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佛家在线讯 在唐代，中国的封建政权已经到达成熟的顶峰，统治阶层已经完全理解了佛教的全面功能。所以唐太宗就给予玄奘无上的荣光。唐高宗对玄奘也是恩宠有加，礼遇有加。两位帝王给唐代礼佛定下了基调，佛教全盛于唐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唐太宗至唐帝国消亡，“佛教外交”给唐室带来了无穷之惠。

玄奘生前，他传播佛教充满了智慧，他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先让皇室接受佛法，再向全国推行。他甚至把唐高宗的儿子收为弟子，号为“佛光王”。在玄奘的身教下，佛教各宗派的创始人都和皇室以及王公贵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受皇权的支持与保护，另一方面也为皇权祝福和效力。唐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他创建大献福寺；唐中宗即位，宫女们集资建小雁塔，“为天子祈福”；武则天在世时，爱女太平公主为她建罔极寺；武则天逝世，唐中宗为她修建圣善寺。上行下效，宦官高力士修建保寿寺，宰相王缙修建宝应寺。一般的官员和家庭富裕的佛教徒，则在私宅中造寺，为佛供奉香火。佛堂就更加普及于百姓家中。

后来的唐宪宗、唐懿宗更是笃信佛教，先后举行空前绝后的迎接佛骨大典，影响至今，陕西法门寺的佛骨迎送仪式，仍然会牵动世界关注的目光。结交佛友，清谈佛理，更是唐代知识阶层的风雅乐事。唐代盛极一时的“俗讲”，是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其实也是僧人传播佛教祸福因果思想的产物。最著名的如《太子成佛变文》和《目莲救母变文》。

佛教全面影响了唐人的生活，以至于鲁迅叹道：“唐人大有胡气！”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南印度僧人菩提支送来梵文经论，并奉女皇之命，翻译经书53部111卷。从玄奘当年取经，到他身后印度僧人的主动送经，可逆反应已经形成。

在玄奘的身后，他的日本弟子将“法相宗”传入日本。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日本僧人玄日方从长安带回日本汉文经论五千余卷，以后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家”也带回大量经论，并编成一部《请来目录》。更为杰出的日本僧人空海，他于唐宪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居于西明寺，他遍访长安高僧，拜于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学习“真言宗”，学成返日后，弘扬佛法，受到日本朝野尊崇。他所著的《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著作，对沟通中日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中日两国共同在青龙寺旧址上建立了惠果空海纪念堂，以见证那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国佛教的六大宗派三论、戒律、净土、真言、唯识、华严各宗，遍传海内外，长安佛教在当时放射出了万丈光芒。这一切，正是以玄奘为领袖的佛学大师们，对印度佛经的学习与阐发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进而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从而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教哲学，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份。(信息来源：《中华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