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皎（公元497—554年），上虞人，南朝梁代高僧。今年是慧皎出生一千五百二十周年。

慧皎的杰出贡献是撰写《高僧传》，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记载高僧事迹的传记体史著，是后世唐、宋、明代僧传著作所仿仰的开山之作。清代《四库全书》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编集的《传世藏书》均作全本收录。

（一）

慧皎生逢佛教大盛的南梁时代，其时江南寺庵已逾两千，僧尼十余万之众，以至于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尽”。慧皎由此起念：应当写一部《高僧传》，把从来有实际德行的高僧的典型事迹整理出来，以教育和规范“芸芸众生（僧）”。慧皎言道：“道借人弘，理由教显，而弘道释教，莫尚高僧。”这是说佛家三宝（佛、法、僧）之中，高僧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记述历代高僧行事，是用于今世与未来的不二法门。

慧皎著作《高僧传》更缘于自信。他“学通内外”，不仅精于佛家本门，且“博综六经，尤善《庄》《老》”。而且他又是个藏书家，当时梁元帝萧绎酷爱藏书，其《聚书篇》中有载：“（帝室聚书不足）……又就会稽慧皎法师处搜聚之”。皇帝都得向他求书。

慧皎“春夏弘法，秋冬著述”，“弘毅”得很。他自述：“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史书、秦赵燕凉荒朝伪历（指北朝诸国史书）、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由此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搜编成自汉至梁共四百五十三年间的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资料长编，再由源而流、由流而派地分编为十个科类，以展示历代高僧各自的德识艺门。

慧皎特有眼格，他的编选原则是“采高僧而不取名僧”。他认为佛教史上，真正的高僧往往被那些有地位但华而不实的所谓“名僧”混杂；要选，就要清理打扫，以实事求是的德识风范为准。慧皎称此为“实行潜光”，意思就是不看衔头看践行，名僧不一定品位高。

慧皎言道：“自汉至梁，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沙门），含章秀发，群英间出。”然而“沙门所记，多有偏止，文人所传，亟有疏阙，混浊难求”，“或褒奖之中过于揄扬（溢美），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冗长），求之实理，无的（无准则）可称”。所以慧皎下决心重修，果然功夫不负，名成千古。

宋代高僧赞宁在呈宋太宗《进高僧传表》中称道：“释天可则，阿难记事而载言；僧宝堪称，慧皎为篇而作传。”他把慧皎撰写高僧事迹的成就，同阿难记述佛祖释迦牟尼讲经录的功绩相比称，其功莫大焉。此为佛学界对《高僧传》的至高评价。

十分宝贵的是，《高僧传》以大量丰富翔实的材料，不仅通过这些高僧，客观反映了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潮流，而且又通过高僧们同社会名士的高雅交往，反映出佛学与传统文化的交流通汇，从而提供了研究当时的思想文化历史方面的许多珍贵史料。而且慧皎颇多故乡情结，《高僧传》好些精致片段与上虞及周边人事相关，因为故乡之山水，自古凤翥龙翔。

（二）

慧皎《高僧传》珍贵的史学价值，在于其中的相当部分内容是后人所能读到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譬如新昌大佛寺之草创，最早写到并写清楚的便是慧皎（见下文）。为后世做定论的史料更有：

卷一记载，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天竺摄摩腾来中国，动员汉明帝在京都洛阳建立白马寺，此为佛传中国之滥觞，也是东土建佛寺之开端。至于他去五台山破土建庙，揭开五台佛国历史，乃后来之事。

又，康僧会，世居天竺，东吴赤乌十年（公元234年）到达建业，他设法悦服孙权，始建佛塔，营造建初寺，然后又有了著名的甘露寺。是为江南寺庙之最初。

在“释道安”篇中，慧皎记述淝水之战前，僧人道安曾委劝苻坚放弃南下，苻坚一意孤行，结果大败八公山下，由此成全了谢安“东山再起”之美谈。

《高僧传》中多有天竺、月支、龟兹等国僧人入境的记载，卷一记载竺法护，世居敦煌，随印度高僧至西域，取回《华严》《法华》等经书，沿路传译，号为敦煌菩萨，影响巨大。然后就有了僧人乐尊等开凿莫高窟之事。再至晋宋间，罽宾（北印度，巴基斯坦）和尚昙摩密多度流沙，进甘肃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敦煌初成大观。

卷五“释道壹”，记述东晋道壹和尚东适耶溪，与山阴帛道遒相会，“定于林下，纵情尘外。”帛道遒后来移就新昌沃州，受其影响，于法兰、竺潜、支遁等先后入剡，于沃州立寺行道，承先继后地开启新昌、天台一带佛门，后来竟成“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卷四支遁篇，记谢安给支遁写信：“思君日积，计辰倾迟（数着日子殷切等待）。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惟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当时支遁因晋哀帝召而淹留京师，得谢安书信，乃决意还上虞东山，上书辞曰：“……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贫道曾野逸东山，与世异荣。（东山）菜蔬长阜，漱流清壑……”支遁果然回还东山。接着便是王羲之前倨而后恭的故事：王闻讯赶到，故意拿庄子《逍遥游》试探支遁深浅，“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艳。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此“披襟解带”形容王羲之在听支遁演讲时得意忘形之态。此篇又记，草书大家郄超曾问谢安：“支遁何如嵇康？”安曰：“嵇康努力才得去耳！”谢安说像嵇康那样杰出，也要努力学习才能赶超支遁。嵇康，上虞人，竹林七贤之首，谢安的偶像之一。此中可见当时名流与高僧之间迥非一般的交往。

至于新昌大佛寺，《高僧传》卷十一载：“昙光，晋永和初(345年)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见一石室，止其中，安禅合掌。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昙光是受高僧竺道潜、支遁等归隐浙东的影响去新昌的，他草建的隐岳寺，便是大佛寺之初。至于大佛，则是过了150年后的释僧护开始凿起来的。《高僧传》卷十四载：“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于是发誓，镌造十丈石佛。齐建武中（约公元493年），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遘疾而亡。”释僧护去世，有沙门僧淑接上，“继袭遗功，而未获成遂”，又牺牲。紧接着又由僧祐后继，“于天监十二年春动工，至十五年春竟。”大佛历经三僧，历时25年，终于如愿竣工，“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台架三层……”即今巍然于新昌大佛寺之大佛也。

又，《高僧传》中屡次提及上虞谢灵运——谢灵运之向佛，缘自多位高僧教化。如卷六记释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辞气清雅，风采洒落”，“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后为慧远造碑文，铭其遗德。”碑文云：“习习遗风，依依余凄。风啸竹柏，云蔼岩峰。川壑如丘，山林改容……”哀婉之极。

卷六又记：“释僧镜，陇西人，迁居吴地，东适上虞徐山，学徒随住百余人。谢灵运以德音致款（致以尊敬的言辞）。”此上虞徐山，应即是今上虞章镇祁山——祁山寺。又，此地“晋宋间先有昙隆法师，亦为谢灵运所重。常共游嶀嵊（谢在嵊县嶀山一带有别庄），昙隆亡后，运乃誺焉。”谢灵运文云：“物以灵异，人以智贵。如彼兰苑，风过气越；如彼天倪，云披光发……”灵修高雅之至。

慧皎想必不忘故地，多次提及上虞。如支遁回上虞东山，记有众名士争着要坐到支遁边上以便沾光而发生争执的故事。又如卷四记东晋大师竺法义，年十三遇竺法深和尚点教，于是“栖志法门，游刃众典。至晋兴宁中，更还江左，憩于始宁之保山，授业弟子常百有余。”始宁，即当时上虞南乡。

当然，《高僧传》涉及面极为广泛，传中有大量通过高僧的中印文化交流情况，以及中亚的史实和地理交通情况，其中记述西域取经中那些舍身求法之高僧，最为动魄警心。如卷三《释昙无竭传》，写昙无竭（俗姓李，辽宁人）等和尚先过沙漠到新疆喀什，再翻雪山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再进入印度。文中描述：“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昙无竭招集同志沙门二十五人。发迹北土，远适西方……进入流沙，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时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同侣失十二人。”昙无竭等是西域取经第一个团队，比唐玄奘要早209年，其惊心悲壮如此，其忍死不移如此，其启动后世如唐玄奘者亦必然如此。

（三）

传记史著，也是传记文学，必须有文采，否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古代写史传者多是第一等笔杆子，慧皎和尚虽在六朝骈文时代，却不落窠臼，整散自如，一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此为善读书之必然。

慧皎弟子王曼颖言道：“法师《高僧传》，不刊之鸿笔也。绵亘今古，包括内外，不文不质。谓繁难省，云约岂加（此谓慧皎文字雅俗深浅得当，繁简适度，不可删也不可增）。”此非溢美之辞，后世唐代、宋代的僧传“皆模范是书”，历久交碑，乃为定论。

卷三“释法显”传：“隆安三年（公元399年），释法显与同学慧景等四人，发自长安，西度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止，惟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至葱岭（帕米尔），夏积雪，壁立千仞，傍施栈路，蹑悬索过河，凡此数十处，皆汉之张骞所未至也……度雪山，遇风暴，慧景噤战不能前，曰： 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陨 言绝而卒……”到后来只剩下法显一人，土人劝止，“法显曰： 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岂可使几年之诚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 ”这等记述文字，即至今日，也了然可读。是为传世之作也。

慧皎善于以人物语言来树立人物形象。卷四支孝龙篇：时人嘲笑支孝龙：“沙门何不全肤发，去袈裟，释胡服，披绫罗！”他笑而不答。后言：“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愈贵，无心于足愈足。”诚高僧之心语。

卷三竺潜篇：竺潜在简文帝处，驸马爷刘惔嘲笑说：“和尚何以游朱门？”潜答：“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茅蓬。”乃启还剡之仰山，遂其先志。时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州小岭。竺潜答曰：“欲来则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巢父、许由，尧舜时期的大隐士）”竺潜言语，可见大师风采之一斑。

卷四康僧渊篇：“康僧渊，西域人，鼻高眼深，人戏之。渊曰： 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不灵，渊不深不清。 ”又记康法畅法师，人问他何以常执尘尾，答：“廉者不取，贪者不与。（廉者给他不会要，贪者想要也不给），故得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