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素称“东南佛地”，三国两晋以降，历代在杭州都曾建有许多寺庙，其中不少古刹名寺，历经千余年的沧桑变迁，至今在海内外仍有着很大影响。这些千年古刹之所以声名远播，香火不绝，往往是与历代名僧大德的驻锡、护持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切实得到贯彻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杭州的灵隐寺和净慈寺等千年古刹、全国重点寺庙，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维修、保护、恢复和扩建，而且在灵隐佛教旅游景区内的天竺三寺——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镜寺传统的佛教信众进香之地也都相继得到修复、扩建和开放。随着灵隐景区内的灵隐寺、永福寺、天竺三寺等寺院的整修、恢复和开放以及杭州佛学院的建立，近年来，隐藏在灵隐佛教丛林中的一座尚不太为人知晓的千年古刹——中印寺，渐渐显现在世人面前。
　　中印寺位于灵隐小西天景区杭州佛学院之南、法喜寺之北，背枕天竺山、西临中印峰；四周山峦叠翠，茂林修竹掩映，环境幽静，景色宜人，确是一处出家人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据传中印寺为西域僧人宝掌禅师于隋朝开皇年间来到杭州时所建，距今已约有1400余年历史，因宝掌禅师是古天竺中印度人，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出生地命名寺院，称为古天竺中印寺，同时还将中印寺西面的一座山峰称为中印峰。
　　千余年来，中印寺究竟经历了几度兴废虽难详考，但其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脉络还是较为清晰可寻的。上世纪30年代华智法师驻锡时曾使中印寺一度得到过修复兴盛，1948年秋南怀瑾大师也曾在此静修数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印寺因殿宇、房屋、围墙发生倒塌，佛像遭到损毁，寺院几近衰废。1953年，经浙江省佛教协会和杭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月涛法师、副会长维明法师的推荐，时任杭州天宁寺住持明如法师担当了修建中印寺的重任。明如法师率僧众经数年艰辛努力，终于将五开间二层的佛殿、四周围墙、寺院客堂库房等基本修复，佛像全都重塑了金身，寺内的“甘露泉”也得到疏浚恢复了清沏原貌。其间，应慈法师、明旸法师等名僧大德也都曾到中寺印讲经布道，寺院香火一时颇盛。1956年明如法师离开中印寺赴北京中国佛教学院学习。1958年明如从佛学院毕业回到杭州时，中印寺已成为邮电部门举办电信学习班的场所，寺内佛像均遭破坏，原有僧人被迫离去，中印寺已是名存实亡。十年“文革”期间，中印寺更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残垣断壁而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各地佛教寺院也陆续得到修复和开放。1992年，经省、市宗教事务局同意，在省、市佛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明如法师又再次担当起修复中印寺的重任。这次中印寺的修复，实际上是一次重建工程。因为原来的殿堂残存建筑，不仅墙壁大部分已经倒塌，而且原有木结构建筑的梁柱，绝大部分也已被白蚁蛀空，无法再进行补修。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特别是建筑部门多次研究，决定全部拆除原来的殿堂残存建筑，改用钢筋水泥重新建造。重建后的中印寺仍保持了五开间楼上楼下二层殿堂的建筑原貌，殿堂内重塑了部分佛菩萨像，并追回了失散在外的两尊玉佛，原已废弃的“甘露泉”经清理又重新涌出了“甘露”。当时修复所需的资金，主要是靠佛教界自筹解决的。杭州市佛教协会、灵隐寺，上海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圆明讲堂、松江西林寺等各地诸山长老和广大信众的募资资助，特别是时任杭州市佛教协会会长俞昶熙，对中印寺的修复不仅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而且垫付了数十万元的工程巨款，才使中印寺的修复工程得以圆满完成。由于中印寺寺院的规模长期以来都不太大，与周边的灵隐、永福寺和天竺三寺相比就更显得小，所以中印寺又被称为中印庵（佛教界称建筑规模较小、僧人较少的寺院为庵；女僧人——尼姑所处之寺院也称庵）。
　　重建后的中印寺因其规模较小，所处地理位置又较隐僻（在群山环抱中），加之寺内常住僧人不多，自1992年明如法师发愿修寺至2000年，实际在寺的僧人只有明如法师和定兴法师等数人。2000年明如法师因病不起，将寺院全权委托定兴法师管理，此后至今，中印寺也就成了杭州市众多寺院中只有一位僧人（定兴法师）驻守的奇特寺院，寺院的香火与周边诸寺自然也就无法相比了。
　　中印寺的定兴法师为何耐得寂寞，愿意一人执守一座寺院呢？这就说来话长了。定兴法师祖籍上海嘉定，俗姓唐，20岁时，于日军侵华国破家亡之际愤而出家，法号定兴，25岁时来到中印寺，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定兴法师便与中印寺结下了终生之缘。1948年秋，南怀瑾大师因慕中印寺环境幽静，特从庐山来寺静修数月，其间，定兴与南怀瑾朝夕相处，共研佛学，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定兴法师遵守国家政策法规，恪守佛教戒律，力行“农禅并重”，一直执守在中印寺。1958年寺院被占用，定兴不愿还俗，只得暂去师虎桥的西方庵栖身。“文革”期间，杭州除灵隐寺得到保护封存外，其他寺庙均分别被占、被拆、被毁，无处安身的定兴唯有把虔诚的佛教信仰深深地埋在心底，和杭州市的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界人士一起，到当时位于杭州市兴忠巷30号佛会庵内的“十一电讯器材厂”（后改为“杭州立新塑料厂”）去当生产工人，实行“生产自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省、市佛教协会恢复成立，佛教界活动逐步恢复正常，定兴法师也重新回归到僧人的神圣行列。1992年，听到要重建中印寺的消息后，定兴法师竟不顾自身已年逾七旬的高龄，主动请缨要求协助明如法师修复寺院。经市佛教协会会长俞昶熙和明如法师同意，明如和定兴两位老法师同心同德携手主持并圆满完成了中印寺的重建工程，谱写了两位年迈僧人为振兴佛教事业而矢志不移的佳话。
　　自2000年明如法师病重不起之后，中印寺也就成了只有定兴法师一位僧人常驻守护的奇特寺院了。与香客如云、香火旺盛的灵隐寺、永福寺、天竺三寺相比，中印寺香客确实不多、香火确实不旺；与时下某些在寺养尊处优、出行前呼后拥的富贵和尚相比，定兴法师过的确实还是苦行僧般的艰辛时日；不过，在当今浮躁喧嚣的尘世中，要想找一处如同中印寺这般清静脱俗的净土，似已并非易事。只因中印寺太过清苦，以致现在除了只有定兴法师这位耄耋老僧在此执着护持之外，似已无有其他僧人愿来此寺驻留；倒是有不少佛教信众，知道了定兴法师年迈体衰的处境，常有人三三两两地相邀结伴前往探望。后来，吕祖善省长也知道了定兴法师的情况。2004年春节，吕省长还专程登临中印寺看望慰问了定兴法师。此后，吕省长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抽空去中印寺看望慰问老人，中印寺客堂的墙壁上现还挂着吕省长来寺慰问时与定兴法师的合影照。2008年5月，南怀瑾大师来杭州时也特地去中印寺看望了阔别60年之久的老朋友，并与众弟子一起和坐在轮椅上的定兴法师合影留念。此后，年事已高的南怀瑾，每年都要派弟子前往中印寺问候。现在，年已94岁高龄的定兴法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不负明如法师嘱托，活着一天就要看管好寺院一天，决不让寺院在自己手里衰败下去。为振兴寺院，弘扬佛法，他要努力活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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