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的。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大力支持佛教向外扩张，从此佛教冲出南亚次大陆，走向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传人中国是在公元前后，西汉末年的时候。东汉时虽有记载说有人信仰，但影响不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突然发展起来，全国寺庙数万，信徒僧尼达几百万之众。唐朝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勾画出当时佛寺兴盛的状况。佛教的广为传播既是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来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而大力提倡的结果。因为佛教教义告诉人们，人生在世就是来受苦的，在人世间行善，来世可以荣华富贵，这样人们再苦也不会起来反抗了，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

据记载，西汉末年哀帝刘欣时，大月支使者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这是佛教思想开始传人中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刘庄(第二个皇帝)时，楚王刘英曾为“浮屠”(佛)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和尚)，受到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随后，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支，邀请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牟尼像，回到首都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这些都说明东汉初期，佛教已经正式传人中国。

但东汉时，人们对佛教没有多少认识，只是把它当作神仙方术家所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因次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 到了魏晋时期，尤其是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仅迅速摆脱了刚刚传人中国时的沉寂状态，而且突然兴旺发达起来。这个时期，不仅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传人中国，而且佛教的经典也大量地被翻译过来。仅魏晋时期，就先后翻译出佛经702部，1493卷。南北朝时期，广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数大增。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北朝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三万多所，僧尼在二百万上下。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这么大的发展，与道教一样，也是适应了统治者需要的结果。而且，佛教比道教更具欺骗性。到南北朝时期，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已成陈腐谰言，受到普遍怀疑，而道教所宣扬的“羽化成仙”和“长生不老”，由于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因此影响力受到限制。佛教则以“神不灭论”，宣扬“生死轮回”、“三世因果报应”(即现世的贫富贵贱是前世所作“善恶业”的结果，今生的善恶诸业亦必招致来生的祸福报应，简而言之就是现报、生报、后报)等思想，让人们把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世，而来世的幸福是无法验证的，这样其欺骗性和麻痹性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适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南朝宋文帝刘隆曾一语中的地说：“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我就可以安享太平，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基于这种思想，北朝前秦的符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从政治上保护，在经济上支持。南朝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众僧设斋，竟亲自为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作“寺奴”，然后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佛教的影响甚巨，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恶性膨胀。寺院不仅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而且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以至很多农民投靠到寺院充当佃户，从而形成特有的寺院经济。北齐时，其统治的全部土地中，所有的良田沃土均为寺院所占。南朝梁时，近一半的户口为寺院所有。在社会中形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于佛教寺院，占田夺人，难免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发生矛盾，激化起来还会引发激烈的斗争。所以，南朝、北朝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都曾亲自出马，拆毁寺庙和佛像，将寺院田产没收，勒令僧尼还俗。但随着以后“崇佛”皇帝的登基，又会开展“兴佛”运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在“灭佛”、“兴佛”运动的交替中不断得到扩张。

这个时期，不少“崇佛”的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佛寺。北魏在天宫寺铸造佛像，耗铜10万斤、黄金600斤。又开凿洛阳龙门石窟，历时23年，费工80多万：南方的许多寺庙，甚至比有些王侯的宫殿还要高大、宽敞。

值得一提的是，当佛教开始在中国流传时，曾遭到儒家学者的强烈排斥。因为，佛教讲出家修行，宣扬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要求教徒剃发，与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孝父之道，所宣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发生严重冲突。另外，儒家学者以华夏大国自居，斥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不适合于中土华夏。在这一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而佛教则以孔子、老子也是佛，佛即孔老进行反击。再有，佛教所宣扬的三世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与儒家重视现实世界的思想也发生严重冲突。于是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爆发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的大辩论，当时，连梁武帝也站在佛教立场上参加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遭到儒家如此强烈的排斥和反对下，佛教还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可见当时儒家学说的地位降低到了何种地步。不过，当时佛教实际上也在悄悄吸收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只是由于人们对佛教了解不足，所以此时的佛教信徒多用一些中国固有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盘寂静”和“一切皆空”思想，用黄老学说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则用佛教的“福善祸淫”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

儒家思想与佛教的全面融合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从此佛教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以，隋唐时期佛教不仅进入全盛时期，而且产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掸宗、密宗等。佛教的传人，丰富了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建筑等，也促进了医学和立法的发展，一直影响到近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加上早已成为“显学”眠学， “二学二教”之间既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开创了一个新的生动活泼的多元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