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大陆的佛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各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正因如此，佛教界搞好自身建设的任务也更为迫切，其中包括佛教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基督教文化的迅速传播，由于科学的昌明和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其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中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的思想，其它还出现了“佛教是文化”、“佛教是科学”、“佛教是哲学”、“佛教是教育”等等提法。此外，唐代以来禅宗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太虚大师就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也因此，近现代以来，各种“禅法”及其理论成为了唯心与唯物、有神论与无神论、出世法与世法、甚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涉的平台和纽带。上述这些思想或提法影响至今，“人间佛教”、“佛教是文化”、“禅”可以说是当今佛教界以及有关佛教的政界、学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它们对近现代佛教的复兴、树立佛教的正面形象、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思想或提法产生的时代因缘和其深刻的内涵，往往是按照个人的认识水平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这就很容易导致许多人有意无意地产生误解，甚至出现相当程度的曲解和滥用，从而大大消解了佛教神圣性资源，严重影响了佛教的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使佛教变得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一些教界人士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甚至对这些思想或提法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所以，正视这些问题，厘清“人间佛教”、“佛教是文化”、“禅”等思想概念和提法，已成为佛教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下面笔者拟就这类问题作一番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佛教的根本教义与五乘佛法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佛教。因为无论是讲“人间佛教”、讲“佛教是文化”，还是谈“禅”，首先不能离开佛教这个大的前提和依据。所谓佛教，简言之，即佛陀之言教与身教，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与修行体系。若广而言之，还应包括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林林总总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与传统。在现实中，人们对于佛教的解读更是千差万别，犹如盲人摸象。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从出家的那一刻，即深深感到佛法与现实中的佛教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他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我的修学佛法，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点发展及方便适应所引起的反面作用，经怎样的过程，而到达一百八十度的转化。如从人间成佛而演进到天上成佛；从因缘所生而到达非因缘有；从无我而到达真常大我；从离欲梵行得解脱而转为从欲乐中成佛；从菩萨无量亿劫在生死中，演变为即身成佛；从不为自己而利益众生，到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众生苦难之上。这种转化，就是佛法在现实世间中的转化。泛神化（低级宗教“万物有灵论”的改装）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决定要通过人间的佛教史实而加以抉择”。

可见，佛法如大海，研究佛教难，修学佛法更难。我以为无论是研究佛教，还是修学佛法，抑或是认识人间佛教，都必须从佛教的根本教义出发，以缘起的观念理性地进行研究、抉择，以智慧指导修行，这样才能获得真知，生起正信，发起正行，也才可能修成正果。这里所谓佛教的根本教义，是指佛教本质中几乎不会也不能变化的部分，是与其它宗教和哲学思想不共的东西。

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缘起性空，认为宇宙万物乃至精神现象，无不是因缘条件的聚散离合，相对而存在、而消亡，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可得，如幻如化，本质是空，没有能主宰的“我”，更没有什么造物主。用佛教的经典表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是世间万物和精神现象的真实相状，即所谓“诸法实相”。

既然世间万物和精神现象本质上都是“空”、“无常”、“无我”，那么人们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修行还有什么必要吗？的确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和必要，但问题是芸芸众生对“诸法实相”毫无认识，在认识和情感上无不把如幻的相对存在执为实有，执为有可以主宰的“我”和我所主宰、拥有的“我所”，从而妄生苦乐觉受，妄起贪爱，造作善恶诸业。所谓业，就是造作，就是力用，它是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的，佛经说作善业的投生于人间、阿修罗和天上“三善道”，作恶业的则投生于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无始以来，芸芸众生正是根据自己造作的身口意三业而轮回于六道（三善道和三恶道），虽然本质上没有作者和受者，业果也是如幻如化，但由于无明（不明白“诸法实相”）的作用，业的作用，芸芸众生无不感到有真实的我在作业，在感受真实的苦乐果报。这样一来，人们生活及行为就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现在造作的身口意业不仅会影响未来的身口意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产生种种苦、乐、不苦不乐的果报。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不仅要对现世负责，还要对来世负责。从佛教徒来说，则不仅要致力于净化自己和他人的身口意三业，建设清净和乐的社会或佛国净土，而且根本的还在于要破除心中的无明或我法二执，证得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可知佛教既是入世的,但终极目标仍是出世解脱的。

虽然说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要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即彻悟诸法实相），但佛教是讲契理契机、因机施教的。正是基于缘起性空与业果不失的根本教义，佛教建立了比任何宗教都要庞大的一整套富有哲理和伦理实践意义的理论与修行体系。二千五百多年来，佛教在适应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度、各类人群的机宜的过程中，形成了巴利语系佛教（即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原始佛教为主）、汉语系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藏语系佛教（以密乘佛教为主）以及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佛教经律论三藏经典数以万卷，法门号称有八万四千，诸如业感缘起、三世因果的理论；如来藏缘起、众生佛性平等的理论；华严法界缘起、依正不二、事事无碍的理论；天台宗性具善恶、一念三千的理论；万法唯识、转识成智的理论；依戒定慧修八正道的修证体系；依戒摄僧、遵循六和敬的僧团制度；奉行五戒十善的处世之道；悲智双运、行四摄六度、自利利他、普渡众生的菩萨行处；空有双泯、物我两忘、平常心是道的禅宗理论；心净佛土净及庄严国土、建立净土的理论等等。这些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修行的五大类根性，佛教建立了五乘佛法。一为人乘，主要修习三归依和五戒十善，与儒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敦伦尽份，闲邪存诚的要求相似，这样就能感生人道甚至欲界六天的善果。二为天乘，在人乘的基础上，更修少欲知足和诸世间禅定，则能感生色界四禅天和无色界四天的善果。人乘与天乘均属于世间善法，仍为凡夫，不能出离生死轮回。三是声闻乘，主要是遵佛声教，观四谛法，修三十七道品，证四果罗汉，灰身泯智，永脱分段生死。四为缘觉乘，主要是逆顺观察十二因缘，伏断根本无明，证辟支佛（即独觉）果。声闻乘和缘觉乘均属于小乘，为出世间法，修此法可以证得圣果，永脱生死轮回，但此类根机重在自我解脱，度众生的悲心和方便不足。五是菩萨乘，主要是修四摄六度，不急于自度，重在以种种方便广度众生，经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始可成就无上的佛果。菩萨乘即所谓大乘，通过修习最殊胜的菩提心和大悲心，以自利利他、普渡众生、成就最高佛果。

五乘佛法的建立，表明佛教是强调个人的宗教实践，普摄群机，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一种宗教。

二、关于人间佛教的反思

“人间佛教”是即世而出世、以人为本、即人成佛的一种思想与修行体系，反映了佛陀的出世本怀，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精神。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太虚大师创造性提出并身体力行，以后又由其学生、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详加论证、弘扬，使人间佛教理论体系渐趋完备；同时，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在大陆历经艰难，大力提倡与推动；星云法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在台湾等地大力提倡与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因而日益深入人心，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识。可以说，人间佛教的提出与完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智慧的结晶，也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或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时代与社会因缘，以及坚实的理论基础（参看陈星桥：《略论人间佛教》，《法音》1997年第9、10期）。问题是：政教学三界的许多人士对此并不了解，往往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结果使人间佛教不是狭隘化就是变得庸俗化；其次，人间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个世纪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间佛教不得不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在中国佛教不断发展、并将全面走向世界的时候，对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事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一）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人间佛教”既可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可说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一面旗帜，它为佛教所本有，并非新创。但对于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的信众来说，它的确是由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后，才为人们所重新认识。下面笔者试着概括介绍一下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1、重视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仅为佛教之源头，也为佛教之根本，要寻求纯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经》和《四分律》等为代表的早期佛教经律典籍不可。如印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间、修行于人间、成佛于人间、弘法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弘扬的根本教义是四谛、十二因缘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强调的是“以戒为师”、摄身口意、修十善业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反对的是“天启”、“神创”、“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占卜与咒术，以及苦行、纵欲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的应有内容。

2、重视菩萨道。菩萨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开，是佛陀救世度众生的精神体现，是即世（随缘度生）而出世（修行解脱）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据的根本教义是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所阐述的缘起性空（包括如来藏缘起、阿赖耶识缘起、法界缘起理论）、中道与诸法实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摄（惠施、爱语、同事、利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强调的是发菩提心和诸宏誓愿（如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诸善巧方便度脱众生，提倡的是更为深广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对治的是一味厌世、急证自了、食古不化。这些也都是人间佛教所诉求的。印顺导师所谓“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印顺《印度之佛教·自序》）。其中的中期、后期佛教分别指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和密乘佛教兴起时期。印顺导师认为中后期佛教掺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与性力崇拜等内容，这些内容本为佛教极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3、人间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众生的一类，佛教视人类为最具可塑性、可转变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沉沦，人间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并进一步升华为最高层次的神格——佛。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关键在乎一心。这就要求广大佛教徒发菩提心和长远心，广度众生，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这种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怀，是大乘佛教精神的体现，同时也特别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诟病为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状况。

4、人间佛教不属于任何宗派，惟以弘扬纯正的佛法、启人智慧、净化人心、和谐家庭与社会、庄严国土（包括环境、生态的治理与保护）、利乐有情（包括众生身心烦恼的解脱）为原则，反对神化、鬼化、死化、巫化的佛教，同时也反对商业化、庸俗化的佛教。正如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么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过去封建帝王以“神道设教”实行愚民政治，的确使佛教附上了过多的神秘外衣；宋明理学的排佛加重了佛教的山林化、边缘化，使不少佛教徒脱离现实，或清闲度日，或急证自了，或专为个人死后谋划；等而下之者，一些僧人专以经忏祭鬼度亡为业，或占卜看相看风水为业；现代社会则使佛教出现了世俗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这些不是也不应成为佛教的特征。

从上可见，人间佛教的内涵博大而精深，纯正而不失方便，积极而非消极，务实而不执着，入世而不失神圣。为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试从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修行弘法的层面略作分析，看看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

1、重“生”与重“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之所畏、之所恶，是一切宗教存在的基础。关注“死”与死后的趣向，是佛教终极关怀的反映，其表现是更加重视“生”，重视生命存续期间动身发语用心的善恶、烦恼的轻重，以及临终时身心的状态，因为这是人们有可能把握的，它直接关系到人死后的趣向。但在中国，民众功利心态重，且有孝亲敬祖祭鬼的悠久传统，往往是临死“抱佛脚”，让寺院和僧人整天忙于为死人与鬼服务，从而完全扭曲了原始佛教重“生”的形象。随着明清以来佛教的衰微，这种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使佛教暮气沉沉。太虚大师当年提出“人生佛教”的呐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佛教这种重“死”而不重“生”的人生态度与现实状况，使佛教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能为现实人生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人间与天、神。对天（包括梵天、上帝等主宰神及其居住的“天堂”）、神（包括各民族信奉的种种超自然的神祇）的信仰,是大多数宗教信奉的核心内容,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数人的信仰。原始佛教对一切主宰神“天”是彻底否定的，而对于与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泛神信仰不无包容，但佛教本质上是“无神”的。不过由于印度固有的宗教婆罗门教及其变种——印度教的影响，由于佛教向各国各民族传播的需要，公元一世纪兴起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公元七世纪兴起的密乘佛教中，掺入了许多梵化（天化）、神秘化的内容，从而极大地扭曲了原始佛教“无神”的本质和佛陀在人间修行、成佛的形象，从而使人们不是依佛陀言教，去如理观察世间出世间的因果，进而学佛、修行成佛，建设人间净土，普渡众生，而是把佛、菩萨当作主宰神去祭祀，以求佛菩萨保佑恩赐，消灾免难，获得世间的“权、福、禄、寿、喜、财”。这真是本末倒置！其情可宥，于理难容！印顺导师深研三藏经典，建立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将天化、神化的佛陀重新还原其人间圣哲的形象，让佛法真正成为人类信仰的真理和修学的准则。所以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

3、入世与出世，积极与消极。佛教认为世间本质上是大苦聚，是烦恼火宅，无常如幻，因而以“出世”解脱、证大般涅槃为终极目标。其中，天乘种姓求的是出离人道之世间，声闻、缘觉种姓（所谓小乘）出的是“人我”执构筑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世间，菩萨乘种姓（所谓大乘）不仅出三界世间，还出“法我”执构筑的无明世间。可知佛教本质上是出世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消极，因为佛教徒的“出世”是在世间完成的，他们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过程中，不仅净化着个人的身心，同时也在造福、净化着社会。尤其是菩萨乘的出世以积极入世、忘我度生为前提，其精神与胜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实在禅宗看来，世间与出世间只在迷、悟之间，如六祖在《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是极度关注世间的，甚至相当的功利和实用主义，士子或民众往往在官场、情场、名利场失意时才蒙生厌世、遁世之意，才想到寄情于老庄或佛教，或遁迹、逃禅于山林，或礼佛诵经于佛寺，以此谓之“出世”，反之则谓之“入世”。显然这与佛教的所谓“出世”、“入世”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特别发达（偏于义理与功德福业），另一方面则是菩萨道精神的缺乏（宋元以来尤其突出），以至教界中人也常感叹中国汉传佛教是“口说大乘，行为小乘（约偏于厌世与自利而言）”。针对中国汉传佛教界这种矛盾而消极的心态，太虚大师以菩萨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新佛教运动，他1913年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新思想，强调“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他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佛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和综合整理，“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太虚大师倡导学佛者应先学做人，完善人格，进而学菩萨愿行，直以成佛度众生为目标。他还以身作则，誓作菩萨比丘，并鼓励其学僧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深入思考和积极参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谓：“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号召，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可见人间佛教是真正的积极入世的大乘佛教。

4、理性与信仰，正信与迷信。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要素，是继承、实践和传播某种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内在动力。宗教信仰通常是偏于感性的，偏于主观而非客观的，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的关联，因而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如果没有成熟的理性观点给予指导、调和、疏导，没有健全的教规约束及国家法律的监督，宗教信仰就很容易陷入迷信和盲目冲动，成为纠纷、暴力乃至战争的导火索，容易为野心家和社会不良分子所利用，成为政治工具、骗钱骗色的工具，甚至沦为邪教的工具。佛教是一个富有理性和慈悲包容心、崇尚伦理实践的宗教。但中国汉传佛教自宋朝末年即开始走向衰落，创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贤首宗、三论宗、天台宗、律宗等宗派或失传或消沉，义学不兴。以修行方法简易快捷见长的净土宗、禅宗深入民间，却日益形式化、简单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迄清末民初，随着国运不昌，佛教界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而自宋末迄民国，也是各种民间宗教和附佛外道盛行的时期。有鉴于此，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等高僧大德著书立说，大倡义学，提倡理智与信仰的有机结合，启人正信，反对迷信。如太虚大师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说：“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自序》中明确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的、正确的内容。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说是多彩多姿的”。他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德中来。所以人间佛教行者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心要，要紧的是均衡的发展，切勿偏于信愿、偏于智证或偏于慈善心行。

5、治心与治境。在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儒家长于治世，道家长于治身，佛家长于治心。这种文化传统的定位，使佛教的功能长期被局限于“治心”，大量的佛教徒不懂也不重视“治境”（包括对饮食、健康的忽视，对环境与个人卫生的忽视，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漠不关心等）。其实在佛陀时代，佛教是非常重视治境的。依缘起论，人的生理与心理，人与家庭、社会，人与大自然，无不息息相关，片面的治心不可能达致全面而稳定的心灵净化；佛教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教，环境与社会的污染也必然影响到佛教。民国年间的革命浪潮使沉缅于“治心”、生存难保的佛教界警醒，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新佛教运动，开始大力兴办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刊物、流通佛教书籍，还提出了创造人间净土的理想，并以佛教特有的方式逐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慈善公益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中指出：“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间的净化”。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还回顾历史，结合现实，总结出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来加以提倡。可见人间佛教不但重视治心，而且也重视治境。

6、“法治”与“人治”。一切宗教均有教主崇拜和祖师崇拜的传统。孔夫子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高僧大德的“人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佛教更重视“法治”，以避免人亡道衰。如佛陀生前就非常重视僧团建设，制订了一系列的戒律，临涅槃时更是强调要“以戒为师”；唐代的百丈禅师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使禅宗丛林风范历千年而不绝。但明清以来祖道衰微，戒规松弛，寺院多数成为了子孙庙，为儒家宗法制影响下的法派、剃派所垄断，山头林立，扭曲了佛教寺院的十方性质，阻碍了正法的弘扬。当清末民初庙产兴学之风吹来，才使佛教界猛醒。太虚大师力倡僧伽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的设想和规划，虽然因当时政局混乱，教内认识不统一而没能实现，但其思想影响至今。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强调“法与律合一”。所谓法即佛所宣示的教法，律即佛与祖师所制定的戒律、清规。他认为，法与律二者的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是重法而轻律，如声闻乘的经(阿含)与律，约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即有小部的，也还是附属于经中。印顺导师认为，律虽说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佛法的流行世间与律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律的不得人重视，为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尤须把握法、律并重，以恢复佛教这一固有的精神。由于社会的巨变，如何重振戒律，制订适应时代的寺院管理制度，争取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环境，仍是当代佛教界关注的焦点和高僧大德的重任。

7、缘起与空，事与理。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无自性的。反过来说，正因为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缘生无碍。缘起与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间的宗教家、哲学家不能彻底正解缘起性空的中道义，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最先的实体，倾向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秘领域。而学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轻视它，这种见解是不能与出世的佛法尤其与大乘法相应的；有的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而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执理废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据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顺导师特别指出，缘起与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如泛说一切缘起，每落于宇宙论，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如泛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精义。

8、自利与利他。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声闻乘人过分着重自心的调伏，而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仅重视身心的调治(自利)，更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这是菩萨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精义。

此外，解、行并进，止、观双运，福、慧双修，也是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提倡人间佛教的任务和面临的若干问题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人间佛教的提出富有现代性，契理契机，合情合理。近百年来，经过众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实践，的确使中国佛教重新展示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面貌为之一新，这是不容否定的。但也应当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佛教界始终面临着认清形势、适应时代、关怀社会、开拓发展的任务。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佛法是应该契机的(不是迎合低级趣味)，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适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他将现代中国人的动向概括为三点：

1、青年时代：这一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渐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他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多数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论者。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机。中国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证悟、重(死后)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气息格外浓厚。这些与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远。人间佛教的动向，重心应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处世时代：现代的又一倾向是处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国佛教向来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缘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加上本国老、庄及隐退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与人间的关系总嫌不够紧密。其实，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们当年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义，才能吻合现代的根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

3、集体时代：现代社会不但政治重组织，就是农、工、商、学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团——工会、商会、农会等。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照佛说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团体中，才有真实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着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诫、互相慰勉、互相警策。古代的禅宗丛林就颇有集体的精神。不过由于隐遁的、个人的思想泛滥，佛教的集团精神受到了淡视，这才使佛教散漫得如沙砾一样。

印顺导师认为，当今不仅要重振、健全僧团组织，还要建立健全居士组织。佛教协会组织应不仅是对外的，还应在自身的分子健全、组织严密、发扬佛教上着力，以更好地发扬人间佛教。

近几十年来，台湾和香港佛教界在提倡人间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弘法活动方面，别开生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人间佛教从早期的社会适应层面，已经提升到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层面。我想这种发展趋势应是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等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大陆佛教界应当学习借鉴的。

不过，提倡人间佛教应避免矫枉过正，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防止佛教的异化变质。事实上，在现代宗教世俗化的潮流中，人们对人间佛教的认知上、行为上的确出现了相当大的偏颇，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人间味多佛教味少，甚至有人间没有佛教的反常现象。如果中国佛教界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就会葬送“人间佛教”事业。

举例来说，某寺院或某僧人在较好地完成了一项政治类工作、文化性工作或慈善工作时，当今的政、教、学三界常会不自觉地赞许为实践人间佛教的表现，而对寺院和僧人重视持戒修行、讲经说法，却不会有这样的赞许，这无形中就将人间佛教与佛教分隔开来，造成人间佛教只是佛教徒从事世俗事业的一句口号、一面旗帜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提倡人间佛教时常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人间佛教思想缺乏全面的了解，有将人间佛教实用化、世俗化的倾向。

记得有位佛教学者寄来一篇他研究赵朴初居士的文章，认为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思想，只是属于五乘佛法中的人天乘。我想这种看法有相当的普遍性，把人间佛教理论世俗化、狭隘化了。这是十分错误的。由于赵朴老在社会上和佛教界担任了许多行政职务，又是居士身份，因而在各种讲话中，谈宗教政策、谈佛教文化、讲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自然会多一些，但这绝不表示他提倡的人间佛教仅限于人天乘的境界。大家知道，赵朴老生前常诵《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常要求佛教界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要求佛教徒报四重恩，学菩萨精神，难学能学，尽一切学；难行能行，修行四摄六度；他自己更是为国家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死后留下遗偈“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开还落，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仅从这些方面就可看出，赵朴初居士走的正是人——菩萨——佛的“人间佛教”之路，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也应是含摄得五乘佛法的。

由于对人间佛教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个别地方主管宗教工作的党政干部对僧人，尤其对寺院方丈、当家的宗教生活与持戒修行不够尊重，或者不重视不支持，甚至重用提拔那些有才无德、缺乏信众基础的僧人，认为僧人只要听他们的话，搞好旅游接待，发展经济，搞好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就是好和尚，认为这才是爱国，才是人间佛教。至于持戒修行、过宗教生活，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了。这无形中强化了寺院的旅游功能、文化功能，而忽视和限制了寺院最为根本的宗教功能。由于这些干部握有相当的权力，对寺院和僧人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误导，就成为了当前大陆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某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助长了社会上滥建“旅游庙”、“文化庙”的不良风气。上面提到，人间佛教是非常重视原始佛教的，而原始佛教非常重视律制。僧人之为僧人，相当程度上就在于他需要遵守俗人不需要遵守的清规戒律，担当着住持佛教之责；也只有依律摄僧，僧人保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寺院或僧团的管理才可能走上正轨，也才可能成为团结信众、净化人心、开展各种弘法利生事业的道场。也只有这样，僧人才能真正光大佛教，并本着佛教智慧、慈悲、平等的理念搞好各项佛教文化、慈善、对外友好交往的事业，才能体现出僧人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至于佛教寺院的定位，历来就以其宗教功能为根本，即便在今天，按照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是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批准开放的，它的旅游功能、文化功能、商业功能等，都是附带产生的，不应本末倒置！上述某些干部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的行为，长远来看，对佛教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同样，佛教界内部也存在着对人间佛教有意无意的误读现象。一些僧人认为许多佛教传统已经过时了，应当实行人间佛教，他们太关注现实和物质利益，喜欢做一些表面文章，失去了追求超越与神圣的宗教热情，不能深入经藏、安心办道，对信众的现实烦恼和宗教诉求缺乏耐心和必要的关心帮助，不能满足他们在慎终追远、荐亡超拔以及终极关怀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从而大大影响了佛教的凝聚力。还有极少数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无视因果，他们不是以身作则，致力于领众修持，讲经说法，化解众生的人生困惑与烦恼，弘扬佛教慈悲、智慧、平等、和平的理念，用以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而是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去搞攻关应酬（出入官场、搞名人效应等），谋名位权力（求官职，搞特权，强化个人宣传等），讲排场阔气（建寺造像“攀大求洋”、办法会研讨会“一掷千金”等），办实体敛钱财（如办公司、商业炒作佛事法物等），拉帮结派（搞子孙庙、立山头、排斥异己等），贪图享受（豪宅轿车、生活奢侈、保镖随身等）。虽然他们可能名噪一时，可能为寺院的发展拓展一定的空间，但热闹的背后总令人感到佛教崇尚的朴实无华、清净庄严、平等无我、慈悲和敬的理念与味道不够，结果是恶化了佛教内部的环境，遭致了外界种种的讥嫌，使信众大量流失。这哪里是什么“人间佛教”！据笔者了解，当初的确有些人是因不满佛教团体的衙门化、寺院的商业化而误投到李洪志门下的。

还有一类佛教徒认为，人间佛教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是一种政治性口号，不能使人获得清净、解脱。因而他们希望从汉传佛教传统中，或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中去寻求清净身心解脱生死之道。而实际上，人间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界变革求生存求发展的产物，是对传统佛教深刻反思的结果。当年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时，佛教界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对，但佛教数十年来的发展证明，太虚大师的主张是英明的，很多人都相信他是菩萨再来！广大佛教徒应当感恩近代的太虚等高僧大德，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复兴了佛教，并让我们从重重的历史迷雾中认识了佛教固有的精神——人间佛教。至于汉传佛教传统，以及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中的确有许多值得当今汉传佛教界学习借鉴的，但并非人间佛教就不能使人获得清净、解脱，只是看当不当机而已。上述佛教徒显然对人间佛教存在很大的误会。这些误会的存在，的确是提倡人间佛教者必须面对和化解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某些公司企业为了发展经济，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滥建寺院，聘用一些素质低劣的僧人或假和尚来充门面，装神弄鬼，看相算命，放任甚至鼓励民间种种带有迷信色彩和巫术目的的活动，以吸引民众，这是人间佛教所坚决反对的，它不仅违反了政府的宗教政策，也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形象。更应警惕的是，某些佛教界管理的寺院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现在政策放宽了，某些寺院和僧人为了吸引徒众和个人的利养，不是去提倡和宣传人间佛教，化导民俗，而是放任甚至迎合某些迷信的低级趣味的民间习俗，如寺院供奉各种民间神祇，或举办属于民间信仰的法事活动；僧人在寺院内外搞抽签、占卜、看相算命；在佛事活动中大量焚烧黄纸、冥币、锡箔、纸制象形物品；在寺院中流通各种民间宗教的书籍和祭祀用品；对巫婆神汉在寺院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的行为不予制止，等等。人们到寺院中来，或拜僧人为师，本来是为了认识和学修纯正的佛法，看到的却是迷信而低级庸俗的所谓“佛教”。这种短视的做法严重背离佛法，虽可得一时一地之利益，但长久来看，会失去正信佛教徒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而且给那些蔑视佛教的人们提供了口实，严重恶化了佛教的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佛教信众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也恢复和新建了许多寺院，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僧人住持，只是由当地的一些老头老太太甚至巫婆神汉在管理，他们缺乏基本的佛教素养，满脑子的民间宗教的观念。这样的寺庙与其说是佛寺，不如说是众神香火庙或民间祠堂，多半成了民俗信仰的活动场所和某些人借佛敛财的工具。这种状况与城市佛教的现代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人间佛教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令人堪忧！

从上可见，人间佛教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外两个，一是世俗化、功利化，寺院和僧人外表是佛教，而言谈举止、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上与俗人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从中感受不到佛教的朴实、清净、庄严、神圣的品格，不能生起崇敬之情、发起真实的修行；二是神秘化、庸俗化，寺院和僧人外表是佛教，而宣传的不是“死”、“鬼”的话题，就是“神秘怪异”、“吉凶祸福”等耸人听闻的、民俗信仰的内容，人们从中感受不到佛教的平等、无我、慈悲和智慧的特色，因而不是盲目的崇信、误入歧途，就是误认为佛教迷信、庸俗而盲目诋毁。

另外，提倡人间佛教还有一个场合与语境问题。虽然“人间佛教”的理念为佛教所固有，契理契机，理论上适合于全世界的佛教徒，但由于它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汉传佛教地区的佛教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各地的部分华人佛教徒）对它相对容易理解、接受，而对于藏语系、巴利语系佛教界和汉语系的日本、韩国的佛教界就不容易理解。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传统，不宜将人间佛教作为口号和要求向他们提出来，但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层面上，可以作适当的解释和宣传。

（三）加强自身建设，提倡人间佛教

当今是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竞争白热化时代，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天堂”与“地狱”并存。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期盼和要求。这与人间佛教的思想若合符节。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人间佛教事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人性的自私和惰性以及人世间的各种不良风气会给佛教带来污染，对“人间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在今天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人间佛教重视原始佛教和菩萨道，因此提倡人间佛教，有利于恢复释尊创教之初佛教的一些优秀品质，发扬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纠正不适应时代机宜的传统佛教中的一些偏弊，如明清以来我国佛教界盛行的少数人追求急证自了的消极遁世的心态；过分重死、重鬼及追求神异的风气；随意夸大他力或顿悟法门之简捷，罔顾通途佛教中重自力、重实践，强调发菩提心、发长远心、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倾向，以及偏重自利、不顾社会责任的行为习惯等。从而改变世人对佛教的种种误解，重振佛教。同时也有利于四众弟子树立正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对附法外道的识别能力，自觉地抵制各种民间邪教和迷信的影响。

2、人间佛教具有继承传统、适应时代、面向未来的品质，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因此提倡人间佛教，有利于佛教适应时代，方便化导众生，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人心的净化，以及佛教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可丰富人们的精神与文化生活，扩大佛教的影响力。

3、人间佛教强调契理契机，具有以人为本、积极而开放包容的品质，有对治性亦有建设性，因此提倡人间佛教，有利于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和谐，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沟通，与各个宗教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从大陆来说，有利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佛教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利于佛教适应并规范世界性的以人为本的趋向，促成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与“世界佛教”理念的形成。

至于人间佛教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若干错误认识和各种不正常的情况，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我认为，佛教界在弘扬人间佛教、方便适应众生根机的同时，应注意防止佛教的异化变质，不能偏离佛教的根本教义，不能忘失人间佛教的精神特色；应深入学习领会太虚大师、印顺导师和赵朴初居士等高僧大德关于人间佛教的思想，不宜将人间佛教仅仅作为一句口号，而应作广泛的讲解宣传和深入的研究，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之道；应不断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包括思想理论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以及文化建设；同时应广泛开展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交往，与其它宗教的对话，学习借鉴他们弘法、传教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佛教团体应整合佛教资源，向西部、北部等“边地”倾斜，鼓励僧人发心到艰苦、落后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佛教的地方去弘法创业；对于一些地方长期形成的民间信仰与习俗，应在大力弘扬人间佛教的基础上，给予适度的包容，以智慧、善巧加以处理；应深入观察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信众的精神需求，为不同类别的信众举办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大家喜闻乐见的法事活动，同时提供相应的修行指导和心理咨询；四众弟子都应加强学习，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和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教学三界对人间佛教存在的误解和误导，才能使“人间佛教”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