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雪峰（北京雍和宫住持）

引言

    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历史资料》[1]和其它与雍和宫相关的资料、根据当时乾隆皇帝的上谕和满、蒙、汉、藏四体《雍和宫碑文》以及其它档案文献提供的重要线索，来阐述乾隆皇帝为何将雍亲王府改建成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而不是汉传佛教寺院，论述其意义和目的，以及雍和宫与蒙古佛教高僧的关系。以此说明蒙藏佛教寺院雍和宫成为藏区域外弘传佛法、佛教研究的重要中心。雍和宫对于清朝以来宣传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国泰民安、民族团结、国际友好交流做出的贡献是其它领域和寺院不可替代的。自雍和宫改建为蒙藏佛教寺院后，许多高僧大德都在这里留下了爱国爱教爱民族的千秋佳话。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实施的金瓶掣签制度，使雍和宫成为当时蒙古和京师地区蒙藏佛教的管理中心。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藏历木鼠年(1744年)乾隆皇帝曽向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 (Zang skya Qutugtu Rol paHi rdo rje 1716-1786)活佛请教过有关佛教发展情况。在元朝时代就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和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帝师，在北京建寺弘法。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和勒钦布鲁古仁布钦(Khri chen sphrul sku rin po che)主持，把北京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院，即雍和门殿(一般寺院的山门)、雍和宫殿(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法轮殿（大经堂）等，并左右建有护法殿、显宗殿、密宗殿、声明殿、医学殿，又备有僧舍等，成为规模宏大的蒙藏佛教大寺院，寺名藏语名甘丹敬恰林(dGaH ldan byin chags lgiG，蒙古语名为Nairaltu nairamdaku süm-e，满语名为 hiwaliyaka quruG)意即雍和宫，或意为弥勒佛的净土兜率天。1744年，从内蒙49旗和外蒙7部以及藏区征集500名青年学僧来雍和宫修学佛法、成立僧团。其中，300人在显宗学院修学，100人在密宗学院修学，50人在医学学院修学，50人在声明(文化)学院修学。寺院制度均以佛教清规戒律而定。皇帝每年视察雍和宫，一切费用由国库支付。

    1744年对雍和宫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从此这里成为清代北京地区最大的蒙藏佛教寺院，在北京、蒙古和藏区尤其是内八旗蒙古、外游牧蒙古地区以及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由于多种原因，到目前除了研究其在历史上所起的政治作用外，其它一些具体问题迄今未能深入，譬如：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及具体时间和开光日期，僧侣（俗称：喇嘛）人员构成、额数及生活来源，寺务的日常开销及寺院修缮经费的来源，改建寺院的经过和开光前的准备工作等等，本文利用鲜为人知的满、蒙、汉文档案史料就这些问题作一考述，以期对于研究雍和宫的历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具体时间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驾崩。皇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即位，为了停放大行皇帝雍正的梓宫，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开始将宫内主要殿宇屋顶绿瓦换为黄瓦，梓宫于九月十一日奉移雍和宫，到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三日入葬泰陵[2]，此后一直到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蒙藏佛教寺院，该处一直闲置。佛学界及史学界一般认为乾隆九年改雍和宫为蒙藏佛教寺院（俗称：喇嘛寺院），但没有提供直接的史料记载。根据笔者掌握的档案史料，改建为蒙藏佛教寺院的具体时间为乾隆皇帝颁布上谕的那一天即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1744年3月22日），开光时间为本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3]。发布上谕至开光期间，在粉饰殿堂的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改建工作。乾隆皇帝为什么把雍王府改成蒙藏佛教寺院，而不是汉传佛教寺院，其理由和目的，我们从下文就可以了解到的。

    推究雍和宫改建为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根据乾隆皇帝上谕和满、蒙、汉、藏四体字《雍和宫碑文》以及其它档案文献提供的重要线索，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乾隆皇帝上谕明确指出：“推究佛学之广博精深，归于喇嘛之勤奋。西昭[4] 乃自古以来传播佛学，创立黄教之地。其于佛学理论、习经以及戒律等，甚属严谨，为各地佛学之典范。朕乃弘扬黄教利益众生之施主，褒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勤于尊崇佛教、弘扬黄教之处，遍及唐古特[5] 全区及至于北京、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席热图库伦[6]、喀尔喀哲布尊丹巴之库伦、西宁等地。其中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僧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惟所有寺庙之喇嘛，本土人居多，除遵守戒律、诵经外，辩经、坐禅、传授佛学高深理论者无多。朕念，雍和宫乃甚属吉祥伟大之所，今在闲置，依照宫殿之坐落、样式，稍加修缮，辟为大杜冈[7]，作为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由此观之，乾隆皇帝想在藏区以外创立一所高级佛学院，照藏地佛学院之例统一清朝辖下北京和蒙古地区佛教寺院（俗称：喇嘛庙）的佛学教育体系。

    第二，正如迄今保存完好的《雍和宫碑文》[8] 所说：“凡临御宴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如康熙皇帝之居所改建为福佑寺。雍和宫在康熙时期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胤禛继承皇位后，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其升为行宫，赐名“雍和宫”，它即为雍正皇帝的潜邸又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作为它用甚属不适，“龙潜之地”辟为佛教净地则更显庄重。

    第三，取信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京城、蒙古和藏区的广大佛教信徒。乾隆皇帝颁布雍和宫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上谕以后，为了了解藏区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在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折的行间，以朱笔提示询问：“彼处听闻此事者如何议论？”，索拜随即回奏报告藏地民众对京中修建佛教寺院的反应。索拜说，达赖喇嘛听闻此事非常喜悦，颇罗鼐闭目合十称，此实乃弘扬黄教利益众生之仁爱之心也，听得各寺庙喇嘛等、唐古特人等皆称：佛教兴盛，利益众生，无不欢欣鼓舞。不难看出乾隆皇帝改建蒙藏佛教寺院存有抚绥民意之心。

    第四，乾隆皇帝欲以拉萨地区的佛学理论，统一京城以及当时清朝辖下蒙古地区佛学知识和传播方式。众所周知，从回鹘汗国时期印度佛教由中亚传入蒙古地区，历经黠嘎斯汗国、大辽、大金、大蒙古国、蒙古国等政权的几经更替，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蒙古民众信奉佛教者无多，其整个佛学理论不一，佛学典籍留存甚少。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迎请“圣识精通一切（boqda qamuq-i medegci）”第三世达赖喇嘛于库库诺尔[9] 察布齐雅勒庙（汉名“仰华寺”）会晤，并封赠“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wcir dar-a dalai lam-a）[10]称号，揭开了蒙古人再次皈依佛教的序幕，从此蒙古地区翻译佛经、修建寺院、剃发出家者日众。至清朝乾隆初年蒙古地区佛教各路高僧纷纷争强，其佛学理论体系极不统一，尤其在北京地区的蒙古喇嘛寺庙更是如此，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僧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惟所有寺庙之喇嘛，本土人居多，除遵守戒律、诵经外，辩经、坐禅、传授佛学高深理论者无多。”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清朝辖下蒙古地区佛教的实际情况。

    综合上述四点，乾隆皇帝大兴黄教的举措迎合了广大信众的意愿。北京地区的内八旗蒙古人等以及生活在外游牧蒙古地区和各扎萨克地区的蒙古人来京之后，都迫切需要诵经礼佛的活动场所。那么“凡临御宴处之适且久者”的“雍和宫”正在闲置，理所当然的成为北京地区“佛地”的首选处所。

二、钦定喇嘛、班第的人员构成、额数及生活来源

    改建蒙藏佛教寺院以后，雍和宫僧侣（俗称：喇嘛）来源及额数、规模，俱由乾隆皇帝钦定。乾隆皇帝称：

   “由西昭召来熟悉辩经（dzanit buliyalduaqu）制度之三、四十位大德高僧住寺讲经说法给僧众传授佛法，蒙古人等一向虔诚信佛教，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所属每旗选送勤于习经、聪慧、年岁20以上僧侣（俗称：喇嘛）一、二人，若仍不及额数，亦可于现在各寺院闲散班第内选其聪慧者，充额喇嘛500人，供给钱粮，免其官差，按照昭地下密院（toodu auindusun-u radzang）之例管教。其学业优秀者，褒奖补放他寺达喇嘛、副喇嘛，考试并给予噶久（kabcu）、饶绛巴（ramjiamba）等学位。懒散者昭示众人，作为懒惰例。若各扎萨克地方，愿送其它习经之人亦可居寺学习。寺内众喇嘛俱勤于习经，若各地皆效仿行事，实乃尤益于佛教及众生。”[11]

    由此可知，雍和宫僧侣（喇嘛）人数初步定为藏地三、四十位[12] 高僧大德以及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所属各扎萨克旗奉派僧众（喇嘛）450人，其生活来源由国库支给库银每人每月2两。

    具体负责人员调配的理藩院，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会同章嘉呼图克图商议，按照藏地圣教分别设立法相（dzanit）、密宗（sJags lugs）、医药、语言修辞咒文天文历法等4个僧院教习喇嘛之例，雍和宫人员编制初步分配为法相僧院（dzanit radzang）设为200人、密宗僧院（sJags lugs radzang）设为100人、医药僧院（sman pa radzang）设为50人、语言修辞咒文等僧院设为50人。再，其余100人俟西昭奉派喇嘛等报到之日，再行定夺分给各僧院学习。教职人员分配为西昭哲蚌寺果忙扎仓（baraqun iou-iin baraiibuing komong）选送熟悉辩经（dzanit buliyalduqu）僧侣（喇嘛）1名，领诵师（aumdzat）2名，助教（tusalan surqaqci）僧侣（喇嘛）4名，教习密宗理论（auindusun-u yosun）下密院（toodu auindusun）大喇嘛1名，领诵师（aumdzat）2名，纠察僧（gebgui）2名，楚穆布木巴（cotbumba）2名，教习医药（sman pa）大喇嘛名人，教习语言修辞咒文、蓝砸体梵文（landza）、乌尔都文（wardu）、藏文擦巴体（dzab）、藏文沙拉体（shara）等职僧人5名，教习天文历法（jiruqai）僧人2名，作为教习喇嘛。同时又说，教经喇嘛若不及额数，由京城僧侣（喇嘛）内补放。

    蒙古地区的僧侣（喇嘛）等向来易于学习唐古特语及经文，行文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从其所属旗下，量苏木之多寡，每旗选送20岁以上、30岁以下聪慧僧人1、2名。西昭选送之大喇嘛及其随从沙毕（shabi 弟子）以及各扎萨克选送之僧人（喇嘛），若不足500人，则于各寺候缺班第（僧人）内择其聪慧者补足其额。

    理藩院还谈到了招来的僧侣（喇嘛）人等，来自不同的地区，素日习经掌握程度必然不同，如果不进行分别施教，则很难持平，值此修建大殿、成造佛像之际，量西昭选送僧侣（喇嘛）从容前来，以及内、外各扎萨克选送僧侣（喇嘛）等于本年季冬俱到京城之后，居于修竣之房间，入扎仓（学院）学习。又说，如果蒙古各扎萨克地区另派学艺僧人（喇嘛），亦可住寺学习，惟伊等系自愿习经之人，费用由本人承担。

    藏区前来雍和宫的僧侣（喇嘛），由理藩院行文驻藏办事大臣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宣谕给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选送学识渊博贯通佛学之大喇嘛，并由索拜处遣送。其蒙古地区的僧侣（喇嘛）等亦由理藩院行文内扎萨克、四部喀尔喀扎萨克选送聪慧之习经僧侣（喇嘛）。于乾隆九年仲春十九日理藩院具奏上述会议结果，同日获得乾隆皇帝批准。

三、蒙藏地区对于雍和宫改建为蒙藏佛教寺院的反应以及遵旨派遣僧人至京的情况

    理藩院关于雍和宫改建蒙藏佛教寺院，招募僧侣（喇嘛）、高僧的行文抵达蒙藏地区后，立刻得到积极的响应，凡听闻此事者，无不欢欣鼓舞。

    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通过各自的渠道感谢乾隆皇帝于京中成立蒙藏佛教修持道场弘扬佛教，普度众生，利国利民的伟大功德。达赖喇嘛于乾隆九年五月二十日派遣多尼尔（donir），将伊以唐古特（tangguit）文所书奏书交与索拜，代为转奏。

    达赖喇嘛说，上文殊师利大主子承继金銮宝座以来，弘扬佛教，仁爱喇嘛人等，更加广宏黄教，于宽广之瞻部洲涵盖之众生，我方唐古特人等，甚为升平度日，此皆赖大施主上主子为利益众生之洪恩，今又于京城修建大寺院，照吐蕃特之例，设立经、咒、密宗僧院，黄教会更加兴旺，包括本人在内的各寺院喇嘛（僧众）等，十三万唐古特人等不胜欢欣，及至全蒙古、番子人等众佛教信徒，亦无不欢欣，实乃亘古以来闻所未闻之善事，卑末喇嘛我钦遵上文殊师利大主子之温谕，与吐蕃特之郡王颇罗鼐商议，由密宗学院（sJags pa radzang）等寺院之通经喇嘛等，照蒙古衙门（monggo jurgan）之咨文，欲遴选遣送22名僧侣（喇嘛），并教导派出喇嘛称：尔等抵达京城之后，合上文殊师利大主子之圣心，厘定戒律，将尔等所教经典之经义，尽所能予以传授，黄教愈兴则愈利益于众生[13]。

    班禅额尔德尼的贺信较晚，于乾隆九年九月十二日遣人将伊以唐古特文所书奏书交与索拜代为转奏。班禅额尔德尼大加赞赏乾隆皇帝的圣明，其本人无比欢欣，还说所有蒙古人等、唐古特人等无不欢欣鼓舞，并献了哈达等随信礼品。索拜驰驿奏报，于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14]。

    乾隆皇帝经由驻藏办事大臣索拜通过颇罗鼐（polonai）给达赖喇嘛转达旨意，达赖喇嘛和颇罗鼐商议，从色拉（sere）、哲蚌寺（buraiibung）、甘丹寺（galdan）、密宗僧院（undusun）等大庙喇嘛内遴选通达将讲说法亦能督察之人，哲蚌寺果忙扎仓熟悉（buraiibung ni g’omang），因明（ts’anit）喇嘛饶绛巴（ramjamba）阿旺乔伊丕勒（awang coiimpil）、协理教习喇嘛（aiisilame tacibure lama）饶绛巴（ramjamba）达席拉布坦（dasi rabtan）、饶绛巴（ramjamba）罗伯桑索诺木（lobdzang sonam）、饶绛巴（ramjamba）罗伯桑那木扎勒（lobdzang namjal）、饶绛巴（ramjamba）阿旺伦杜布（awang lundub）、领诵师（umdzat）饶绛巴（ramjamba）占巴扎木苏（jambajamsu）、饶绛巴（ramjamba）乔伊丕勒（coiimpil），教习密宗（undusun）基础（doodu）理论大喇嘛饶绛巴（ramjamba）衮楚克丹达尔（guncuq dandar）、领诵师（umdzat）饶绛巴（ramjamba）阿旺格勒克（awang gelek）、饶绛巴（ramjamba）罗伯桑席拉布（lobdzang sirab）、纠察僧（gesgui）饶绛巴（ramjamba）罗伯桑绰勒哩穆（lobdzang colrim）、饶绛巴（ramjamba）阿旺扎勒桑（awang jalts’an），绰特布木巴（cotbumba）饶绛巴（ramjamba）绰勒哩穆达尔济（colrim darji）、饶绛巴（ramjamba）根敦阿旺（gendun awang），扎克布哩（jakburi）大喇嘛玛拉木巴（maramba）彭楚克擦穆凌（puncuk ts’amling），教习扎（ja）年（niyan）阿克（ak）、蓝砸（landza）、瓦尔图（wardu）、匝巴（dzab）、沙尔（shar）等喇嘛默楚克呼图克图（mocuk hutuktu）、饶绛巴（ramjamba）多布丹（dobdan）、饶绛巴（ramjamba）若布巴丹赞（robba dandzan）、饶绛巴（ramjamba）阿旺扎席（awang jasi），饶绛巴（ramjamba）罗伯桑席拉布（lobdzang sirab），教习天文历法（jiruhai）喇嘛饶绛巴（ramjamba）阿旺乔伊珠尔（awang coiijur）、饶绛巴（ramjamba）巴勒桑拉布坦（baldzang rabtan）。惟并无教习语言修辞咒文、蓝砸（landza）体梵文、乌尔都文（wardu）、藏文擦巴体（dzab）、藏文沙尔体（shar）等各门学科集于一身者，选派之默楚克呼图克图等5位喇嘛，能边教语言修辞咒文，边教蓝砸体梵文、乌尔都文（wardu）、藏文擦巴体（dzab）、藏文沙尔体（shar）。以上教经喇嘛22名，伊等之徒弟喇嘛52名，共74名。

    按照常规，此行理应途经西宁前赴京城，考虑到彼等俱为僧侣（喇嘛），无一俗人，非但不能驭马，亦不经劳顿，若经由四川，则可骑驿，亦不致皇帝挂念，伊等骑用马74匹，驮用牛70，其盘缠、衣物、修理马鞍等项银两由办事大臣处赏给，由经四川送京。根据理藩院从容办理的精神，提供了丰厚的出差费用，呼图克图1名，大喇嘛3名，助教领诵师（umdzat）、纠察僧（gesgui）等喇嘛18名，包括沙毕一共74名。索拜与郡王颇罗鼐商议，喇嘛等骑驮所需马匹、盘缠等较旧例稍有增加，伊等需用宽裕计，74名僧侣（喇嘛），每人骑用马1匹，驮用牛70头，合计租金1324两8钱，三个月之行粮羊、米、炒面、茶叶、奶酪等折合银664两5钱，一一赏给个人。

    另外，索拜根据郡王颇罗鼐之请，赏给教经僧侣（喇嘛）22名修补衣物、马鞍等物银，给默楚克呼图克图等四位大喇嘛，每人赏银80两，助教饶绛巴（ramjamba）达席拉布坦等18人，每人赏银50两，以上一共用过银3209两3钱，俱交管理粮饷同知钱世奇，详细造册报四川巡抚报销外，派遣驻藏把总马雄配备兵丁15人护送喇嘛，并要求沿途好生照料送至打箭炉。兵丁等护送喇嘛徒众74名于六月初三日由藏起程，前往打箭炉交巡抚纪山转交地方官员，索拜还咨行川抚纪山嘱咐，喇嘛等所骑驿马，盘缠等俱照例办理，并派干练之人护送至京交给理藩院[15]。

    理藩院在行文藏区的同时，又行文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各盟，由各盟长再转行所属各扎萨克。其奉派高僧、喇嘛、班第于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左右齐集雍和宫。

    另据档案记载，内、外扎萨克蒙古各旗和在京各种身份的蒙古人，为了支持雍和宫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工作，纷纷解囊布施，其捐款总额达白银三万两。

四、奉旨改建蒙藏佛教寺院以后的物质准备及开光盛典

    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乾隆皇帝改建雍和宫为蒙藏佛教寺院的上谕下发之后，清廷专门成立了“雍和宫工程处”[16]全权负责工程的进度。该处遵旨承担雍和宫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工程，并择吉日于乾隆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开工，在工部等各衙门的通力协助下，土木工程进展顺利。其工程经费俱由雍和宫工程项下奏销。除了新增的建筑外，还将旧有殿宇粉饰一新。

    另外，经内务府总管三和奏准，由内务府造办处打造佛像等物品用于殿堂之陈设。乾隆九年二月十一日，遵旨烧制一份掐丝珐琅大五供，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得。乾隆九年二月十六日，遵旨制雍和宫中一路三层殿，各织造欢门幡等，并于三月十九日做得。

    乾隆皇帝对陈设物品的成造等亦十分关心。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说，将舍卫城现做铜撒花供器三分，得时不必在舍卫城，用在雍和宫安设。于四月十五日要求“要现做活计呈览”，于本日司库白世秀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皇帝说：“此五供大了，着收小些”。十月初二日乾隆皇帝太监胡世杰传“现做活计呈览”，本日司库白世秀等交胡世杰呈览，乾隆皇帝又说：“雍和宫五供三分，着间镀金”，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拜唐阿德魁将做得铜胎撒花五供三分，俱持赴雍和宫安设讫。

    乾隆九年四月初一日，乾隆皇帝要求在“佛楼三世佛前，着做供桌五张，俱要一样大小，按地方成做”，于初三日交胡世杰呈览纸样，奉旨：照样准做五张。于五月初四日又传旨呈览纸样，初六日司库白世秀交胡世杰呈览现做纸样和杉木料样，奉旨：此杉木料，着做别项活计用，照样用楠木雕做，供桌五张不必安托泥。于初十日，奏请讨用楠木，奉旨：着向内务府总管三和要。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缮写清单交张玉转奏，奉旨：着送往圆明园安供，将佛楼供桌换下，在雍和宫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拜唐阿五十将佛楼换下供桌五张送赴雍和宫安讫。

    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奉旨将雍和宫原有的“为善最乐”改为玉质黑漆金字，并交代“不必着工程上做”，造办处于乾隆十年三月初三日做得安挂。

    乾隆九年九月初九日，喇叭旗八面交给雍和宫好生收贮备用。

    雍和宫举行盛大的开光仪式，也需要置办金刚驱魔法舞(俗称蒙古语：跳布扎)[17] 所需应用物品。内务府总管三和于乾隆九年四月初二日奏请办理，除移用弘仁寺、东黄寺套头、衣物各47项外，根据和章嘉呼图克图商量的结果，另续添铜迈达里1尊，车轿各1乘，各色套头衣物43项等等。并仍请动用雍和宫工程项下银两。奉旨：知道了，套头交造办处盔头作成造。这些成造物件于十二月初八日前，俱送至雍和宫。

    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成造《大般若经》（藏语：Par chen）一部四函供于雍和宫。

    值得一提的还有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著名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于乾隆九年七月初八日开始也参与了雍和宫五福堂字画的创作[18]。

    乾隆皇帝又命和亲王弘昼，军机大臣讷亲、班第、纳延泰管理雍和宫事务，为雍和宫开光之日举行金刚驱魔法舞、献供等活动，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和排练工作。在准备期间，由于人手不够，于理藩院等衙门调笔帖式、拜唐阿等协助办理雍和宫事务。

    十二月十四日开始备办雍和宫开光之日赏赐诵经喇嘛(僧侣)等的缎疋、银两，并于十二月十六日送往雍和宫。其香供所需物品咨询雍和宫达喇嘛，由和亲王等同筹备办[19]。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皇太后、乾隆皇帝、皇后等皇族成员在大臣、太监等的簇拥下，前往雍和宫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赏赐大喇嘛、僧侣(喇嘛)等，给开光念经主法三日的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席热图呼图克图各赏上用妆缎1疋、龙缎1疋、片金1疋，上用缎2疋、银90两，扎萨克喇嘛各赏上用妆缎1疋、龙缎1疋、缎1疋、银40两，达喇嘛各赏大缎2疋、银20两，副达喇嘛、苏拉喇嘛(普通僧侣)各赏大缎1疋、银10两，参加念经三日之喇嘛（僧侣）各赏银四两，参加念经一日之喇嘛及执事喇嘛等各赏银2两[20]。

    又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连续举行金刚驱魔法舞、诵经祈愿大法会三天[21]，乾隆皇帝亲临了二十四日的诵经祈愿大法会活动[22]。

五、雍和宫历代堪布与蒙古族高僧的关系

1． 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第一任堪布噶拉藏呼图克图

    1956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噶拉藏活佛任雍和宫堪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正式堪布。

    噶拉藏，全称噶拉藏隆日降措(skal bzaG lhun grub rgya mdso)，蒙古族，1911年4月10日生于科左后旗阿都泌努图克都楞营子。幼年在都楞营子读小学。10岁时，被辽宁阜新巴达旺庙按藏传佛教仪轨认定为该寺活佛。13岁到青海塔尔寺拜土观呼图克图为经师15岁。赴甘肃拉卜楞寺深造，达8年之久。这期间，在1933年他22岁时，曾赴北京朝拜九世班禅大师，受赐呼图克图称号。1935年获得堪布尊号，后回到本寺任住持。在住持本寺数年中，噶拉藏呼图克图主持维修佛殿，扩建庙宇80余间，创办喇嘛学校，培养喇嘛大夫，继承和发掘藏、蒙医学遗产，减轻了百姓的疾苦。日本侵占东北后，老百姓受奴役当劳工，噶拉藏呼图克图也未能逃过。1944年噶拉藏呼图克图到阜新煤矿当喇嘛勤劳奉仕队队长，受尽日本帝国主义的折磨。

    1946年春，在中共辽北区地委、中共阜新县委领导下，阜新地区成立了“阜、彰、土左、苏鲁克联合政府”，组建了蒙古族人民武装——阜新蒙民大队。地、县委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挥蒙古族进步青年的作用。当县委了解到阜新附近蒋管区巴达旺庙噶拉藏呼图克图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不满，对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觉亲切的情况时，派人去做争取噶拉藏呼图克图的工作，恳请呼图克图北上解放区参加联合政府。活佛在听了来人介绍解放区情况和“蒙古族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才能得解放”等语重心长的劝导后，当即表示愿意站在革命的蒙古族青年—边，同解放军一道与国民党斗争，并商定了北亡的日期。1946年7月，噶拉藏呼图克图以北上探亲为名，避开众人耳目，离开活佛府邸，投奔到联合政府所在地哈尔套，受到县委和联合政府领导的热情欢迎。从此以后，呼图克图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联合旗支会及蒙民大队一起，结合当时的中心任务，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扩大统一战线。由于活佛的特殊身份和信教群众对呼图克图的信任，使广大蒙古族群众相信“跟着共产党搞民族区域自治，蒙古民族才有希望，共产党定能战胜国民党”。从而使许多蒙古族青年僧侣参军参战，许多蒙古族群众送子参军。噶拉藏呼图克图在巩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争取团结宗教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方面，起到了一般人起不到的特殊作用。1946年10月末，中共辽北省委陶铸书记在奈曼旗召开的座谈会上，肯定了噶拉藏呼图克图的奉献精神，表扬他是个“好活佛”。

    1946年冬，噶拉藏呼图克图来到内蒙古乌兰浩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人乌兰夫、王再天、哈丰阿等亲切接见了他，希望他继续努力工作。同时安排噶拉藏呼图克图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蒙古总分会顾问，以后又委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一等参事。从1946年至1948年秋，噶拉藏呼图克图在乌兰浩特特创办了喇嘛医务学校，培养出一批发展蒙医蒙药的专门人才。

    1948年秋，噶拉藏呼图克图应呼盟新巴乐虎左旗甘珠尔庙之邀，前去主持该寺院管理。在甘珠尔庙，健全了寺院管理制度和正常法会，号召僧众学好蒙藏文精进修持佛法，努力研究蒙藏医学，为人民多做好事，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牧民群众及寺院僧众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和拥护共产党、反帝爱国的宣传。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牧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思想认识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4年，噶拉藏呼图克图作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中央访问西藏的成员之一。在拉萨除参加访问团的全部活动外，还参拜了扎什伦布寺，朝拜了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这次访藏后，根据雍和宫堪布历来由西藏委派“格西”担任的历史惯例，由中央民为汪锋副主任提议，经达赖喇嘛批准，委任噶拉藏呼图克图为雍和宫堪布。1956年8月9日，中央民委把达赖喇嘛的委任文件向中央、中央统战部和陈毅副总理上报备案。9月，噶拉藏呼图克图到雍和宫就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雍和宫第一任堪布（住持）。

    噶拉藏呼图克图就任后，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健全了佛经、佛像、法物、法器等文物的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殿堂及环境卫生，规定了参观开放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了僧众僧舍等生活上的困难。同时，在雍和宫开设招待所，方便了来京看病的农牧民群众。为了增进中国佛教界与国际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噶拉藏呼图克图受国家和人民的委托，出访蒙古、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圆满完成了任务。

    新中国诞生后，噶拉藏呼图克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5年8月1日圆寂，终年54岁[23]。

2．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第二任堪布伯云乌力吉法师

    新中国成立后的雍和宫第二任堪布（住持）伯云乌力吉，（俗名：高全寿1926-1998），蒙古族，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乡道力板村。自幼出家，12岁到雍和宫。1985年4月，伯云乌力吉住持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当他61岁时正式坐床，荣任雍和宫住持。1992年12月，伯云乌力吉住持被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伯云乌力吉住持生活俭朴，不喜张扬，平易近人，但对佛教事业和恢复雍和宫的佛事活动贡献却很大。1980年雍和宫也随着全国宗教政策的恢复，准备恢复一切佛事活动，当时雍和宫僧人较少，只有他和几位老僧人。没有僧团就无法举行佛事活动，于是他就四处寻找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的雍和宫僧人回来从事佛事活动。不辞辛苦亲自与北京市民委宗教事务局的领导赴内蒙古自治区各盟旗和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地精心挑选考察招收了蒙古族青年来雍和宫，归依佛门，学修佛法。又为青年学僧从内蒙古各大寺院里请来了在蒙藏佛教界深有名望的大善知识嘉木扬・图布丹法师，益希纳达美法师和盆错克法师及拉西仁钦法师等，给学僧们讲授佛典，又从中国佛学院聘请了藏汉兼通的胡继欧老师讲授佛教史（藏汉对照）。来雍和宮的青年僧众真可谓善缘殊胜，佛经有这样一句话“暇身难得,五根难具,佛法难闻,功德上师难遇。”犹其是能遇上有真修实证法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切功德都是由闻而得。听《闻集经》中云：“由闻知诸法,由闻遮诸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Thos paHi dshom las, Thos pas chos rnams Ces par Hgyur, thos pas sdig las ldog par Hgyur, thos pas don ma yin pa spoG, thos pas mya Gan Hdas pa thob.)。

    由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发起，于1987年9月1日在北京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蔵语系高级佛学院。在那里十世班禅为培养藏传佛教弘法人材,从藏蒙地区各大寺聘请德高望重的活佛、高僧为学员传授显密经论,这里学员大多数是藏蒙地区各大小寺院的转世活佛和少数青年学僧。在伯云乌力吉住持的大力支持下，雍和宫的青年骨干僧侣也有缘到该佛学院学习修持深造的机会。而今很多由他培养选拔的青年僧侣已成为雍和宫佛学院和寺管会的骨干。

    1746年2月1日开始，在雍和宫首次举办了祈愿大法会（sMon lam chen mo 黙朗钦摩），乾隆皇帝亲临雍和宫。同时章嘉・罗赖毕多尔吉呼图克图与其它许多高僧进行了各种佛学辩论活动[24]。

    从此以后，毎年二月初一都要举办祈愿大法会（金刚驱魔法舞包括在内），一直沿续到1958年。1966年文化革命(1966～1976)，雍和宫的一切法事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宗教政策，1981年雍和宫法事活动重新开始，伯云乌力吉住持在1984年，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瑞应寺(Gayihamsig jokiragulugci süm -e) ，聘请到金刚驱魔法舞高僧高尼根加布法师给学僧传授了此法舞，1987年1月23日(旧历)雍和宫举行祈愿大法会等，同时也恢复了金刚驱魔法舞[25]。

    雍和宫的弥勒大佛供奉于雍和宫万福阁，万福阁是雍和宫最雄伟的建筑，飞檐三重。巨大的汉白玉须弥座上，耸立着一尊高大的白檀香木雕刻的木质贴金佛像，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此弥勒大佛像是由一棵完整的白檀香木所雕刻，地面垂直高度18米，地下部分埋入8米，这根26米高的白檀香木原产地为古印度，是1748年至1750年间，由西藏地区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btsho 1708-1757）用大量宝物重金购得后，经西藏、四川历经三年运到北京，献给乾隆皇帝的[26]。后由蒙古高僧察汉达尔罕(Cagan darqan)喇嘛设计，由皇宫的养心殿造办处所辖的“广木作”、 “雕銮作”、 “漆作”等工程部各行造办佛像的蒙藏高僧工匠师负责施工，精心雕刻完成了与世注目的这尊弥勒大佛像。伯云乌力吉住持对此十分珍视。1988年，他毅然用50两黄金（金箔）为大佛贴金重光，可谓功德无量。这尊大佛像1990年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7]。

    伯云乌力吉住持功德彰显，但从不居功自傲，仍然谦虚谨慎，尊敬上师。他十分崇敬十世班禅大师，多次参拜并恭请大师莅临雍和宫讲经说法，认真听取大师的教导。1996年11月22日，十一世班禅坐床周年法会在雍和宫举行，他虔诚地叩拜十一世班禅大师，以表达他对党中央的拥护和对十世班禅大师“乘愿再来”的喜悦之情。

    1998年夏，伯云乌力吉住持圆寂于北京雍和宫，他那默默无私奉献、爱国爱教、爱众生的菩提精神永远鼓励雍和宫僧俗精进于利乐有情的伟大事业上。

3．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第三任堪布嘉木扬·图布丹法师

    嘉木扬·图布丹住持（以下称：图布丹住持）是一位和蔼的长老，平素话语不多，慈祥的目光中闪现着智慧与刚毅。紫红色面庞上布满皱纹，记载着他几十年饱经1925年7月，蒙古族，格西（博士）学位。193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草原菩提济度寺（蒙古语: 布衮尼 格图勒格奇苏木，俗称: 沙日特莫图苏木）出家，1942年5月至1958年6月，赴藏转佛教圣地青海塔尔寺受比丘戒，并考取格西学位，被塔尔寺任命为经师[28]。

    图布丹住持曾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恩师通晓梵、蒙古、藏语言文字，精通显密教法和藏传佛教的传承，是当代中国著名高僧之一。深受国内外佛教界和各界人士的爱戴与尊敬。

    1981年5月应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和北京雍和宫迎请，莅临雍和宫任教，为学僧们讲授佛法。1986年被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被当选为第五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1989年被当选为第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87年10月至1993年10月，任北京雍和宫副住持， 1993年10月迎请升座为北京雍和宫住持，1993年被当选为第六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5年参加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并为首席代表。图布丹住持离开家乡后，时常挂念菩提济度寺。然而，经过岁月的动荡和自然灾害的破坏，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寺院到1987年时只剩下了一座大雄宝殿。1989年，当地政府决定重建菩提济度寺，恩师十分高兴，不仅多方筹资，个人也努力捐献。近几年，广大护法居士闻讯后，为弘扬佛法，利乐有情都踊跃集资兴建菩提济度寺。这样，菩提济度寺逐渐扩建了大雄宝殿、甘珠尔殿、护法殿、四大天王殿以及部分僧舍等建筑。以及前年举行开光庆典的吉祥果聚塔。其中，仅殿堂内的佛像就用了数百万人民币，多由恩师个人捐资。图布丹住持说：“我捐资重建菩提济度寺，是为了使佛法在我的家乡和出家地得到弘扬，济度当地一切有情，离苦得乐；同时也是以这一妙好时机以实际行动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回报国家以及当地政府对佛教和民族教育事业的关怀大力支持。”

    图布丹住持在雍和宫给僧众讲经说法教学的同时，没有放弃佛学研究。他翻译出版了藏译蒙《智慧之源》，与人合作校订了藏蒙文《四部医典》，整理翻译出版了《释尊本生记》41幅唐卡画，并以（藏汉蒙对照）诗歌赞颂形式写出每幅故事的内容。2000年，在图布丹住持的倡议下，雍和宫组织专业经师对所藏木质经版进行了整理、分类、登记、排序。这些都体现了图布丹住持渊深的佛学知识和对佛教文化事业的关心与重视。

    20多年来，在图布丹住持的指导下，雍和宫在恢复了传统的佛事活动外，在每年国庆节到来之际，举行为期7天的“大威德金刚坛城大法会”祈愿国泰民安。

雍和宫在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图布丹住持总是以亲身的经历，向国内外友人热情地讲述佛教给众生离苦得乐的菩提行和爱国爱教爱民族的人生哲理。赞颂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和改革开放给雍和宫带来的巨大变化。20多年来，他先后出面接待了200余位国家元首和地区首脑，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1995年，图布丹住持还亲赴西藏参加了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通的金瓶掣签仪式。

    图布丹住持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在他的倡导下，雍和宫捐建了数所“希望小学”，并在他的家乡捐款恢复了几座古寺[29]。

6．蒙古族高僧与雍和宫的关系

    雍和宫最雄伟的建筑是万福阁，其供奉的弥勒大佛像通高26米，飞檐三重。巨大的汉白玉须弥座上，耸立着一尊高大的白檀香木雕刻的木质贴金佛像，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是由蒙古高僧察汉达尔罕(Cagan darqan)喇嘛设计，由皇宫的养心殿造办处所辖的“广木作”、 “雕銮作”、 “漆作”等工程部各行造办佛像的蒙藏高僧工匠师负责施工，精心雕刻完成了与世注目的这尊26米高的弥勒大佛像。这尊弥勒大佛体现了蒙古造像的艺术风格。佛像雕成后，用苇毡将佛像保护起来，然后盖起了雍和宫最大的大殿 —万福阁。铭记了清朝皇帝与蒙藏地区佛教高僧大活佛之间感人至深的友谊[30]。

    1924年，雍和宫高僧白甫仁募捐筹银，为法轮殿铸造宗喀巴大师铜像。此像耗银元20万、历时两年完成。由于银元用完，无力贴金、开光，即将此像置于雍和宫西侧的一所院内。1931年，军阀孙传芳募资将1924年雍和宫高僧白甫仁铸造的宗喀巴大师铜像运入雍和宫法轮殿内，并将法轮殿重新油饰。其“开光”典礼及其盛大隆重，108名僧侣诵经祈祷49天。

    1939年，雍和宫高僧乌力吉在长期研习“历学”的基础上，预测到1940年10月1日（农历九月初一）将发生日食全食，比当时天文台公布的时间还要精确。

    1943年9月，北平汉藏佛学院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雍和宫扎萨克喇嘛巴达扎兼任主任委员，雍和宫德木奇那森乌力吉兼任训育主任。1943年11月，华北藏传佛教教学研究所成立，雍和宫住持丹巴达扎人所长。1954年8月，雍和宫高僧伊什噶瓦出席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9月，雍和宫高僧罗布桑和希拉布出席北京市第二届政协会议。1960年，雍和宫高僧金巴江措参加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结 语

    雍王府改建蒙藏佛教寺院以后，雍和宫翻开了其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雍和宫主要以蒙古族喇嘛（僧侣）为修持佛法习经之地，并为生活在京城的佛教信徒开辟了诵经礼佛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成为清朝皇帝联系蒙古族地区和藏区的桥梁和纽带，其发挥的政治作用和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雍和宫成为联系蒙藏等民族，进行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现在又担负着与各国首脑、宗教团体、社会人士进行友好交流的平台。雍和宫以蒙古族高僧住持为首的僧侣之“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形象；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世界和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雍和宫的几代住持每年都接待国家元首和地区首脑以及各国家的宗教、民间团体，在这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向国内外友人热情地讲述佛教给众生离苦得乐的菩提行和不依国主、法事难办的爱国爱教爱民族的人生哲理。赞颂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雍和宫的住持始终依照十世班禅大师提出的“爱国爱教爱民族”的人生理念，依照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在2009年迎春座谈讲话中，对宗教界和各宗教团体提出了三点希望：1、要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要更加积极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3、要更加扎实地推进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切实保证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努力学习、精进不懈。

    雍和宫的历代住持和僧众，没有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在党政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广大僧俗信众各界人士的鼎力关心支持下，我们定会将雍和宫建设成为一座弘扬正法、利乐有情、和谐共融的庄严道场；同时也为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的游客打造一个文化深远、清净高雅的文化旅游胜地。

    让我们衷心祝福伟大祖国国运兴隆、人民幸福；让我们虔诚祈祷世界和谐、正法久住!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历史资料》第二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征集档。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3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09件319页。

[4]西昭：指西藏。

[5]唐古特：古、近、现代蒙古人时常以“唐古特”称呼“西夏国”“党项人”和“藏区”“藏人”。13世纪的蒙古人称“西夏国”为“唐古特国”。14——21世纪的蒙古人称“藏区”为“唐古特”或“吐蕃特”。一般情况下，蒙古喇嘛阶层所称“唐古特”专指“藏区”、“藏人”、“藏语”，而世俗阶层所称“唐古特”专指“党项人”或“西夏国”。现存清朝满、蒙、汉文档案文献所称“唐古特”，俱专指“藏区”或“藏语”，其所设“唐古特学”实际上是“藏语文学校”，并非“党项语或西夏文学校”。

④席热图库伦：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清时期的席热图库伦喇嘛扎萨克旗）。

[7]大杜冈：大殿。

[8] 满、蒙、汉、藏四体字碑立于雍和宫天王殿前面东西碑亭。由于以往公开出版的论文或专著收入的《碑文》文本多有遗漏错讹，今由笔者酌加标点，将该碑文的汉文部分全文摘录如下：

雍和宫碑文

    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于雍邸，在京师艮维，与太学左右相望。迨绍缵大统，正位宸极，爰命旧第曰“雍和宫”，设官置守。甍宇垩饰，无增于昔，示弗忘也。越岁乙卯，弗弔昊天，龙驭上宾，攀髯莫逮。维时丧仪具展，礼当奉移。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憑依，倘眷顾是，廼即殿宇而饬新之，以奉梓宫。易覆黄瓦，式廓门屏，棂星绰楔，规制略备。洎山陵礼成，于此敬安神御，岁时展礼，至于今十稔。予小子绍庭陟降之忱，朝夕罔释。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肃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宴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曰福佑寺，则冲龄育德之所也；曰恩佑寺，则鼎成陟方之次也。永怀成宪，厥有旧章。而稽之往古，“修真”本唐高龙跃之宫，“慈庆”乃渭水庆善之宅。宋则祥符锡庆，祠号“景灵”。咸因在潜之居，实曰神明之隩。后先一揆，今昔同符。是用写境祗林，庄严法相，香幢宝网，夕呗晨钟。选高行梵僧居焉，以示蠲明至洁也，以昭崇奉至严也，以介福釐至厚也。我皇考向究宗乘，证涅槃三昧，成无上正等正觉。施洽万有，泽流尘劫。帝释能仁，现真实相。群生托命，于是焉在。岂特表范睟容，为章净域已哉？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敬勒石以纪，系以颂曰：“于皇皇考，褆福无疆。奕奕朱邸，积庆流长。乘六以御，兹焉发祥。时雍协和，圣谟孔彰。其一。鼎成于湖，神御攸奠。陟降在天，圣灵式眷。忾乎斯闻，僾乎斯见。超宋景灵，迈唐庆善。其二。懿彼净觉，广树良因。澄圆性海，般若通津。慧灯普照，法宝常新。敷华玉地，转曜金轮。其三。矧是丹宫，藩封拜赐。载寝载兴，凝禧集瑞。人世香台，梵天忉利。拥吉祥云，开欢喜地。其四。标新福界，冥契慈缘。雁堂集侣，鹿苑棲禅。香华送雨，贝叶霏烟。云车风马，歆顾珠筵。其五。仰惟圣德，昊天罔极。以妙明心，运大愿力。孰为权应，孰为真实。无去无住，历止千亿。其六。慈云广荫，甘霔长濡。入涅槃海，系如意珠。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议，浃髓沦肤。其七。灼灼灵仪，巍巍瑞相。言瞻言依，徘徊恻怆。十地四天，鸿恩融畅。尽未来际，永资慈贶。其八。

乾隆九年岁在甲子冬十月

[9]库库诺尔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的蒙古语名称。

[10]［清］萨囊彻辰著《天命肇兴诸汗黄金家族之正史之书》（乾隆皇帝汉文题名《钦定蒙古源流》）（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448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征集档。

[12]经过商议之后定为22人，外加徒众52人，见下文。

[13] 《史料》第3册第75件246页。

[14] 《史料》第3册第85件266页。

[15] 《史料》第3册第76件251页。

[16] 《史料》第3册第74件236页。

[17]跳布扎：为满语系称呼，满语bujak源于蒙古语buijig意为“舞”，然而跳“布扎”，蒙古人不称之为跳“布扎”，而称为跳“查玛”，“查玛”系藏语。

[18] 《史料》第3册第77件252页。

[19] 《史料》第3册第112件327页。

[20] 《史料》第3册第115件333页。

[21] 《史料》第3册第119件342页。

[22] 《史料》第3册第122件345页。

[23] 黄春和主编 马兰 李立祥著《雍和宫》，华文出版社2004年，76-80页。

[24]据丹迥・冉纳班杂、李德成《名刹双黄寺 — 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203页，北京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最早将金刚驱魔神舞传来的则以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日期为1653年1月14日。又雍和宫管理处编《走近雍和宫》李立祥著“雍和宫的跳布札”（民族出版社、1999年）97页中，则说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一舞蹈流传到北京，起初在黄寺跳，后得到朝廷的许可，毎年在雍和宫也举办大愿法会，并跳布札。

[25]北京雍和宫在大愿祈祷法会期间，主要念诵的经典有:日常念诵经典以外有《悲愿诵》《释迦牟尼佛赞》《献沐浴诵》《供养曼荼罗》《缘起赞》《礼赞启请能人十六阿罗汉仪轨》《妙吉祥三根本》《菩提道次第摄论》《总忏悔文》《三十五佛忏悔文》《普贤菩萨行愿偈》《往生极乐净土愿》《大威德金刚祈愿文》《吉祥天母回供》《永保护法》《财宝天王》《地狱主》《正道启门品》《入菩萨行愿・回向品》《初中后善愿》等经典。《释迦牟尼佛赞》《献沐浴诵》《供养曼荼罗》《总忏悔经》《三十五佛忏悔经》《往生极乐净土愿》《御译衍教典》等在大愿祈祷法会期间是毎日必诵之经典。北京雍和宫一般由住持和副住持毎日交替担任阿阇梨(ācārya)，主持全寺僧侣举行法会。普宁寺的大愿祈祷法会也同样。期日则不同，普宁寺是在农历正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日举行。

[26]据金梁编纂《雍和宮志略》（《西藏汉文文献丛书》第三辑之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84～285页。这是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事例》中所载的一段，造办处雕銮作的老工人，和中正殿办佛像年老的喇嘛们，大半全都知道这个故事。北京有句对用和宫而发的俗谚，“先有佛像，后有宫殿”。就是说先雕刻的弥勒大佛，后建盖的万福阁。

[27]黄春和主编 马兰 李立祥著《雍和宫》，华文出版社2004年， 82页。

[28] 嘉木扬·图布丹著《吉祥果聚塔缘起及佛塔浅论――见而获益希奇莲花乐园》，民族出版社，2007年，前言。

[29]黄春和主编 马兰 李立祥著《雍和宫》，华文出版社2004年， 83-86页。

[30]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的满文文献第五册二十六件记载说，雍和宫的万福阁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10月20日，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福阁拆迁后搬至雍和宫又组装而成的。是年12月9日，开始在雍和宫修建新的万福阁和雕塑弥勒大佛。当时从国库支出银2万两、赤金3万两，乾隆十四年(1749年)9月30日，举办了大殿落成和弥勒大佛塑像完成开光大法会。据此可以推定，其修建过程是先把白檀香木立起来，然后组建大殿，建成后，再完成弥勒大佛的雕塑。前文也有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