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公元402年，来自长安的中国僧人法显首次踏入北印度土地。

其时，印度适逢笈多王朝全盛时期，“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正在西北印度对贵霜残余势力纳伽人作战。法显进入的地方叫“陀历”，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达迪斯坦（Dardistan）附近，当时可能尚未并入笈多帝国。在此之前当然已经很多人从印度来到中原，其中主要是中亚人，如月氏人支昙猛就在法显前几年经过陀历地方。但法显的到来是破天荒头一回中国人踏入印度。

法显和尚，俗姓龚，山西襄垣县人。其时已经六十八岁。他生逢南北朝十六国乱世，见证了多个朝代的兴亡。公元334年，他生于山西平阳，当时属于后赵政权管辖。后赵是一个正式崇奉佛教的政权，明帝石勒及侄子石虎受龟兹僧人佛图澄影响，在北方大兴佛教，《高僧传》云“佛法之盛，莫与之先”。法显历经整个后赵时代，亲眼所见佛教之兴起。晚年躬逢的后秦，更几乎就是一个佛教政权。加之他性格特异，与佛教有极深的渊源，因此信仰极深，愿力极大。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载：

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

公元399年，后秦国内天灾不断，皇帝姚兴因笃信佛教而自降帝号，在国内引起震动。同年，姚兴邀请后凉高僧鸠摩罗什入朝。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的八宗之祖，本为龟兹人，他的到来对佛教界无异于一场大地震。法显作为后秦僧人，当然也受到极大感召，于是年决意偕同僧人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长安出发赴印度取经。

当时的佛教拥有寺院领主经济，属于社会中上阶层，但并不戒律约束，僧人妻妾成群者有之、作威作福者亦有之，与普通人无异，鸠摩罗什本人就有多个妻妾。法显一生与佛教兴盛的过程几乎重合，他“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但由于文化的极大差异，后人根本不太清楚“律本”是什么，甚至南朝人也不太清楚这些僧徒戒律有什么用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僧徒戒律本来是佛陀时代邦国的法律文献。它是一种宗教社团内部的法律，具有民政、司法等功能。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后赵、后秦都实行“寺院自治”，可以想见，法显的取经的目的可能不完全是为了匡正风气。

从公元402年到411年共13年，法显都在印度游历和抄写律文。他的足迹遍布德里平原和恒河下游，亲眼所见笈多王朝的兴盛繁华。412年，他从印度乘船归国，遇暴风雨在爪哇滞留半年后达到广州港。至此，同行者只剩他一人（其余或死或从陆路回国）。法显的传奇经历实际上比玄奘要多，也更真实。因为玄奘的时代已经是大唐盛世，国威远播，而法显的时代正逢中国国运低落的时期，二者谁更顺利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载：

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

这个记载中写到“汉地帝王奉佛敬僧”在北方确实如此，但在南朝却不一定了。法显在中国东部沿海上岸时，适逢宋武帝刘裕崛起的时期，北伐长安已经是个时间问题。法显因此未能回到长安，而是分别滞留于青州、荆州和建康等地，直至公元420年圆寂，享年八十六岁，其时后秦已被刘裕灭国。

法显带回《摩诃僧祗律》、《泥洹经》、《杂阿毗昙心》、《大船尼戒本》等六部二十四卷经律论，约有一百多万字。其中《弥沙塞律》（《五分律》）、《杂阿含经》、《长阿含经》、《萨婆多律》（《十诵律》）是极其重要的早期佛教经典，真实记载了佛陀时代的原始佛教面貌。

当然最重要的是，法显自撰的《佛国记》堪称第一本系统记载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文献，没有这本书，印度人将无从了解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