士石铎琭（Petro de la Piuela）用汉文撰写的西方本草文献《本草补》（一卷）中也有对吸毒石的论述。二者对吸毒石的论说，被赵学敏（约1719-1805）摘录到《本草纲目拾遗》中，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中医传统本草视野下的域外药物。中国学者对吸毒石也颇有兴趣，主要记载吸毒石的著作有吴震芳《岭南杂记》、陆廷灿《南村随笔》、王丹麓《石友赞》、陈士铎《石室秘录》、王逊《药性纂要》、袁栋（慢恬）《书隐丛说》、纪晓岚《滦阳消夏录》等。记载的文本体裁包括诗歌、笔记小说、地方志、本草书等。他们的叙述以附会吸毒石为主，用蛇角、骨笃犀等类似物品、神异故事（或亲身经历）来增强说服力。

除了欧洲和中国，陈明还详细考察了吸毒石及其知识在日本、朝鲜的传播过程。从整体来看，吸毒石的使用、流通和知识传播，涉及到多种不同身份的欧亚人员的流动，包括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等）、医生、商人、军人与旅行者；东亚的中国文人、官员或商人；朝鲜的使臣们；日本兰学家与商人等。而吸毒石向东、向西的流传路径，实际也形成了一个欧亚交互的网络。

陈明认为，吸毒石的知识流传与其中蕴含的宗教观念有关。《本草补》的“吸毒石又名蛇石”条下就曾提到，原产于毒蛇头内之吸毒石乃是上主“所以利益保存人类。逾显造物主之爱人，节制调和各品物，顺其性情，以全宇宙之美好云尔”。这段话或许能够反映传教士为何好用吸毒石为礼物的内在原因。吸毒石象征着天主的“爱人”，可以引领人们走向信仰之途，传教士们将印度的吸毒石带到各地，作为礼品或者显示神异功能的药物，以吸引更多当地人信仰西方的宗教。

此外，陈明着重比较了吸毒石的书写在东亚三地的不同特色。中国文献中涉及有关吸毒石的来源地（从小西洋到西洋）、种类变化（从两种到一种）和对吸毒石性能认识的变化（从吸蛇蝎之毒到“治痘疹毒，瘟疹毒，伤寒”）。从现存的中国文献来看，吸毒石更多的是在博物学的视野之内，而真正的实际用途不多，大多数的文献是转引，很少有新知识的加入或者创新。朝鲜人笔下的吸毒石书写包括西洋人的礼品的馈赠、知识面授（当面的口头描述），会出现“有料添加”的现象，即难免加上一些能令人眉飞色舞的“料”；相关的知识被燕行使臣写入日记或笔记中，有强烈的实录色彩，增强了可信度，让读者仍然有几分虚夸的感觉。日本学者则比较巧妙地将来自荷兰等欧洲学者的论述和中国文献中的记载汇流，使之成为更为全面的论述，其中就包括对吸毒石的多种语言名称的关注。

报告最后，陈明强调欲明了吸毒石在近代欧亚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必须将其放到西洋、中国、日本和朝鲜多层互动的文化网络中去考察。吸毒石等药物的传散史，正反映了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彼此环绕和交错的”景象，因此，只有在以互为背景的情况下去考察，才能理解相互之间的复杂历史和人际交错的现象。而吸毒石知识的产生、传播与前近代东亚知识场域的建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去追溯。僧伽大师的医术与灵异

僧伽大师是唐初由中亚入华的一名粟特高僧，中宗时曾以国师身份进驻长安荐福寺，以医术高明而名满京城。起初，因其医术高明，人们称之为观音化身、泗州大圣，后被称为泗州佛、泗州文佛、僧伽文佛，逐渐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仅此一例。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博士生张田芳从西域医术的角度出发，考察“僧伽成佛”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

张田芳博士

张田芳首先介绍了文献所见的僧伽大师之医术与灵异。《宋高僧传》载：昔在长安，驸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后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师子而瘳，或掷水缾，或令谢过，验非虚设，功不唐捐。类似的记载在还见于《太平广记》。《神僧传》的记载除上述内容外，还说僧伽大师居住的屋中常有奇香。

通过文献可知，僧伽大师深谙西域医术，他在生前不仅受到皇族青睐，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推崇。中国历史上来华宏教者众多，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安世高等，他们译经甚多，影响甚大，弘法布道功德远在僧伽之上，且世受中原官民敬信，然而成佛者只有僧伽一人。更令人称奇的是，史书对其记载大多灵异神通之属，不见有其他功德。这种历史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张田芳接着考察了僧伽医术的西域渊源。医术是域外宏教者的必备技能之一，而西域医术往往又穿插于幻术或咒术中，所以，域外高僧多带有神秘感而受人尊崇。唐代是西域医学输入中土的高峰期，中土原本所缺种种医术、医药借由丝绸之路纷至沓来，西域的医学思想在中土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例如印度医学中“万物皆药”的医学思想，对中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就接受了这种观念，他在其著作中扩大了药物的种类。僧伽大师以澡罐水、柳枝、洗石师子、濯足水等为人治病，是粟特医学重视水、以水疗病特色的体现，这与粟特地区干旱、干燥的自然地理特征有关；也是“万物皆药”的体现，或与佛教的洗浴习俗有关，是典型的西域医术。

此外，作为佛教徒的僧伽大师还有一项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利用佛教咒语为人治病。佛教咒语是佛的语言，一般为梵文，僧侣在利用医术治病时常伴有咒语，以此来彰显“神力”。佛教传入后，注重以消灭业力及因果报应来解释禁咒作用，而中医原本就将道教中的咒符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之一，因此，佛教禁咒术与中土的巫咒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医的一部分。禁咒之术在佛、道两教高僧、道士使用的治疗方法上，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提升了禁咒在医学上的地位，成为僧道传教的法器。

综上所述，张田芳认为，僧伽大师从域外到中土及其信仰的形成，西域医学起了主要的作用。僧伽大师生前长期活动于民间，常常利用西域医术为人治病，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医术常常伴有幻术、咒术，更使西域医术显得“无所不能”，成为僧伽信仰形成的潜在神秘力量。被医者深感其神力，深信不疑，进而内化为信仰。这也是僧伽大师在各种传记中以灵异感通而出现的原因。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