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寺（宋）

　　原名东岳天齐仁圣帝庙，俗称“泰山庙”，也叫“东岳庙”。《兴安府志》云：“在城南二里。宋绍兴四年（1134年），金人南逼，宣抚使张浚率兵赴援，行次安康，霖雨泞淖，弗得进。祷于庙，会不移刻，祥风披佛，晹谷炳焕，大军启行。浚曰：‘神之威灵，曷敢不报，乃发钱十五万，命郡守王彦增修，承议郎续觱为记。”据道光兴安府正堂鲍珊《增修双溪禅林古寺碑》载：明洪武十年（1377年）重修，因寺前有陈、施二沟交汇流过，更名为双溪寺，始为释教禅宗道场。

　　明末丛林毁于兵火，顺治年间重修正殿、拜殿。康熙《陕西通志》载：“双溪寺，在州新城北门”，可见其时已颇具规模。康熙七年（1688年），复修乐楼，始恢复明代旧制。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南来游僧二人栖此，以庙貌不振，神像歪斜，毅然输诚募化，寺宇焕然一新。嘉庆七年（1802年），寺僧觉性，因白莲教在兴安活动，官兵镇压，大批阵亡骨殖用布袋封存双溪寺，感慨院内萧条，奋志振兴，爰约该僧师叔慈云暨诸山尊长僧侣，及郡中缙绅乡耆，互发善心埋葬枯骨，并具启迎请西蜀高僧日杲住持寺院。所谓得人者兴。故《重续兴安府志·释教》说：“双溪寺，嘉庆时有日杲禅师，湛深佛理，深得郡人信仰，佛教赖以兴隆。迨后海参，海珠，元贞相继充方丈，仅传戒一次，即行示寂。然海内大德印光法师，持双溪寺度牒及日杲禅师所辟之宗派，布遍全国。”双溪寺之所以成为国内名寺，日杲禅师功不可没。其充任方丈期间，起颓修废，分职宏宗，绍佛法之薪传，立禅林之规矩，后主持空际，又随缘募化，于道光间建大雄宝殿三楹，方丈、静室及禅堂各一所，悉恢廓其制而壮丽其观，成为汉南梵宇之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澄修和尚自南京宝华山受戒归山，与古训、张紫樵、聂允文，诸居士倡议，募缘重修寺宇、焕然一新，安康鲁长卿居士撰文立石。又具启恭请北京慈云，武汉心道，太原力空，西安觉性等先后来双溪寺讲经传戒。

　　至1966年，双溪寺寺容仍相当可观。基址面积12亩，寺前古柏参天，山门石额曰：“双溪禅院”。入山门，钟鼓楼东西对峙，大雄宝殿、地藏殿、伽蓝殿、法堂、方丈等建筑金碧辉煌，内供释迦牟尼像，结迦跌坐，左手横放在左脚上，右手向上屈指作“说法印”，又有唐代毗卢大铜佛像一尊，高3?6米，以及十八罗汉铜像，文殊、普贤铜像等等。大殿旁有清高僧日杲禅师舍利塔，塔高九级，塔壁环刻佛经。双溪寺自海珠方丈之后，至1970年，历任方丈先后有古宝、觉行、觉性、古原、郭才、赢章。

　　双溪寺，旧《志》谓：原名普同塔。有塔两座，筑新城时分一塔在新城内，因此塔与后来的新城文庙相近，又被后世人讹传为文星塔。城外一塔在新城北门东。因寺居施、陈二沟之水间，故名“双溪禅寺”。山门高悬“十方双溪禅丈”匾额。十方，指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宋书·呵罗單国传》：“眉间白豪，普照十方”即此。丈，即杖，本为佛教徒坐禅欲眠时，用以提示警醒的仗。《释氏要览》下：“禅杖，以竹苇为之，用物包一头，令下坐执行，坐禅昏睡，用软头点之。”后引伸为佛寺，也作行杖之用。“十方双溪禅丈”道出了“和尚吃十方”的特点。
　　门楹有联曰：
　　四大本空，溪绕山门环玉带；
　　一尘不染，乃归上座说菩提。
　　入门，有哼、哈二将站立两旁。此二将即佛经所称的金刚力士，也叫金刚神、金刚夜叉、密迹金刚等。是执金刚杵护卫佛法的天神，在佛寺院中立于寺门的两侧，作为护门神。小说《封神演义》以神像面现忿怒，鼻与口吐出光气，因而附会称为哼哈二将。这是不同的两种文化，不可混为一谈。越过山门，又有钟、鼓楼东西对峙。旧时，每隔半个时辰，击钟一次，每次一下，声闻新旧二城。若钟鼓同乐，则为做法事之时。寺院内亭榭点缀，古碑林立，风景壮丽。大雄宝殿位居中央，楷书匾额高悬，落款为“安阳吴傑”。地藏殿、伽蓝殿分列两侧，与大雄宝殿形成三合院状。“文革”被毁前尚有方丈、僧寮、法堂、禅堂、斋堂、客堂、库房等房屋四十余间，塔林一处，寺基一十二亩。住僧五人、居士二人，主持廓才和尚持戒精严，率僧众从事农业生产，禅净双修。
　　双溪寺建于何年？《州志》仅言其“在南山下，久废，新建禅院。”《府志》以《贾通志》说“在新城北门外。”旧《县志》载：“在新城北门东，寺在施、陈二沟之间，故名。有二溪图，成化间建，名普同塔，筑新城时分一塔城内。”今人多以旧志所载或者古人所叙东岳泰山庙事“计算”为双溪寺的“寺龄”。
　　宋绍兴四年金人南逼，宣抚使张浚率兵赴援，次行安康，淋雨泞淖弗得进，祷于庙。曾不移刻，祥云披拂，旸谷炳焕，大军启行。浚曰：神之威灵竭敢不报。乃发钱十五万，命郡守王彦、西城知县高楫董重修，承议郎金、均、房镇抚使续觱为记。明洪武十一年再重修，明末尽毁于寇。清顺治年间建正殿、拜庭。康熙七年复建乐楼。这段记述泰山庙的故事，单就名为娱神实为娱人而建的“乐楼”，便能说明此非佛寺之物。
　　其实，清道光年间兴安知府鲍珊在《增修双溪禅林古寺》中，已将该寺的建成年代交待清楚了：顺治后因“其代远年湮，隆替靡常。”乾隆三十二年，有南来游僧二人栖栖此间，以“庙貌”之不整，“神像”之歪斜，毅然输诚募化，“寺宇”涣然复兴。这就是最初将“庙”变为“寺”的过程。
　　到了嘉庆初，因白莲教匪资蔓南山，大批阵亡尸骨存于寺。“爰约该僧师叔慈云暨诸山尊长僧侣，阖郡缙绅乡耆，互发善心，枯骨则请示安葬，禅乃具启往迎日杲蜀僧”。蜀僧日杲禅师，成都人，住双溪寺一十八年，梵行高洁，著述宏富，以其语录流传最广。“绍佛法之传薪，立禅林之规矩，起颓修废，分职宏宗，前殿则添伏魔帝座，后寺则润色牟尼莲台。然殿宇湫隘，日杲屡拟改建，有志未遂，遽尔涅槃。”大殿旁旧有日杲禅师九级石塔，记其弘法事迹并环刻佛经。可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时将其“命”给“革”掉了。道光年间，又有该寺主持僧空际，不负师心，“悉恢廓其制而壮丽其观，诚属金州丛林之名刹，为汉南梵宇之巨观。”这是“寺”的发展过程。
　　对上述两个过程，鲍珊在《记》的最后还进行了一番总结：“但思庙之兴，由宋而显，大臣奋勇而勤王，岳神应期而昭格，释子悯忠而埋骨，佛殿随缘以增隆。上下数百年间，成此完璧，谁谓人神不相依倚也哉。”
　　双溪寺建成时间的迟与早并不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安康除了走出了怀让大师外，近代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也是从安康走向全国的大师级僧人。印光于光绪八年（1882）在双溪寺依海定律师受具足戒，后游历各地说法度生，曾卓锡南海普陀山三十年。平生提倡戒杀放生，赈济穷苦，运善于心，行慈于物。中外闻名，为世所重。分别主修了普陀、九华、五台、峨嵋等佛教四大丛林《志》并亲为此四山写《序》；创立上海宏化社，印三藏经典及近代佛学著述百万册，有《印光法师文钞》行世。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月初四在苏州圆寂。1953年弘化社编印有《印光大师通传》，为当代文化名人沈尹默、孔小瑜精心巨制，图文并茂。其中即有“双溪受戒”这段因缘。
　　1937年，正修和尚自南京宝华山受戒归来，在古训禅师与地方名流张紫樵、聂允文诸居士倡议之下募缘重修，使寺院焕然一新，略复旧观。立碑纪念，有邑贤鲁长卿居士撰文叙事甚详。此碑亦毁于“文革”。1938年，原设计的汉白公路需从双溪寺当中间自西向东穿佛寺而过。地方阖城士绅张紫樵、聂允文、董铭竹、宋云石、顾元伯、鲁长卿、罗仁博等，为保护文物古迹，先后向陕西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安康县长魏希儒、汉白公路汉安工务所过（郭）锡彤总工程师据理力争，请愿呈情。最终使公路自双溪寺背后环绕而行。在抗战期间又有北京慈云、武汉心道、太原力定、西安觉性四位法师先后来安在双溪寺讲经传戒，主张农禅工禅可以生产，将心力财力贡献国家抗击日本。
　　双溪寺曾有唐代毘卢佛铜像一尊高达3.6公尺，备极庄严；有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小铜佛一尊；有宋嘉定七年（1214）星罗寺所铸大钟一座（现存香溪公园）；有《大藏经》百余部；三藏经典、佛学著述三千余册。上述文物除宋铸铁鈡外，皆毁于“文革”。1952年，双溪寺将铜质“投壶”一件送至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馆”陈列；1958年，在新城塔顶发现明代杭州第一刻经局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黄绫裱制，装潢精美。后存于安康县图书馆，亦毁于“文革”。

　　安康市双溪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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