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赶赴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在南京期间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被光绪帝征入京城，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时。9月8日夜，谭嗣同独自前往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

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谭嗣同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活的人，也正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与佛结缘。张灏先生认为他的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即“丰富的情感与豪迈的气质”，首先表现在强烈的社会同情心与正义感，如他写到“抑尝观于乡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谓富室矣，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所抑而以为生也，乃其刻鼷琐蔷，弥甚于人，自苦其身，以剥削贫民为务。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粜籴则阴伺其急而厚其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阿络久之，胥一乡皆为所并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又有诗云：“罂无粟，囊无米，室中县磬饥欲死。饥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疗饥，罂粟载千里。非米非粟，苍生病矣。”

以上材料既体现了谭嗣同对于悲惨社会的极度悲愤和对贫民的深切同情，也同时反映出他富于感性的一面。谭嗣同的性格特点还突出表现在他豪迈洒脱的一面。他在少年期间就推崇“任侠”思想，在北京读书时就喜欢外出游逛，结交侠客，尤其是跟随“义侠”王五学习剑术，锻炼了体魄的同时也形成了慷慨、倔强的性格。其父谭继洵在甘肃任职期间，他经常与好友出入近塞去打猎，行走于茫茫戈壁沙漠与缈无人迹的山谷，无时不在张显他那刚毅果敢的个性。所有的这些性格特征都是与生俱来得，也正是他的这些性格决定了他的佛学思想，决定了他日后走上了维新之路，甚至也决定了他悲惨的人生结局。

但是我们说谭嗣同的性格特点与佛学思想有着必然联系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他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家庭环境。谭嗣同出身于贵族，父亲曾官任湖北巡抚，但他的家庭环境却给他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创伤。在他十二岁时，姐姐、母亲、大哥均因患白喉症在五日内相继去世，他自己也受到传染昏死了三天，后又奇迹般的获得了康复。这场劫难无疑是对还处在少年时期的谭嗣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后来在《湘痕词八篇并叙》中写到“少更多难，五日三丧，惟来与故，岁以凋零，营营四方，幽忧自轸。”这充分显示出了谭嗣同对于悲苦人生的伤感以及无可奈何。

人为什么会死？自己为什么会死而复生？人死后会向何处去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困绕着他，现实的痛苦使他的思想出现了混乱与徘徊。而佛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关于人的生死问题。佛能够正视痛苦的存在，能够看到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恼的表现形式，然后脱离生死的束缚并最终走向涅磐世界。这样的理论正是谭嗣同经历了失母等一系列家庭打击后近二十年所苦苦寻觅的。

自从他开始接触佛学之后，便找到心灵的归宿，可以说佛所讲的佛法和他的现实经历一拍即合。谭嗣同在南京任候补知府期间，广结佛缘，他结识了“以流通经典为己任”佛学大师杨文会，“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另外同其他众多佛学大师也有交流与学习，他说“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