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建立，以及此后围绕詹姆斯敦展开的白人在北美拓殖的故事，无论是充满残酷斗争的流血冲突叙事，抑或是借助印第安女子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而进行的浪漫的神话制造。这都可以谈得上是讲述美国历史故事开端的一种方式，从北美的原住民展开此后的欧洲白人历史叙事。对于欧洲白人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以及不断地寻求获得土地，印第安人并非毫无异议的。印白关系的叙事更多的并不是波卡洪塔斯那样的和平与温情脉脉，而是各种冲突。北美殖民地上充斥反抗白人的印第安人异见者，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杨（Ralph F. Young）就认为美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异见”的历史。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文化的等异见塑造了美国历史。我认为，也正是这种种的异见使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性特征。
Ralph F. Young, Dissent: 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de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17世纪是从16世纪历史初步变化转向18世纪的激进变革的过渡时期，如果说18世纪是一个理性时代，17世纪则是一个信仰时代。17世纪是旧世界改变新世界的时期，18世纪是新世界推动旧世界改变的时期。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宗教改革使人们认识到，当人们与日复一日的现状决裂而采取行动去创造新事物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有一种力量被释放，创造了一种有利于独立思考的氛围；并创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个体必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哪怕这观点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得顺其自然。故而，“在新世界的自由空气”中，那些早已在旧世界的新教改革中大放异彩的力量，也立即在新世界被接受并深深地扎根。
正是异见在某种程度上使北美殖民地得以组成为一个国家，这种异见是对母国的反叛。同时，这种异见也是在更大语境中对母国传统的继承。都铎王朝时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为了与信奉天主教的首任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而不惜与罗马天主教庭决裂。对亨利个人来说，与罗马教庭决裂不过是结束第一段婚姻，开始第二段婚姻。但对英格兰而言，则意味着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的建立，此举也形成了近代英国宗教异见（religious dissent）的传统。17世纪初的宗教异见者拒绝接受英国国教，所以，他们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建立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个白人不断跨越大西洋的时代也是异见者不断产生的时代。而作为“异见者”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起自己的“藩篱”（perimeter fence），使他们与其他异见者隔离开来。
清教的异见者
清教徒是宗教上的异见者，他们来到新世界，并不是为了“宗教自由”的崇高事业。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会众所追求的是实践他们所认为的唯一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对所有宗教的宽容。他们也不赞成宗教宽容，特别是当那些进入新世界的人在宗教信仰上惺惺作态很快被发现之后。那些与海湾殖民当局有异议者很快也发现他们自己也被排斥和放逐。马萨诸塞湾的异见者是殖民地的第一批异见者，而且主要是宗教异见者。宗教异见者在精神层面上追求平等，这种追求构成了权威的挑战，他们逐渐成为美国性格特征的塑造者。
罗杰·威廉斯被驱逐后受到纳拉甘塞特印第安人接待（来源：Wikipedia）
其中最著名的异见者就是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威廉斯在1631年来到北美，成为塞勒姆教堂的牧师。他甫至此便呼吁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与英格兰国教完全分开，并且警告说，如果马萨诸塞的人民不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他们，彼时，清教徒还不想脱离英格兰教会。清教徒只想改革教会，但怎样能从教会外部进行改革？威廉斯声称查理一世没有土地所有权，那么对马萨诸塞湾特许状的授权就是无效的，这片土地属于印第安人，此举进一步激怒了清教徒。这一点是对移民获取土地的要求和契约有效性的挑战。接着，威廉斯还呼吁宗教宽容，政教分离。他坚称，世俗部门无权监管人们的信仰，也无权执行或惩罚违反十诫的行为。起初，地方治安官试图说明威廉斯放弃他的“异议”，但威廉斯拒绝。1636年，威廉斯被驱逐，他在纳拉甘塞特（Narragansett）印第安人那里度过了那年冬天，并且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土地，建立了普罗维登斯殖民地。1644年，他前往伦敦，取得了一份殖民地特许状，后来称为罗德岛，从而使他对该殖民地具有了合法的权益。回到罗德岛后，他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理念，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必须改革殖民地文官制度，殖民地官员也必须改变自己观念，他们作为市民社会的官员，有权制止篡夺者的暴力行为，但他们并不是作为教会的成员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随着殖民地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性，威廉斯提倡的宽容和政教分离逐渐成为18世纪政治话语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美国宪法批准后不久，威廉斯所提倡的这些原则被视作自然权利，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之中。
安妮·哈钦森在自己家中讲读经义（来源：Anne Hutchinson）
新英格兰地区的另一位异见者是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她是追随约翰·科顿（John Cotton）来到新世界的，后者是殖民地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清教徒牧师之一。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哈钦森就开始在家里举行周三晚间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上，她会为那些无法参加上一次周日礼拜的妇女总结和分析布道词。哈钦森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性，她从研究神学中形成了自己更为精妙的观点，并且也不是那种顺从的家庭主妇，她无所畏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毫不吝惜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使这样的聚会充满活力，很快成为波士顿最受欢迎的活动。很多妇女（后来还有男人）开始来到她的家里，于是逐渐形成了每周的聚会。这种聚会由于是解说布道词，供大家讨论，也被视为北美殖民地最早的读书会形式。不过，后来也出现一些问题，哈钦森开始批评约翰·科顿在波士顿教会的同侪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指责后者鼓吹通过善行才能得救。哈钦森坚信，约翰·科顿的布道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信仰即可得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哈钦森对威尔逊的批评愈演愈烈，而且她通过参加其他教堂的礼拜仪式，也开始指责这些教堂的行为。到1636年夏天，她甚至声称，在海湾殖民地的所有牧师中，只有约翰·科顿和她的姐夫约翰·惠莱特（John Wheelwright）是在宣扬恩典之约。她认为，善行永远不会导致拯救，只有通过潜修才能救赎罪恶。这也是清教徒们广为争议的悖论之一：如果救赎仅仅通过信仰而来，如果一个人注定能在天堂获得永生，那么不管他是如何有罪或是多么虔诚，一个社会如何使人们按照善行和道德法则生活？清教徒的回答是，善行是虔诚的标志，而哈钦森坚信，潜修才重要，一个人行为却无关紧要。她的这一论点被认为是接近唯信仰论的异端：否认法律，并走向无政府状态。
在一个期望女性屈从的社会中，哈钦森的坚决果敢加剧了她的困境。但是，不能认为性别是她被驱逐的原因，她被海湾殖民地当局是因为她相信上帝指引着每个人的德性。这一点对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来说，就是无政府状态。她也不是因为崇尚宗教自由而被驱逐，事实上，她对她的那些对手从不宽容。1637年，在对哈钦森的审判中，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和几个地方法官、牧师们跟她辩论了两天，她坚持要他们证明自己错在哪里。实际上，她自己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出自经文，而只能说是“上帝与她的灵魂之间的对话”。法庭认为，如果直接启示优先于圣经或法律，如何防止人们不依这种直接启示而触犯法律？尔后，哈钦森被驱逐出境。1638年，她和她的一些追随者也前往纳拉甘塞特湾，建立了沃里克（Warwick）和纽波特（Newport）殖民地。后来，为了远离波士顿殖民当局的控制，她搬到新荷兰殖民地，1643年，她和家人惨遭印第安人的屠杀。当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波士顿的时候，清教徒们认为这就是上帝对她异端观点神圣判断。
种族异见者
异见者哈钦森一家被印第安人杀害当然不是所谓“神谴”所能解释的，它反映了英属殖民地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冲突背后的种族异见。在整个17世纪，殖民地居民都试图在母国的历史根源中寻找依据，以建立法律和政府机构，这个过程出现相当大的社会动荡、冲突，乃至政治叛乱。哪怕是在关系最好的时期，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也是日渐走向敌对状态的。而殖民者们自身也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产生种种不满和怨恨，最终酿成骚乱。
殖民者在新英格兰的扩张加剧了对土地的争夺，导致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637年，为了抵抗英国人对康涅狄格和神秘山谷的入侵，佩奎特人（Pequot）试图与其他印第安人结成联盟。不过，在联盟尚未完成之前，英国人在一个黎明时分对佩奎特村发动突然袭击，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殖民者和纳拉甘塞特盟友包围了村庄，冲进栅栏，将熟睡中的男女老幼杀死，并放火烧了村庄。受到惊吓的人们四处逃散，殖民者则残忍地举枪扫射，又夺去数百人的性命。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英国人俘获了幸存下来的佩奎特人，要么杀害，要么贩卖为奴。佩奎特人的抵抗被证明是自杀式行为，从此也不再是英国人扩张的障碍。
英国人还试图通过基督教皈依的手段，破坏印第安人的传统和宗教信仰。17世纪四十年代，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牧师开始向印第安人传教，还把《圣经》翻译成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并建立了“祈祷之城”，印第安人与白人相邻而居，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农业技艺。与此同时，托马斯·梅休（Thomas Mayhew）和他的儿子也开始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教，他们与艾略特不一样，并不试图破坏印第安人原有的文化认同。到17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离开了新英格兰地区，大约有2300人皈依了基督教。显而易见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必须竭尽所能才能避免灭绝，不仅是避免疾病和战争，还需要应对传教士对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的破坏。白人和原住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以破坏性的结果而结束，即使欧洲人认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来转化被他们视为“异教徒”的人。
菲利普王之战的一幕（来源：https://historyofmassachusetts.org/what-was-king-philips-war/）
1675年是新英格兰地区印白关系的转折点，这一年，万帕诺亚格酋长梅塔康姆（Metacom）带领其族人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殖民地史上最大的反抗。这场反抗被称为“菲利普王之战”（英国人称梅塔康姆为菲利普王）。如果说佩奎特战争是一场针对单个印第安族裔的信仰冲突，那么，菲利普王之战则是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战争，作战的双方是英国人和万帕诺亚格与纳拉甘塞特联盟之间的冲突，具有种族战争的性质。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对美洲土著人的态度更加强硬，种族仇恨进一步加强。据说，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约翰·萨萨姆（John Sassamon）曾经向殖民者通风报信。萨萨姆因此被自己的族人处死，作为报复，白人杀了三个印第安人。此后不久，梅塔康姆领导联盟对新英格兰地区的五十多个定居点发动广泛攻击，连殖民者都震慑于他们如此高效。这个联盟是有组织的，配备武器，并借着树林和岩石的掩护采用伏击战术。不过，在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的帮助下，英国人占了上风。莫霍克人是纽约易洛魁最东端的民族，他们设法阻止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入侵他们的领土，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与殖民者结成了联盟。说来有趣，最终还是莫霍克印第安人把梅塔康姆和万帕诺亚格、纳拉甘塞特的数个领导人抓获的。他们处决了这些首领，并把他们的人头拿到普利茅斯，战争由此结束。长达一年的战争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和殖民者被杀害，12个新英格兰城镇被摧毁。幸存下来的数百名印第安士兵和平民被卖作奴隶。
弗吉尼亚地区的种族异见者造成的冲突更加典型，对历史进程形成的影响更加深刻。到17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弗吉尼亚地区的殖民者业已超过四万，对土地的争夺也渐趋加剧。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契约期满，他们日益对所获得的土地感到不满，认为不适合种植弗吉尼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烟草。由于大部分优质土地掌握在种植业主手中，期满的契约农被迫迁往西部的山麓地区，在这些地方时常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殖民者认为，1646年殖民当局与波瓦坦印第安人签订的一项在白人定居点外授予印第安人专属土地的协议对印第安人太过有利，应加在以修订，以便开放更多的可耕土地给移民。他们对对那些占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富的种植园主深恶痛绝。1675年，当印第安人的敌对情绪爆发时，这种怨恨和愤怒也随即爆发。这场骚乱始于一个叫多伊（Doeg）印第安人团体向一个定居者收取债务时与数名白人发生冲突。寻求复仇的白人在追捕多伊人时袭击了一群同样也渴望土地的萨斯奎汉诺克印第安人（Susquehannock），印白敌对关系急剧紧张。是年冬天，萨斯奎汉诺克人发起反击，杀死了36个弗吉尼亚人。转年春天，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率领由边疆人、逃跑的契约农和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反击印第安人。总督伯克利（Sir William Berkeley）只想息事宁人，以防止战争造成经济混乱。伯克利宣布培根等人为叛军，派遣三百多名民兵逮捕他，试图把他带回詹姆斯敦接受审判。1676年的整个夏天，伯克利的军队都在试图制服培根及其部下，而培根及其叛军一直在屠杀印第安人，哪怕是表示友好的印第安人。此后，叛军攻进詹姆斯敦，没收了伯克利及其支持者的财产，并以破坏和掠夺其他殖民者财产的方式向周边殖民地施压。伯克利逃到东岸，在那里组织一支部队，于8月重新占领詹姆斯敦；而培根的援兵赶回，包围了詹姆斯敦，再一次迫使伯克利撤退到东岸。9月，培根将詹姆斯敦夷为平地，宣称要把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卡罗莱纳联合起来，与荷兰人结盟，建立一个独立的切萨皮克共和国。然而，不到一个月，他染上痢疾去世，伯克利卷土重来，恢复了控制权，23名叛军被立即绞死。
总督伯克利（右）与培根（左）对峙（来源：Wikipedia）
这一事件被称为“培根叛乱”，是美国革命前殖民地发生的最激烈的社会动荡。这次叛乱暴露了人民对殖民地当局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对种植园主集团的强烈反感。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培根及其部下只是感到他们获得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机会非常有限，所以拿起了武器。但原因不仅限于这些，隐藏在经济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种族主义，虽然叛乱者中包括奴隶和自由黑人。精英阶层几乎占据了所有理想的土地，边远地区的定居者和印第安人都在争夺肥沃的土地，导致土地迅速减少，激起白人种族主义的火焰。培根及其叛乱者都是异见者，他们试图彻底变革殖民地的制度，但并不是为了实现自然权利和个人自由等理想主义目标，他们卷入的是一场经济和政治权力斗争。
培根叛乱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最终改变了切萨皮克湾殖民地中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密集型经济模式。培根的叛军由契约农组成——他们来自英国社会的下层阶级，没有资源，欠着到达弗吉尼亚旅费。掌控着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把这个阶级、这些暴民视作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反叛者和革命者，尤其是在培根叛乱后。因此，镇压叛乱后，殖民地当局决定，劳动力需求不再由低等的、没有土地的白人来满足，取而代之以非洲奴隶。与契约奴不同，这些奴隶完全由主人控制，永远不得释放、不会被武装，也不可能想要拥有自己的土地，由于肤色原因，哪怕他们逃跑了，也不可能混在其他定居者中间不被发现。
培根叛乱不仅显示了不同政见是如何塑造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叛乱还揭示了不同政风的模棱两可。一方面，这似乎是一场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下层阶级对弗吉尼亚贵族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这也表现出，种族主义是如何掩盖着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叛乱者试图伸张他们的土地权利，意味着削弱印第安人权利。但令人困惑的是，考虑到并非所有的叛乱者，包括培根本人，是真正的下层阶级，这其实是一场企图从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手中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权力斗争。
跨大西洋的叙事
无论是宗教异见者，还是种族异见者，或者其他形式的异见者，异见者和关于异见者的历史叙事是跨大西洋的叙事。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异见冲突与英国本土的历史进展密切关联，并且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文所谈到的异见者的故事实际上都离不开跨大西洋这个语境，另外典型的案例包括受到英国内战影响的贵格派异见者和受到“光荣革命”影响的并围绕特许状问题的政治异见者。这些异见者的故事折射出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哲学，为美国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查理一世迫使大量清教徒皈依英国国教，使其中一些人迁往马萨诸塞湾定居，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留在英格兰。17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这些人控制了议会，在1642年，他们在奥立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带领下拿起武器反抗查理一世。经过六年的英国内战，国王被打败并被送上断头台。这可能是英国宪政史上最为怪异的事件之一。议会用断头台上的铡刀实现了对君主制的压制。随后是克伦威尔长达十年的专制统治，这个执政官死后，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控制英国权力的十一年终结。
在英国内战的混乱时期，宗教异见仍然增长。当时出现的一个不同派别是贵格派。他们的领袖人物是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他提出“内在之光”（Inner Light），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探索来解释原始教义，而无需通过牧师来解释上帝的话。虽然福克斯的追随者们将他们的组织称为“朋友会”（Society of Friends），但英国人给他们贴上贵格派的标签，意思说他们喜欢在耶和华面前摇头晃脑。由于贵格派认为，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都试图为战争辩护，因而是有罪的，故贵格派往往也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实践着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他们拒绝在法庭上宣誓，穿着朴素，厉行谦逊。但他们的谦逊却没有打消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厌恶。贵格派有时看起来比较极端，比如在新英格兰地区，有时候他们会在清教徒教堂走廊里以裸体的方式宣扬教义。贵格派不设神职人员、否认原罪和宿命论。贵格派尊重人的天性，把自己的孩子视为无辜的人来看待，认为他们并不是有罪的人，只需要爱和教育，就可以使他们内心的光迸发出来。在其他基督徒看来，贵格派的观点会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
查理二世复辟后，他要还给支持他重新获得王位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上将一笔金额达一万六千英镑的债务。威廉死后，查理一世把这笔钱还给了他的儿子，也叫威廉·佩恩。但这个年轻的贵格教徒却恳求国王授予他一份特许状，从而使他能够在新世界获得一块土地，建立能够庇护“朋友会”成员的殖民地。查理一世同意了佩恩的要求，给了他一份特许状，并且规定佩恩在殖民地上颁布的法律必须提交审批，而且要保证圣公会教徒的宗教自由。
佩恩从查理二世获得特许状建立了异见者的天堂（来源：Wikipedia）
佩恩在殖民地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试图为贵格派教徒提供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礼拜而不被骚扰的场所。不像清教徒那样建立的是一个在社会上和宗教上都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佩恩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这里的政府保证法律的正当性，设立陪审团，保证良心自由和适度的惩罚。
宾夕法尼亚与其他英属殖民地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定居者没有携带武器到这里，他们希望与印第安人保持友好关系，并尊重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至少到宾夕法尼亚组建第一支民兵队伍前，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确是成功的。贵格派教徒公平地对待印第安人，把他们同当作是人类的一员，并且会为得到的土地付钱。
在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以可以自由传教、礼拜，但在其他的殖民地，他们面临着极大的敌意。1657年，在波士顿，一名贵格派教徒玛莉·戴尔（Mary Dyer）就因为宣扬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被逮捕，清教徒们把她驱逐出境。1659年，她返回波士顿，再一次被逮捕。清教徒们警告她，如果她胆敢再到波士顿来，他们就绞死她。这一年10月，她居然返回波士顿，毫无疑问，她被立即逮捕、审判、定罪。她站在绞刑架上，眼睁睁看着两个贵格派同伴马马杜克·史蒂芬森（Marmaduke Stephenson）和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被吊死。在最后一刻，她得到缓刑，只要她保证不再到马萨诸塞来。她虽然被释放，但是1660年5月她再一次出现在马萨诸塞湾，这一次，清教徒把她吊死了。
戴尔被抓到并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吊死（来源：Us and Them: A History of Intolerance in America）
跨大西洋叙事中的另一些异见者故事涉及特许状和殖民地地位的问题。查理二世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为了使伦敦更有效地控制殖民地，撤销了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特许状。这对清教徒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没有了特许状，他们在殖民地的整个事业都没有了根基。詹姆斯二世不仅解散了殖民地政府，还把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新泽西统一在新英格兰殖民当局的掌控之下，此举进一步加深了清教徒的忧虑。詹姆斯二世任命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Edmund Andros）为新的总督，派往波士顿。安德罗斯通过行政命令征税，颁布一项要求宗教宽容的法令，在波士顿征用了一座清教徒教堂，供圣公会教徒礼拜；废除总法院，并对市镇会议设置更多限制。这些措施激怒了清教徒，招致许多殖民者抗议，被安德罗斯投入监狱。1689年4月，当光荣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数百名兴高采烈的清教徒走上街头，抗议安德罗斯。清教徒们监禁了安德罗斯，并占领了波士顿港口。安德罗斯后来逃跑了，不过，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重新回到清教徒的控制之下。接下来的三年，他们都希望英王重新颁发特许状。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新的失望。罗德岛和康涅狄格恢复了自治权，但马萨诸塞却没有，成为一个皇家殖民地，总督由英王直接任命。新的特许状还取消了投票的教会成员资格要求，并将普利茅斯并入马萨诸塞。
新英格兰副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Francis Nicholson）也是皇家任命掌管纽约之人。尼科尔森在1689年拒绝承认威廉和玛丽，宣称效忠于詹姆斯二世，因此面临蠢蠢欲动的叛乱。纽约人担心他会在殖民地恢复天主教。正当其时，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挺身而出。他是一个在英国占领纽约殖民地前就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商人，他非常憎恨英国人对荷兰和德国移民的歧视。莱斯勒领导叛军，驱逐了尼科尔森，并设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作为殖民地的统治机构。莱斯勒抛弃了詹姆斯二世，宣布效忠威廉和玛丽，在曼哈顿南端占领了詹姆斯堡，并将其改名为威廉堡。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莱斯勒以他的女婿雅各布·米尔伯恩（Jacob Milborne）为副手，接管了政府，鼓励下层阶级攻击富有的英国精英阶层，释放狱中的欠债者。虽然莱斯勒宣誓效忠新君主，但是，当1691年皇家总督亨利·斯劳特（Henry Sloughter）到达殖民地时，他并没有立即向后者移交政权。斯劳特因此逮捕了莱斯勒和米尔伯恩，并以叛国罪将他们进行审判。殖民地的许多英国人本身对莱斯勒没有好感，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德国裔的新贵，因此，没有人替他辩护。莱斯勒和米尔伯恩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极刑。
当马里兰的新教徒听到光荣革命的消息时，他们也走上了街头。约翰·库德（John Coode）和一群自称新教徒协会的武装分子发誓要消灭殖民地的教皇党人，推翻巴尔的摩勋爵的天主教政权，并控制了政府。他们请求威廉和玛丽在殖民地建立一个新教政府和圣公会教堂。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卡尔弗特家族失去了在殖民地的统治权，直到1715年，他们转向新教。
结语
17世纪是美国建立前的一个关键时期，英属北美殖民地为即将建立的这个国家准备了国家制度、哲学和国家特质。此外，将来美国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基本都起源于17世纪。17世纪结束的时候，误解、屈尊、竞争和冲突已成为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公认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神学根深蒂固，至今仍渗透在美国哲学、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思想之中；奴隶制和种植园制度已经在南部扎根，一个半世纪之后，它将导致这个国家陷入美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血腥的战争之中，而种族主义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烦恼和最持久的问题之一。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这些中部殖民地已经成为多样性、多元文化、商业和宗教宽容的中心，也是塑造美国特性的核心力量。
新英格兰地区本来是清教徒寻求的一个庇护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依自己的良心礼拜。然而，在清教徒中间，异见者开始挑战他们的教义和信仰。结果，一些个人和团体脱离了主流，纷纷寻求自己的庇护之所。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和契约农希望通过新定居点的经济机会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统治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差距却不断扩大，导致中下层失落、怨恨、反抗，最终引发武装冲突。从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废黜，母国的政治动荡在殖民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光荣革命的余波也导致马萨诸塞、纽约和马里兰的民众起义，这些起义既困扰殖民地当局，也困扰了伦敦政府，是一个跨大西洋语境的问题。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异见、抗议和抵制一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特征。随着信仰时代被理性时代取代，宗教异见最终也让位给了政治异见。而殖民地时代的异见者也将被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取代，殖民地的故事也将被更为浩荡的革命叙事取代。

参考资料
1. Ralph F. Young, Dissent: 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de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Jim Carnes, Harry A. Blackmun, Us and Them: A History of Intolerance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Louise Chipley Slavicek, Anne Hutchinson, Infobase Publishing,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