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趣健谈的罗炤老师 罗炤老师在展室内讲解 古塔内的浮雕佛像 一起探讨碑文 古塔上的风铃 云居寺内珍藏的墨宝 罗炤老师在云居寺门前开讲

本报记者/张嘉 录音整理/李伊娃 安琪

时间：2017年12月16日

目的地：房山云居寺

人文重点：云居寺石经

人数：47人

编者按：

人文荟萃的祖国大地，总有许许多多让我们探索不尽、心仪已久的寻访之地，值得我们一趟趟出发。如果您对那些古老灿烂的史地文化抱有热忱之心，同时热爱行走、探索，并且愿意用文字展现出来，就请集聚到本报天天副刊青睐《人文寻访》旗下。您可以是行程亲历者，可以是寻访组织者，还可以是我们的合作者。每一个被寻访版选中的项目，最终都会以一个整版甚至两个整版以及公众号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的宗旨是展现旅游风采，突出人文特色。如此，期待您的加入，让我们的探访在线上线下精彩共同呈现。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青睐管理员可申请加入“青睐人文寻访群”，其中会有更多精彩讨论和活动内容发布，也可以通过bqfkwm@163.com邮箱发邮件联系我们。

位于北京西南房山的云居寺宝相庄严，甚至连空气中都能闻到历史的痕迹，奇珍瑰宝更是随处可见，一块碑石，一棵树木，一个坑眼，都藏着一段故事。

12月16日，这座千年古刹更是因为一个人而“活”了起来，是他，让千年历史丰满立体，让一石、一碑都有了温度和灵性，生活于21世纪的我们不像是在瞻仰古迹，欣赏展品，倒像是穿越了时光机器，与他们同处一个时空之下彼此畅谈。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教授，是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青睐之“北京三大文化带”系列寻访第5站的主讲嘉宾。

12月16日的北京已是寒冬天气，虽天公作美、晴空万里，但低温仍让40余位“人文寻访”的爱好者们“武装到牙齿”，以至于有人笑说自己穿得太厚像是“宇航员”。对比一行人的御寒装备，75岁的罗炤老师却只穿着很薄的外套，脚上没穿袜子，在冷风中谈笑自如，颇像一位得道的高人。

几十年来，罗炤老师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与云居寺石经为伴，目前就住在寺外的一座简易房屋内，他说：“云居寺、石经是我的命。”所以当看到有这么多人对云居寺、对石经有兴趣，老人家内心有多欢喜可想而知。

虽然长年埋头做学问，但罗炤老师的性格却是热情外向，大家去他房间参观，本来只是想让老人家做个开场白，彼此认识一下，结果老先生随口就滔滔不绝地讲了20多分钟，云居寺已经与罗老师的神魂融为一体。

从罗老师的工作地点到云居寺，有三五分钟的车程，老人家上了车就要给大家唱歌，因为他牢记“青睐”给他布置的“任务”：“要多讲故事，要活泼不要枯燥”，老人家开心地给大家唱起：“让我如何不想她……”在笑声与掌声中，老人幽默地说：“这个 她 是云居寺，是石经，并不是女人啊。”

云居寺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这位罗老师，和他打招呼的热情劲儿足见老人在这里的好人缘，几位解说员也加入到我们的寻访大部队，在他们看来，能听到老人家的亲自解说，那是何等的幸事。看到老人衣着单薄，英语解说员小杨还执意要把手套给老人戴，两人彼此推让着就像一对有爱的爷孙，云居寺的李副主任也给罗老师拿来热水，上台阶时有人要搀扶老人，他连声拒绝：“不用不用，我上得比你还快呢。”

被这么多人真心爱戴着，再看到这么多人对知识一副如饥似渴的表情，罗老师心里真是热气腾腾，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成就都分享出来，他说要给大家讲十个小时，可是天寒地冻的，谁忍心让老人这么辛苦，即使这样，罗老师也讲了有四个小时之久，而这对罗老师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他屡次说：“云居寺的故事太多了，这里宝贝太多了，讲不完。”

云居寺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是罗炤老师的孩子，是他的掌上明珠。让他忧虑的是现在从事他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了，保护云居寺，保护石经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就算是有北京户口这样的待遇，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处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终日与石经打交道，也是一份极为枯燥的工作。

寻访活动结束后，群友们仍处于兴奋中，在群里发着照片，写着感受，更抒发着对罗炤老师的敬重之情，罗炤老师的妹妹将这些转达给了罗炤老师，老人家的答复是：“请大家多多宣传云居寺，宣传国宝石经，不要宣传我。”

于罗老师而言，有人继续爱护保护研究云居寺、石经，才是在续他的命。许多历史遗迹所以能幸存到今天，供世人膜拜瞻仰，都是靠着个人的一腔热血。

而这也正是青睐·人文寻访的一个目的，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这些限于岁月困境的瑰宝保护起来，为后人提供一份完整的文物，而不是断壁残垣。

曹雪芹写《红楼梦》与云居寺附近的一块大石有关

无意中发现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奏折副本

罗炤196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即去了云居寺，对石经了解得越多，就越热爱这里，罗老师一肚子的史料典故，在他口中，这些史料绝不干瘪，而是让大家着迷的一段段传奇，他常常喊着：“来来来，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尤其是女读者们，快过来听呀。”在罗老师的讲述中，大家才恍然发现，曹雪芹的《红楼梦》《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和云居寺都是有故事的。

罗老师考证认为，《红楼梦》最初名为《石头记》，其实与云居寺附近的一块大石头有关，书中开头即提到一块“女娲弃石”，红学家们对“女娲弃石”却少有人深入研究。罗老师研究后发现，曹雪芹在写作这篇鸿篇巨制之时，现今属房山区地界的良乡昊天塔附近官道上，真有“一大块”长8米、宽2米、高4米，重约20余吨的著名弃石，已经在路边矗立了一百多年。石身上宽下窄，形似灵芝，全身千孔万溪，透漏且瘦，是世上罕见的巨型奇石，原产自独树村附近的山里，明朝天启年间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发现。

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大寿，乾隆皇帝春天去西陵祭陵途中见到此石，大加赞赏，下令将其运到新建的清漪园万寿山下的乐寿堂前，命名为“青芝岫”，并赋诗记其事，刻于石上，为其母祝寿。至今“青芝岫”仍然是我国最大的园林奇美置石，成为颐和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可以确定，曹頫、曹雪芹创作《石头记》是在乾隆皇帝将青芝岫运至清漪园之前，应该亲眼看到过米万钟的这“一大块”弃石，而且应该到过独树村。

独树村西南大约10公里左右的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营房村西云溪水峪，有一座规模巨大的怡贤亲王坟，周围老百姓习惯叫十三爷坟，红学界公认，《红楼梦》中对贾宝玉倍加爱怜的“北静王”，原型人物就是怡亲王胤祥。乾隆皇帝《初游云居寺》诗中的“松竹潇洒”山村，即独树村，独树村有曹寅—曹頫—曹雪芹祖孙三代的直系近亲傅鼐的乡村别墅，由此可以比较深入、具体地认识靖藏本《石头记》第四十一回的眉批：“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畸笏的这一眉批回忆的是乾隆二年春天他和曹雪芹随同第二代怡亲王（或其兄弟们）祭扫怡亲王坟之后发生的事情，因此，罗炤老师认为，《红楼梦》全书写作应该开始于乾隆二年春天（“丁巳春日”）祭扫怡亲王坟以后不久，米万钟弃置良乡的“败家石”是激发《石头记》创作的初始源头，所以正文的第一段才会是女娲氏炼石补天，“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说过了曹雪芹，罗老师还聊起了《甄嬛传》里玉娆和慎贝勒允禧结婚的情节，罗老师热情地招呼大家：“快来看，这是《甄嬛传》里那个提倡自由恋爱的王爷。”原来，大悲殿前的一块石碑碑文中赫然署名允禧，看到大家辨认出来，罗老师开心地讲起这位王爷的趣事，就是他发现了郑板桥，并推荐他当了县令，甚至在夏天，这位王爷还曾光着膀子为郑板桥烤肉吃……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不会觉得枯燥了吧？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耳熟能详，可是很少人知道，沈家本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即《钦差查办案件》奏折）是云居寺的珍贵藏品。罗老师说：“我是1981年3月16号来到了云居寺，之前的1978年11月，我的老师带我来过这里，所以我就有印象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实习，赶上经济低潮，大家都发牢骚，我觉得发这些牢骚有什么用？就从学校骑自行车带了一百多斤书，来这里实习了，一开始进错了山，看见个门就进来了，看见个席子放在地上，上面有一堆小山一样的经书，其中还有个黄绢纸，我一看就觉得是宝贝，就不写我的论文了，去整理这个了，整理了一个月，发现这里头还有被抄来的沈家本的东西（指 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奏折手稿），可以算得上是意外收获了。”

不认可“北京的敦煌”这一说法

云居寺整个景区包括云居寺和石经山两部分，刻经史和建寺史可追溯到1400年前的隋末唐初，珍藏着石、纸、木三经、佛祖舍利、唐辽塔群及众多文物古迹，其中尤以14278块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大藏经著称于世。也因此，罗炤老师说他并不认同将云居寺形容为“北京的敦煌”，罗老师给出的解释是，敦煌有现在的名声完全是近现代人的眼光，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信仰来看的，“中国的佛教文化遗迹全是由信仰产生的，不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在中国现存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房山石经是最好的文化艺术，佛教圣地讲究的是经像，首先要立经，立道理，像是用图画表现的道理，图画表现的和文字表现的不是一回事。”

从隋代静琬和尚开始，云居寺僧代代刻经，代代收藏，上下历经千年，留下佛教传承的奇迹。云居寺石碑众多，但是罗老师最为动心的是开山祖师静琬和尚的塔，静琬大师去世时因事业未竟，嘱咐弟子不要安葬其灵骨，以此激励后代门人发愤刻经，直到450年后，续刻石经的辽代的通理大师才将其安葬并做塔铭，也就是《琬公大师塔铭》。

通理大师对房山石经的贡献很大，他在房山刻经史上是刻经最多的一位高僧，从大安九年（1093）正月传戒筹资，至寿昌元年（1095）三月刻经告竣，其间经过采石磨碑备料，组织人员书写、校勘和镌刻，仅两年多就刻经44帙，4133片石碑。当时不仅有众多义学沙门和书经、刻经的僧俗人员云集云居寺从事刻经事业，同时还培养了许多写经和刻经的僧人，使刻经事业在辽、金政治交替中未曾断绝，并一直延续到金代末年。

罗老师认为子子孙孙去刻经一事，不仅是宗教传承，还是中国人最真诚最纯洁之信仰，更感人至深：“为什么愚公要移山，子子孙孙都要移山？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所以房山石经不是一般的文物，而是中华民族最真诚、最纯洁的体现，我们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

人们对刻经有多虔诚，血经足以证明，云居寺中，明朝高僧用舌血书写的经书，共60万字。据罗老师介绍，血经并不是用笔直接蘸着血写，而是要加盐、朱丹等，进行稀释、防凝固、增色等处理后才书写。

见证了著名的佛舍利被发现

云居寺，更为著名的就是佛舍利，据说在中国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只有三处，一为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一为北京八大处的佛牙舍利，另一处就是云居寺的肉舍利，此三处被称为“海内三宝”。云居寺的佛舍利被发现，罗炤老师也是见证者，当时他正在毕业等待分配，出于对房山石经的兴趣，他找来一些资料研读。在日本1935年4月出版的《东方学报》第5册副刊发现了京都大学学者冢本善隆所写的《房山云居寺研究》，提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曾在雷音洞发现佛舍利。

据此，罗炤老师认为云居寺内有佛舍利，1981年11月26日，罗老师和其他人在雷音洞内发现一只汉白玉石函，上面“万历”字样清晰可见，揭开函盖后，里面又是一只暗青色的石函，周身雕满纹饰。揭开盖子，拿上来一看，背面又是几行字，上书“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等字样。打开玉函，里面居然还有一只银函，是隋代遗物。银函的最里层还有一只羊脂玉小函。揭开最后一层盖子，里面是两颗小米大小的红色颗粒，一旁还有两颗打了眼的珍珠，但文字记载的三粒舍利变成了两粒，据猜测是被当时也信佛的李太后拿走了一个。

找到证据证明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罗炤老师的芳华岁月全部在云居寺奉献，而对于他的成就，罗炤老师谦虚地说是老天的安排，是老天让这些宝贝重见天日：“我可不敢贪天之功。”可是，有一件事，罗老师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功劳，那就是他发现了在明朝，中国就对西藏掌握主权的证据，罗老师强调说：“书生报国，我也算为国尽忠了。”

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其中一个汉藏双语的横排经文引起了罗炤老师的注意，这篇经文上面藏文、下面汉字，为了与藏文对应，汉字成为横写的款式。文字中提到了明朝初年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

史书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班丹扎释27岁，作为仲钦巴的侍从，觐见永乐皇帝，留在京城任职。西藏高僧大宝法王哈立麻得银协巴进京时，他充当翻译。其后跟随大宝法王进藏，作为明朝的使者，他在乌思藏联系各地的政教首领，推行明朝的政令，颇有劳绩。回京后受到永乐皇帝的奖赏，受命住持京城的法渊寺。在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哈立麻得银协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达陇葛举派曼殊师利、萨迦派哦巴系贡噶藏等名师处学习各派教法。

班丹扎释是甘肃岷县人，罗炤老师说自己当时凭着直觉认为这个汉藏双语的横排经文有价值，便立刻乘火车赶到岷县，找到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与《明实录》、西藏地方史志相对照，相互印证，充实了明朝在西藏掌握主权的证据，并撰写了《明朝在西藏主权地位》的论文，论文中写道：“元、明、清三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具有连续性，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继承自元朝，清朝同样继承明朝在西藏的主权。明朝治理西藏的原则与方式，和元朝相比有很大改变，属于政治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调整，从未损及主权地位。”

对于这件事情，罗老师充满骄傲，他说：“这篇文章在2011年发表，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我也算是为国尽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