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门禅寺始建于后周四年（９５７），原名保安院。治平二年（１０６５），林旦任象山县令，智门禅寺与等慈禅寺、延寿禅寺、常乐禅寺、宝梵讲寺、普明律寺以及栖霞观（原名蓬莱观），一起悉被改赐新额。一县之中，六寺一观同时换上新额，各有一番热闹，洵为合邑盛事；与县令林旦之重视县内文化建设也不无关系。
　　以“智门”为寺名，与旧称“保安”相较，确有新的含蕴。“智”为儒家常用语，即梵语“般若”意译，“智门”意为智慧之门。可见当年主寺者兼通儒释，颇有修养，与当时兼通儒、释、道的文人学士，自能同气相求。智门寺自此“缁徒相授，梵宇漫广”，同时在经济上具有雄厚实力，据《宝庆四明志》载，有“常住田６７４亩，山２２４４亩”。寺院之盛，可以想见。
　　后来，智门寺竟有了一块《赤壁赋》碑。据于弈正《天下金石记》载：“智门寺《赤壁赋》，黄庭坚书。按：山谷（黄庭坚）所书，即苏文忠（苏东坡）《前后赤壁赋》，此正象山一宋碑也。象山旧志失之。”
　　苏东坡（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天下文宗，《赤壁赋》写成后举国传诵，成一代名篇。黄庭坚（１０４５－１１０５）苏氏门生，江西诗派旗手，才气横溢，多才多艺，宋朝四大书法家之一。如此石碑为稀世珍宝。此碑从何而来？缘何失去？旧志（宋《宝庆四明志》）因何不载？遂成千古之谜。
　　二
　　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在元丰五年（１０８２），正当“乌台诗案”被囚后贬黄州之时，距智门寺赐额后２０年。元祐元年（１０８６），苏氏被召进京，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四年（１０９０）出任杭州太守，筑苏堤，多惠政。黄庭坚亦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史馆编修。二公除儒家经典之外，于老庄佛家著作，无不纵览，且禅友极多，与名僧道潜、佛印，过往甚密。东坡诗集中与僧友唱酬诗即有二十几首，苏氏自云“吴越名僧，与予善者十九（十分之九）”，禅家典籍《五灯会元》甚至将他列入东林照觉禅师法嗣（传衣钵者）。黄庭坚除多禅诗之外，还曾皈依晦堂视心禅师，《五灯会元》列为“黄龙视心禅师法嗣”。智门主寺者兼通儒释，自在吴越名僧之列，于此际参与交游，求得书幅，自属可能。镌刻成碑后轰动朝野，智门寺更因之而名闻遐迩。
　　政坛风云莫测，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后，苏、黄又遭贬谪。东坡被一贬再贬，直贬至海南岛，徽宗登极后大赦才回来，崇宁前一年（１１０１）死于常州途中。黄庭坚与苏氏共进退，同时被贬，四年后死于宜州。此时蔡京当权，于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立“元祐奸党碑”，公布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大小官员１０９人之名，罗列罪状，谓之奸党，请徽宗御书，刻于京师端礼门石碑之上。蔡京自书大碑，遍颁郡县，后更扩大化至３０９多人，列为“邪等”。凡名列“奸党”与“邪等”之子孙，诏令不得为官，宗室不得与为婚姻，销毁已刊苏氏父子及秦观、黄庭坚文集；并令凡以元祐政事学术聚徒传授者，一经举发，罪罚无赦。蔡京责令爪牙，举国查究，肃清影响，时距智门寺赐额３７年。十年前轰动一时之智门寺《赤壁赋》碑，此时已成寺僧结交“元祐奸党”罪证，自在肃清之列。
　　三
　　崇宁元年，象山县令徐敏求写过一篇《智门禅寺记》，记述智门寺在当年受过一次“整肃”，辞语闪烁，隐约中也泄露若干“天机”。现录其一段：
　　“县之西有佛院曰智门，距县三十里，最为佳处。先是（在这以前），院僧相继主之，姑以前后为序，不复简沐（难道寺院住持要官方考核选拔？）。殿宇芜秽，弗除弗治（这也算罪名？）。其依倚祸福而恣欺惑者不可道也（说到关节，暗指《赤壁赋》。不可道，还是不敢道？）。崇宁元年六月，僧众请于有司，愿改为十方禅居（强奸民意，说是僧众要求，把名刹改作僧人旅舍）。太守兵部陆公传命（说出武力胁迫真面目。陆公名谁？不敢说。）广惠首座、僧昙惠、住持慧公（此人乃官府指定）操孤高，能其事，曾不阅月（果然卖力，速度快），倏然革圯陋为梵释龙天之宫（浊地成天宫，吹嘘太甚！）……余宿官（几年来为县令）于此方，推行朝廷（蔡太师）善行仁政（欺世盗名），使滨海之人渐上道化。”
　　据传长安石工名安民，奉命镌“元祐奸党碑”，不肯署名。执事者强之，泣曰：“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也。”过了四年，宋徽宗自知立此碑不得人心，于心有愧，令太监于夜半无人时毁去。县令徐敏求迫于当时形势，撰写《智门寺禅记》时，恐遭千古唾骂，抑或心存愧疚，只得含糊其辞。
　　因为此案乃蔡京借徽宗之笔钦定，至南宋编写《宝庆四明志》时，自然要为“尊者讳”，《象山民国志》前之历代县志，也就讳莫如深。《赤壁赋》一碑，在当时或毁或埋，均有可能，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智门寺因有此“前科”，备受冷落，吏胥的科赋、骚扰特多，寺况渐趋衰败。直到南宋嘉定六年（１２１３），住持僧师哲前往鄞县“史越王府”请求资助和庇护，并在寺后建立丞相（即史越王）千秋之祠，“府司”发文“毋许侵克”，才重新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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