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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何在?

时间:2019-09-04 09:06:17作者:
1700多年前,印度高僧在塔坡结庐讲经,将佛教文化基因带给了当时的季华乡。 李细华 摄

经堂在医灵铺,即古塔坡寺。原在耆老铺塔坡岗上。东晋时有西域僧到此结茅讲经时,此地犹海洲也。隆安二年戊戌,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尊者因讲经始建经堂,后有岗相传。唐贞观二年,岗地夜放金光,掘之得铜佛三尊,穴间有碣,曰“塔坡寺佛”,有联云:“胜地骤开,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乡名“佛山”,盖始于此。

引自清《佛山志》卷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两者所记均同)

周六的下午,塔坡古庙两个月前新翻修的马鞍屋顶非常惹眼,离古庙不远处,工人正在将达毗耶舍在此地结茅讲经的故事刻到塔坡公园的石壁上;几位居民正闲坐在新修葺的塔坡公园,讲述着他们幼时印象中塔坡古井的甜洌。在他们的印象中,达毗耶舍这个名字好像还是第一次登上公共文化场所的记录石壁,但事实上,1700多年前,这位高僧选择东渡首次将佛文化带给了当时的季华乡,并在前往广州建光孝寺前又将佛文化的基因遗留在此地。今天,他和他留下的“胜地骤开”引来了前所未有的学界研究热潮。

佛山“佛”何在?

此地真有“佛”来过创光孝寺前三藏法师先在季华乡结庐讲经

佛山“佛”何在?

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大法师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带三尊小铜佛经海上到广州,至南海季华乡耆老铺塔坡岗上(现福宁路塔坡街)搭盖棚寮,讲经说法(随后他到广州建寺,为光孝寺开山祖师)。此乃佛教首次传人佛山。由于信众日益增多棚寮日渐拥挤,善男信女自动捐资建造了塔坡寺(亦名“经堂”)。法师回国后,经堂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后来到了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传说多人见到塔坡岗山地夜放金光,经乡人挖掘,得到三尊小铜佛及一石碣,石碣上赫然刻写“塔坡寺佛”,并刻有一副对联

胜地骤开 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 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

人们惊喜庆幸,奔走相告,200年前塔坡寺佛又现人间。于是,重修塔坡寺“经堂”,并掘井纪念,在井后方,又刻一石碑记载其事,碑上有一石榜,上刻写“佛山”二字,在石榜左侧刻有“贞观二年”小字,同时将季华乡名改为“佛山乡”。佛山之名由此而来。据称,现石刻碑文为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石榜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以上故事中的后一段就是佛山人耳熟能详的、关乎佛山得名的由来。时至今日,老佛山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塔坡这里是“佛山初地”,背后有三尊佛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登上了佛山小学生的本地特色教材《佛山初地》。

广东省社科院学者陈一阳是佛文化研究的高人。他大胆提出,这段轶事和佛山的得名不仅是因为在唐代发现“三尊铜佛”,更因为从“肇迹东晋”经过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浪淘沙与潜移默化,在隋唐时代佛教兴盛起来的大背景之下,季华乡人看见这三尊铜佛,情不自禁无比怀念这个故事的主角达毗耶舍,足见佛山这里有真的“佛”来过。

陈一阳通过研究《高僧传》典籍认为,主人公昙摩耶舍30多岁悟道之后“游方授道”,直到85岁,才到广州,在原止寺基础上创建王园寺(即现光孝寺),这中间的五十年左右正是昙摩耶舍盛年之时,就是在佛山塔坡一带结庐讲经。

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是一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甚为稀有”的得道高僧,他既是一位“大弘禅法”中国禅宗的先行者,也是一位倡导并践行“人间佛教”的先行者。据陈一阳估计,高僧三十多岁从印度克什米尔出发,一定先去过东南亚许多地方,然后乘船到南海广州,大概已经四十多岁,在这一带游方之后,他喜欢上南海广州这个地方,而且,他慧眼独具,情有独钟,特别看中了“季华乡”这个地方。昙摩耶舍在“广州佛山”一带讲经说法、可能主要就是在季华乡生活了长达三十年左右时间,直到85岁才埋下“对季华乡未来充满期望的预言石碣”,告别乡亲,离开这里。而这就是为什么季华乡人那么怀念昙摩耶舍、甚至在他离开两百多年之后,还要把乡名改为“佛山”的根本原因。

“塔坡”有可能并非地名而是高僧人名?

建议佛山人应把“达毗耶舍”正名为“昙摩耶舍”

“未有佛山,先有塔坡”,这样一句传统谚语在佛山流传甚广。 陈一阳提出,当思考“佛山"佛"何在?”这个问题时,对这个流传甚广的谚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人们为什么不说“未有佛山先有南海(佛山古代属于南海郡)”、或者“未有佛山先有季华”?为什么偏偏要说“先有塔坡”?

值得注意的是,“达毗耶舍尊者”这个名字,除了《佛山志》以及佛山人偶尔提及之外,有关文献资料几乎等于零。2012年初,佛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佛山与“佛”结缘历史情况的介绍》的整理稿里,有一个“大胆假设”,即认为“达毗耶舍”与《高僧转》中的“昙摩耶舍”其实是“同一个人”,但这个说法也曾受到一些专家的反驳,认为缺少印证。

学者陈一阳则研究了《高僧传》,从中摸索到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以及与佛山有关的线索相互印证。他认为,从这位高僧的“原籍”和他到广州佛山的“时间”记载来看,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有关记载“他们”的原籍都是“罽宾”。《佛山志》记载达毗耶舍到佛山是“东晋隆安二年”,而《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到广州是“晋隆安中初”,查“东晋隆安”总共才5年,所以这两个时间是非常吻合的。

《高僧传》记载“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这个“大毗婆沙”,无疑就是古代佛山季华乡人习惯昵称昙摩耶舍为“塔坡”的谐音的出处,同时,也是佛山人尊称昙摩耶舍为“达毗耶舍”的由来。

所以,“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之谜就迎刃而解“塔坡”,首先是季华乡人对昙摩耶舍这个“大毗婆沙”的谐音简称、昵称,然后,在昙摩耶舍离开季华乡之后,才把他讲经说法和生活过的地方,称为“塔坡岗”。

同时,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是否同一个人,也可以说一清二楚了。“达毗耶舍”,原来是季华乡人把“大毗婆沙”前面两个字与“昙摩耶舍”后面两个字结合起来,来表达对昙摩耶舍的尊称。陈一阳建议,为了与普遍流行的文献“统一”人名,佛山人应该把“达毗耶舍”正名为“昙摩耶舍”。

广州文化学者陈忠烈则提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地方语言变化很大,但语言是一过性现象,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留下原音资料,地名、人名的音译考据困难很大。“我认为有另一种可能:在现代粤语中,"塔坡"和"昙摩"只是一音之转,乍听起来让人分不清,比对"大毗"音译更为贴近。尽管语言千年演变,但"塔坡"与"昙摩"的联系当作首选的考虑。”

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何后来逐渐式微?

塔坡寺在清光绪年间达到鼎盛,但佛文化在近代佛山普遍衰落

站在塔坡庙前的塔坡广场,凉风习习,记者的右手边就是曾经祭祀太上老君的道教庙宇祥安街15号太上庙,上书“八十载降初益信貌心俱古 五千言垂训因知道德咸尊”,再距离这里不远,更有佛山乃至珠三角人的信仰胜地祖庙。据称,作为佛山人的信仰胜地,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曾遭到红卫兵的破坏。事实上,这些景象正是自古佛山人信仰多元化的一个表征。记者注意到,此间也有学者提出,至少从《忠义乡志》的记载来看,佛文化对于佛山一带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学者陈一阳的研究中提到,佛教在佛山的鼎盛时期,按照旧志所载,光是佛寺就有二十多间,其比较著名的有“四大丛林”塔坡寺、仁寿寺、德寿寺、三元寺。以塔坡寺为例:塔坡寺建寺七百多年后,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毁坏,明天启七年(1627年),因平塔坡岗而另在医灵铺万寿坊(即现新风路佛山市委党校所在地)重建塔坡寺。(在原塔坡寺旧址建了一座“塔坡古庙”,地点在现塔岗街。)

清雍正九年(1731),潮省和尚在塔坡寺首建浮图铁塔。清嘉庆四年(1799年)僧人敬来仿印度阿育王塔式重建浮图铁塔,塔重七千多斤,高一丈八尺。

清咸丰四年(1854),受红巾军反清影响,塔坡寺大部分被清军所毁。寺毁三十年后,佛山镇乡绅潘衍坚、潘衍桐、王福康及梁都唐倡议修复塔坡寺,他们邀请广州华林寺方丈释勤安来佛山主持重修。

相比于今天只有40平米的塔坡寺,历史上的塔坡寺于清光绪辛巳年(1881)修复完成时,寺内面积一度达到近二十亩,为佛山众寺之冠。重修后僧人达500多人,十分兴旺。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寿辰,勤安作为名僧入京贺寿,乘机将塔坡寺的演变及佛山得名的故事详陈于内府大臣,相国福锟为其待奏太后,慈禧便下懿旨,赐《龙藏经》全版、檀香御香以及黄金翡翠等珍宝还镇山门,并赐寺名“万寿塔坡寺”,令南书房誊匾,官府派人护送勤安回佛山。勤安得“御赐”经书宝物回塔坡寺后,塔坡寺名声大振,因有御赐经书,人们更普遍习惯称塔坡寺为“经堂”了。

这可以说是塔坡寺、也是佛山传统佛教的“鼎盛时期”。然而,这个“鼎盛时期”很快就衰落了。

陈一阳提出,清代佛山佛教的演变就见证了近代佛教的普遍衰落,而这个“普遍衰落”在文革时期达到“谷底”。他举例说,最衰落的时候,佛山佛教界仅剩下一名和尚。他对这些寺庙的命运进行了考证。

塔坡寺在名僧勤安重修达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随着勤安的圆寂而很快衰落。清末民国初年,当时,因寺僧内混有不法之徒,触犯众怒,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焚烧经书,僧人受惊四散,混乱中“小铜佛”也不知所踪。从此,山门破败。再经长期战乱,寺院更加荒凉,只剩几名老僧人看守山门。1949年后,南海县政府一度把塔坡寺用作培训干部的场所,几名老僧由其亲属接去养老。随后,塔坡寺逐步拆建成为佛山地委党校、即现在的佛山市委党校。塔坡寺旧建筑在市委党校内还存一隅,浮图铁塔及《龙藏经》等宗教文物在“文革”时移至佛山市博物馆和图书馆保存。

佛山佛教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可以说衰落到“谷底”佛寺中除了仁寿寺等极少数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之外,绝大多数都已被拆得面目全非。而此时的佛山佛教界人数总共才37人,而正式和尚只剩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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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坡威水旧史

历史上的塔坡寺于清光绪辛巳年(1881)修复完成,寺内面积一度达到近二十亩,为佛山众寺之冠。重修后僧人达500多人,十分兴旺。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寿辰,勤安作为名僧入京贺寿,乘机将塔坡寺的演变及佛山得名的故事详陈于内府大臣,相国福锟为其待奏太后,慈禧便下懿旨,赐《龙藏经》全版、檀香御香以及黄金翡翠等珍宝还镇山门,并赐寺名“万寿塔坡寺”,令南书房誊匾,官府派人护送勤安回佛山。勤安得“御赐”经书宝物回塔坡寺后,塔坡寺名声大振,因有御赐经书,人们更普遍习惯称塔坡寺为“经堂”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忠烈:佛山擦亮“佛”文化招牌有历史渊源

“岭南文化中地”提法或更恰当

南方日报:党的十八大将文化建设提到了文化强国的高度,佛山则亮出了自己独有的岭南文化牌,您怎么看待佛山作为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文化资源?

陈忠烈:首先我对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提法保留看法。“广府文化中地”这个提法或许会更准确一些,明清时期,广府14个县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珠三角的心腹地带,也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前沿地带。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南方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城(600306,股吧)市,从历史来讲又处在珠三角心腹地带,因此应该是作为广府文化的中地概念更为准确。

今天的佛山又以老佛山禅城区的历史积淀最为深厚,禅城又主要以祖庙为核心,可以说禅城祖庙是光伏文化中地中的中地。就文化资源来讲,大家要认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祖庙路不仅仅因为祖庙的存在,而成为佛山人乃至广府人的信仰崇拜之地,更因为从历史来讲,它一直就是因佛山经济社会活动的活跃地而著称,比如祖庙的大魁堂这样一个议事机构,其成员由各族族绅、耆老及工商大贾组成,负责劝诱德业、维持世教,领导着地方政治、经济和公益事业等。而这个地方现在还一直存在。

南方日报: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佛山擦亮佛文化招牌,塔坡庙和塔坡古井都是题中之义。佛山开始了恢复塔坡庙的研究步伐,您认为佛山的佛文化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

陈忠烈:针对佛山的佛字究竟是怎么来的,最近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很多学者认为,佛山佛字的来源并非唐朝贞观年间塔坡出土了三尊佛像那么简单。在佛教从印度东传时期,一位高僧名三藏法师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曾到这里结庐讲经,他是佛教东传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我的朋友、学者陈一阳通过研究,认为《高僧传》中描述的三藏法师的经历中曾失踪数年,这中间的时间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所称的季华乡这里,后来季华乡才改名佛山。希望佛山好好研究这个人,丰富城市的佛文化内涵。

我认为,佛山二字的首次出现,应该是元朝大德年间的《大德南海志》,其中首次提到了“佛山渡”这个概念。当时的佛山仍旧是大片的水域,直到宋元时期,佛山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陆地。当时高僧讲经时,还只有塔坡这样的山岗。

将文化与商业嫁接突出宣传佛山商业文化精神

南方日报:佛山要擦亮佛文化的招牌,但是也有民间学者提出,佛教在佛山历史上的影响其实比较微小,佛山人更崇尚工商业的神,甚至是自己造神。结合您的研究来讲,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忠烈:首先我认为,既不能对佛山历史文化过分的拔高,唐代佛山还并非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佛山的真正发展应该是在明中叶以后。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社会商品交易的发达,曾经的西路商业带逐渐向东转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逐渐向东部转移。

可以说,正是明中叶以后交通位置的改善,佛山这个位于西江与北江交汇之地的城市,上溯浈水,可抵达陕西、湖南、湖北以及长江下游一带以致北京,西接肇庆、梧州,再通川广云贵,下连顺德、新会通江门、澳门,东达番禺、东莞,佛山担负着保障“广货北上”和“北货南下”的重任,佛山在珠江水系里处于比广州更重要的地位,也获得了真正的大发展,佛山一度成为明清四大聚。

南方日报:佛山一直在提激发文化资源积淀,将文化与商业相互链接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理解以文促商这个概念的?禅城提出“以文促商”在珠三角来讲有何独特的竞争力?

陈忠烈:文化与商业一直以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伴随着佛山商业文化的不断勃兴,佛山的人文功名社学书院的分布密度跃居全国前列,可以说,一直以来,佛山文化发展与商业发展处理的非常好。举一个例子,佛山有商业会馆大量存在,这些商业会馆既是规范商业行为、联络感情的会馆,又凝聚了团结、诚信等文化行为和文化精髓。佛山有几个宗族大姓,冼、陈、伦等中,其族谱与传统的族谱很不一样,这些族谱中有很多经商之道的记录。比如佛山的霍氏族谱,专门记载了经商三十六善,从儒家思想耻于言商,到在族谱中对于经商规矩大胆言商、大书特书,这是别开生面的记载。非常值得佛山在今天这个时代加以弘扬的商业文化精神。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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