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民族史记载，云南傣族长者被称为“陶奥”，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了“领袖”的意思。自然，称得上“陶奥”的，只有显赫的大土司。明朝时，大土司被封为王，朝廷宣慰史在填写委任状时大笔一挥，把“陶奥”写成了“刀”。从此，“刀”便成了傣族同胞的代表姓氏。这个古老家族中曾经出过不少知名人士，其中之一便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

15岁时，他见到了毛主席；19岁时，他被任命为“版纳长”

1935年，刀述仁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简称“版纳”）勐海的一个大土司家庭，傣名召相勐（“王室的国宝”之意）。那时的版纳与内地来往很少，世袭的土司制度、古老的生产方式、长期逆境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以及寺庙与学校合一的教育方法，使得这一古老民族保存着自己的行政组织、武装力量和经济模式，直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傣族同胞都信奉佛教。傣族男孩必须到寺庙里生活一段时间，学习傣文和佛经，上层人士还要为子弟延师传授汉文化，以期承担重任。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行，幼年的刀述仁便生活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

1945年，抗日战争的号角震惊了西双版纳，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大土司们不分民族，同仇敌忾，毁家纾国，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令他们失望的是，紧随曙光出现的不是朝阳而是阴霾。滞留在版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占山为王，烧杀抢掠，成了地方一害。加之边境地区土匪出没，百姓苦不堪言。各族土司为了生存，便率领本民族武装力量与形形色色的兵匪进行殊死的斗争，十几岁的刀述仁便参与其中了。边境上的各族同胞在旷日持久的与兵匪的战斗中，以鲜血和生命迎来了解放大军。

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突出代表，1950年，刀述仁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一员，第一次来到北京，受到贺龙元帅的接见，听过李维汉的报告，又见到了毛主席。这年，他15岁。这时，尽管边境地区急需军政人才，但15岁的刀述仁参加工作毕竟还早了些，他被送到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学习。早年在父亲身边，刀述仁学过傣文、汉文和英文；而西南民族学院的学习，则为他补上了马列主义、民族政策等课程。这些都如人生长河中的涓涓细流。细流多了，长河的水满了，人生也就会折射出七彩光芒。

在西南民族学院，刀述仁从王维舟院长及夏康农教授那儿得到很大的教益，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严格的家教、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古代哲人的思想都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局限性，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新生。如果说15岁以前的刀述仁是自发地参加了革命活动，那么15岁以后的他，就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自觉地要跟共产党走一辈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平静的学习生活只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画上了句号。因西南边境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乱：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抢劫与反共活动，有境外敌对势力的入侵，也有个别上层土司的叛乱，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为了消灭叛匪，巩固边防，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上级决定抽调一批学生参加工作，18岁的刀述仁又拿起枪战斗在边境线上。19岁时，他被任命为版纳长（后来这个职务改称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同时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既然身为一方之长，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带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家园。在刀述仁这位年轻州长的领导下，版纳的社会秩序稳定了，经济发展了。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自从迎来解放大军的那一天起，刀述仁便被解放军和政府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品德深深打动了。他们大多是南下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团结友爱，不谋私利。他们多数是汉族，却尊重所有的少数民族，为各族同胞办了很多好事，与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对比。几年来工作中的接触与交流，刀述仁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土司的儿子真正认识到，要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令人难过的是，“反右”运动很快来临。组织上派人告诉刀述仁，他将不再担任州长一职，而是要被送去“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费孝通教授在云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刀述仁选择了云南少数民族史这一研究课题。他当时是这么考虑的，云南省有2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7个民族信奉佛教。3种语系的佛教（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在云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自己对有关历史资料熟悉，与各派宗教领袖也早有交往，研究这一课题也许会顺利一些。他到云南大学进修，师从方国瑜、汪应良两位教授，同时不断查阅资料，阅读典籍，研习佛经，参加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的实践活动。后来，这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发展成为民族研究所，刀述仁的学识也在不断充实，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和佛教教义的理解早已超越幼时家庭的灌输与熏陶，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信仰。

在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这些年，是刀述仁一生中思考最多的时期。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了少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取而代之的是稳健与严谨。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待人接物及思维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向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努力。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为他后半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住机遇，多为宗教界干几件实事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云南这个边陲省份有它的特殊性：边境线长，百姓与境外的交往多于与内地的交往；少数民族多，信奉各种语系的佛教徒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落实宗教政策又是关系到边境安定团结的关键。于是，恢复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即云南省佛协）的活动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刀述仁的家庭背景、海外关系、个人阅历及宗教信仰都表明，云南省佛协会长这一职务非他莫属。

万事开头难。云南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长老在“文革”中不是死于非命便是被迫还俗，唯一幸免的是越过中缅边境在缅甸境内结茅修行的伍并雅·温撒。这位道行高深、志向高远的大比丘把缅甸边境上的一座小寺庙发展成了颇具规模的中心寺院，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寺庙办学的传统赢得缅甸境内佛教界的极高评价，被选为缅甸僧侣委员会的12位委员之一。刀述仁认为，只有请回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才能体现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群众心中的疑虑才会消除。

刀述仁多次敦请伍并雅·温撒返回故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这位大比丘终于同意先回故乡看看，并且答应主持中缅边境界碑旁新建的姐勒佛塔开光仪式。当伍并雅·温撒大比丘心怀疑虑回到故乡时，地方干部又以“不允许外国人参加中国宗教活动”为由，反对伍并雅·温撒主持佛塔开光法会。刀述仁也理解地方宗教干部的难处，他们怕担风险，更主要的是怕上面的政策有反复。为了不让这些宗教干部为难，刀述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将姐勒佛塔的开光法会安排在夜间举行。后来，各种佛事活动持续了3天，十几万群众云集中缅边境，秩序竟然好得出奇。地方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逐渐了解了云南省佛协，伍并雅·温撒也终于相信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真正落实了。后来，这位大比丘把缅甸的教务工作交给弟子们管理，自己回到了故乡。他不负众望，根据傣族佛寺办学的传统，把当地的佛教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工作刚刚开始，以刀述仁为首的云南省佛协一班人决定再前进一步，他们要按照佛教仪轨，为“文革”中去世的佛教徒超度亡灵，恢复超度亡灵法会。他们选了西双版纳的勐海白塔为试点。“文革”以后的寺庙没有足够的诵经比丘，更没有法器，他们便从缅甸借了几盘佛教诵经录音磁带。1982年2月的一天，间断了十余年的超度亡灵法会终于举行了，万余名佛教徒参加了法会。广大僧俗信众表示，去世的亲人的亡灵得以超度，了却了他们的心愿，他们感谢党的宗教政策，今后一定要支持政府的各项工作。

在刀述仁的参与下，云南省佛协加强了对全省僧人的教育，在各地举办了培训班，所有寺庙的僧人都参加了培训。1997年，上级主管部门为云南省批了经费，给了编制，正式筹建云南佛学院。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雪山腰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东竹林寺，由于该寺地势太高，只有夏天才能饮用融化的雪水，冬天则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水，僧人们生活十分困难。刀述仁与云南省佛协的同仁们筹款，将该寺易地重建，又花了五六万元为寺庙安装了自来水管。从此，寺庙僧人不但出行方便，而且身体健康也得到了保障。云南西部宾川县鸡足山是汉传佛教圣地，“文革”中僧人流失，规章制度也不健全。刀述仁出面请来了四川有名的宽霖法师来主持工作。很快，人气旺了，寺庙出现了生机，鸡足山又恢复了往日的佛国风貌。

刀述仁不愿多说他的过去，更多的是在展望未来。他说，对于过去，他只是惋惜浪费了很多大好时光，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多为宗教界干几件实事。

佛经里的“般若”是智慧的意思。如果说刀述仁青年时代从斗争中增长才干，在学习中增长智慧，是进入了“般若之门”，那么，他中年以后所走的道路便是为佛教事业献身的“菩提之路”。

路还在延伸，也许困难会接踵而至，但刀述仁坚信，路一定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